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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专题|陈悦新:璀璨瑰宝 异彩纷呈——西魏北周的石窟寺艺术

《周书》修订本,中华书局,2022年11月版

北魏末年,政治衰乱,兵连祸结。北方六镇、关陇、河北、山东等地相继爆发起义,北魏王朝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旋即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34年,渤海王高欢立孝静帝,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史称东魏;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535年,关西大行台宇文泰在长安拥立文帝,史称西魏;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部。

政权的对立却不能影响文化的同源与发展,北方东西对峙的两个政权,在佛教艺术的传承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均沿袭北魏王朝平城和洛阳时代皇室权贵开窟造像的传统,石窟寺艺术继续蓬勃发展。

北魏都平城时期,在今大同以西武州山开凿窟龛百余,其中最早的五座石窟是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开凿的,是为“昙曜五窟”。及至献文、孝文诸帝,都在这里大量兴造。云冈石窟气势磅礴,最大的佛像高达十余米,真容巨壮,雕饰奇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石窟艺术更形发展,宣武帝在洛阳以南伊阙龙门山营造石窟,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并自身各建一窟,凡为三所,工程浩大,斩山数十丈,二十余年中用人工八十万以上。至于高官显贵的造像也是盛极一时,龙门断壁上石龛遍布,石佛林立。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成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两大宝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西对峙的两个政权各自开窟造像,石窟寺艺术蔚为大观。

东魏北齐时期,最重要的石窟寺是由高齐皇室、显贵及高僧经营开凿的响堂山石窟。其中北响堂石窟是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为高齐皇室所开,雕刻精美,气势恢弘,充分显示了皇家造像的非凡气度,是东魏北齐石窟造像的精粹所在。北响堂以北洞体量最大,开凿年代最早,洞窟面阔、进深、高均十余米。南响堂石窟由灵化寺僧慧义兴凿,丞相高阿那肱资助修成,并有北齐最高僧官之一沙门统定禅师参与石窟开凿。

西魏北周时期,虽没有发现皇室开窟造像的记载,但由地方最高长官及豪族兴建的大型石窟寺,其规模体量之巨大、造像内容之精美,堪与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石窟比肩。最重要者如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被誉为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宇文泰发迹之处的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武山拉梢寺高约四十米的摩崖大像等,都是西魏北周的大型石窟群,与东魏北齐的石窟寺艺术,交相辉映,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敦煌,北魏末置瓜州。“沙岭晴鸣”是清《敦煌县志》所记敦煌八景之一。

洞窟所在断崖高十五至二十米,南北绵延约一千七百余米,分南北两区,其中有壁画和塑像的内容多集中在南区,编号四百九十二个,北区编号两百四十三个,南北两区总计编号七百三十五个。

早在清末,敦煌莫高窟就引起了关注,地理学家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对莫高窟相关碑碣资料和建窟年代有较详记述。1900年,随着敦煌藏经洞的惊人发现,揭开了敦煌莫高窟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序幕,英、法、日、俄、美等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他们对藏经洞及莫高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是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展开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机构与学者对莫高窟的考察与研究也形成一定规模。新中国成立以后,莫高窟的各项工作才真正走上正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部等有关部门组织了敦煌石窟勘察团,对莫高窟地理环境、保存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北京大学宿白先生首次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与年代。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莫高窟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已经兴盛,《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莫高窟西魏、北周时期重要的洞窟有第二八五、二四八、二四九、二九〇、四二八窟等。西魏时期新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的“秀骨清像”的人物形象,第二四九窟最早出现这种样式。第二八五窟有西魏大统四年和五年(538、539年)题记,是北朝唯一有纪年的洞窟,也是西魏时期最大的一个洞窟,面阔和进深均六米余,高五米(图一、图二)。在西魏洞窟中,论题材内容之丰富和绘塑工艺之精丽,当属第二四九、二八五两窟,推测可能与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有关。今存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的唐碑《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东阳王“修一大窟”。东阳王元荣系北魏宗室,是北魏明元帝四世孙,于北魏末年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年)被封“东阳王”。敦煌写经中已知尾题为东阳王写经的有十二卷,写经的时间集中在孝昌三年(527年)至永熙二年(533年)的北魏末期。推测其开凿洞窟大约也在同时,但洞窟的主体工程应是进入西魏时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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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莫高窟第二八五窟窟室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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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北壁大统四年(538年)题记和供养人

第四二八窟是北周也是北朝时期最大的一个洞窟,面阔和进深均为十余米,面积达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上,通高五点八米(图三)。窟内壁画内容丰富,有不少题材是在莫高窟最早出现的,如南壁的毗卢舍那佛,西壁的金刚宝座塔和涅槃像(图四),东壁的须大拏太子本生等;壁面上绘制的僧俗供养人多至一千二百四十二身。从洞窟的规模与内容上看,最接近《李君莫高窟佛龛碑》所记刺史建平公“修一大窟”。建平公于义,《隋书》有传。于氏乃代北旧族,太和间迁洛,于义在北周时“进封建平郡公”。于义父于谨从魏武西徙,于谨和其子辈俱有功于周室,贵盛于周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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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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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莫高窟第四二八窟西壁涅槃像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四十五公里处。天水,曹魏置秦州,北周设总管府。麦积山因山崖突兀而起,陡壁峭立,形似麦垛,故称之为麦积山,周围林木茂密,自古为“秦地林泉之冠”。“麦积烟雨”是清《直隶秦州新志》所记秦州十景之一。

洞窟开凿在南向崖面上,以凌空架险的栈道相连,令人炫目惊心。洞窟由西崖和东崖,及麦积崖本体东面的王子洞窟区组成,总计编号两百二十一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石窟寺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天水麦积山石窟。1941年4月,陇上学者冯国瑞先生等六人首次冒险到麦积山石窟进行考察,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考证麦积山石窟历史沿革、造像、壁画、建筑及有关碑刻铭文,对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麦积山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开始有序进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北文化部和中央文化部分别组织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对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测绘,以及摄影和考证等工作,推动了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工作。1961年,麦积山石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早在十六国时期,就有著名的高僧来到麦积山活动,《高僧传·玄高传》记载:“(玄)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崖。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

麦积山石窟西魏北周富有特色的是崖阁式窟。现第一、四、五、四十三、四十九、二十八、三十窟七座,为西魏至隋开凿的大型洞窟。今存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宋碑《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记“昔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再修崖阁,重兴寺宇”,崖阁式洞窟的出现可能与此相关。第四十三窟有面阔三间的柱廊,檐柱四根,单檐庑殿顶(图五);窟内分前后室,是“前为享堂,后为墓室”的形制,面阔、进深和高度在六至八米之间。前室平面横椭圆形,穹窿顶,正壁塑主尊倚坐佛像;在正壁塑像后面的后室为平面刀把形,覆斗顶,前宽后窄式的墓穴,墓室内雕仿木结构。该窟形制特殊,窟廊建筑比例秀美,装饰富丽,很可能即是秦州刺史武都王元戊为母所开凿的陵藏。《北史·后妃传》记载:文宣文皇后乙弗氏,“(文)帝复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大统六年(540年),乙弗后被迫自尽,“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麦积山西魏时期的造像温润秀美、含蓄隽永,第四十三窟西侧第四十四窟的泥塑佛像,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造像之一(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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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麦积山第四十三窟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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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麦积山第四十四窟正壁佛像

崖阁窟中最为雄伟壮观的洞窟是俗称上七佛阁的第四窟(图七),它与第三窟、一六八窟为一整体设计的巨大仿木构建筑,即梯道、过廊和殿堂。殿堂面阔三十余米,进深八米余,高十六米,为仿木构七开间、庑殿顶建筑,是中国石窟寺单体洞窟中规模最大的。前廊立柱大部分已经崩塌,主室保存完整,为七个并列的方形大龛。实际上每个龛均为一座方形、攒尖顶、仿木构的洞窟,龛楣浮雕帐饰,龛两侧悬垂流苏,流苏上端衔在龙、凤、象的口中。龛楣上方有塑画相结合的薄肉塑飞天像,面部和肌体用薄薄一层细泥塑出,凸起在画面上(图八),这种高超的造像技艺,使飞天形象极富飘逸、洒脱的韵律感。每个龛内原均塑有一组佛像,壁面影塑千佛,现存主尊像均为宋代重妆。过廊采用人字披仿木式回廊建筑样式,外壁开有窗户,内壁雕刻成排的千佛。这座庞大的洞窟组合推定是由北周大都督李允信所开凿的。流寓北周的南朝著名文人庾信所作《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一文,记录了北周大都督李允信在麦积山造七佛龛事迹,“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植,深悟法门。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亡父造七佛龛。似刻浮檀,如攻水玉;从容满月,照曜青莲;影现须弥,香闻忉利。如斯尘野,还开说法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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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麦积山东崖中部雄伟壮观的第四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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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麦积山第四窟龛楣上方薄肉塑飞天

北魏末年北方边镇起事,至西魏政权建立,天水一带战事频繁。西魏北周政权对天水的经营较为直接,多有皇族出任秦州地方长官,如元戊、元廓,宇文导、宇文广、宇文纯、宇文亮,以及皇亲国戚尉迟迥等;周武帝在保定五年(565年)秋七月行幸秦州。凡此都说明了秦州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中心长安的密切关系,使秦州在西魏北周境内具有了次文化中心的地位。

水帘洞石窟群位于甘肃省武山县东北二十五公里处的榆盘乡钟楼湾村鲁班峡丛山中。武山,北魏置渭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水帘洞石窟群在甘肃省文物普查时被发现。2001年,水帘洞石窟群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帘洞石窟群包括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和显圣池四个单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拉稍寺浅浮雕一佛二菩萨大像(图九)。佛像通高近四十米,是北朝时期最大的佛像之一。佛像肉髻低平,身着通肩式衣,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形仰莲台座上。莲座上的浮雕颇具特色,共有三层动物图案。下层为一排九身大象,居中大象为正面形象,两侧大象为侧面形象,均面朝外侧;中层为卧鹿,上层为卧狮,亦为九身组合。这种动物的排列方式及狮子的形象颇有中亚艺术的特征。佛像两侧的菩萨立像略低于佛像,头戴花冠,上身斜披僧祇支,下身着裙,双手持一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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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拉梢寺摩崖大像

大像左侧下方刻造像题记:“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己卯二月十四日,使持节柱国陇右大都督秦、渭、河、鄯、凉、甘、瓜、成、武、岷、洮、邓、文、康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开国公尉迟迥与比丘释道藏于渭州仙崖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长久,周祚与日月俱永。”(图十)据此可知雕造年代在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功德主为北周实权人物秦州刺史尉迟迥。《周书》本传未记尉迟迥镇陇右事,《北史·尉迟迥传》记“周孝闵践阼(557年),进位柱国大将军,……迁大司马。寻以本官镇陇右。武成元年,进封蜀国公,邑万户,除秦州总管、秦谓等十四州诸军事、陇右大都督”。题记与史书记载可相互印证。尉迟迥崇信佛教,《辩正论》记载:尉迟迥“勋高效重,所在难方,崇善慕福,久而弥著,造妙象寺,四事无阙,法轮恒转,三学倍增”。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尉迟迥雕造大佛,为北周王朝祈福,由此也可旁推北周时期规模庞大的洞窟当与地方权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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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拉梢寺摩崖大像题记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约五十五公里处。固原,北魏置原州,北周设总管府。须弥山峰峦迭翠,苍松挺拔,松柏桃李郁然。“须弥松涛”是清《固原州志》所记固原十景之一。

洞窟开凿在南北长一千八百米、东西宽七百米的范围内,以洞窟的相对集中性分作八区,由南向北俗称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和黑石沟,共有编号洞窟一百三十二个。

须弥山石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之一,其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与关注。1982年,须弥山石窟被列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须弥山北魏和西魏时期为数不多的一批中小型洞窟,特殊的穹窿顶形制与龟兹石窟的穹窿顶相似。这种特殊的穹窿顶形制,是在窟顶与四壁连接处,先折成平顶,然后在中间形成圆周穹起。穹窿顶形制洞窟的开凿可能与中亚古族粟特人有关。汉唐间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大批移居中国,在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都有他们的移民聚落,散布十分广泛,“是一群最有文化气息和移植能力的商胡贩客”。中亚粟特人流寓中国以后,在所经过的地区建立了一些粟特人聚落,原州地区隋唐粟特史姓家族墓地出土的墓志,清晰地记录了自北朝晚期他们移居原州的情况。

佛教东渐最先到达中亚粟特地区,粟特康国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国家。二世纪以来,佛教僧徒陆续赴东方传道,如康僧会、康孟详、康僧铠、康法遂、康道和、释法平、释慧明等,他们大多当属广义范围的粟特人。敦煌莫高窟史姓供养人题记,龙门石窟中康、安、曹、史等姓的题名,表明在粟特人的信仰中佛教占有重要位置。

北周时期是须弥山石窟开凿的高峰期,洞窟规划布局之宏大,仿木结构之精美,造像气势之不凡,窟内雕饰之华丽,堪称须弥山石窟之最。圆光寺区是利用整个崖面开凿的一组洞窟,相国寺区第五十一窟则是利用一座山包独立开凿的巨型大窟,两处洞窟的面阔、通高在十米以上。

在圆光寺区陡峭的崖壁上,分上中下三层,开凿编号第四十二至四十九窟的八个洞窟,其中,第四十五、四十六窟最为精致、富丽。两窟内容相似,洞窟平面呈方形,雕饰仿木结构;壁面及中心柱四面开帐形龛,龛楣浮雕帐饰,龛两侧悬垂流苏,流苏上端衔在龙、凤、象的口中;造像为一佛二菩萨组合,一改前代纤细飘逸的“秀骨清像”之风,呈现出雄浑敦厚的庄严肃穆感;窟顶浮雕飞天、宝瓶、化生、花草;壁面和中心柱基部浮雕供养人、伎乐、神王像。整个洞窟空间结构合理,布局疏密有致,造像高低错落相互呼应,营造出一个动态的佛国世界(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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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须弥山第四十五窟内景

相国寺区第五十一窟,是须弥山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将一座小山包凿空而成。窟内雕饰仿木结构,中心柱四面开龛;主室正壁通面开一大龛,内有三身坐佛像,主室右侧壁仅存一龛;造像高达七米(图十二),气势宏伟,侧壁及中心柱龛内为一佛二菩萨组合。第五十一窟未完工,从现存遗迹分析,当初的开窟计划应是两侧壁各开两个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整体上构成七佛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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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须弥山第五十一窟右壁龛像

在第五十一窟观像,可见佛像双目正视,慈祥中略带威严,令人肃然起敬。这种观瞻效果缘于对大像眼部处理的独特技法,将上眼睑下部做成平面状,眼珠刻在上眼睑底部平面上,这样,礼拜者在仰视时,会看到佛双目凝视的状态。如果按照正常人体雕塑,由下向上看时,就感觉不到传神的目光了。古人匠心独运的奇巧之思为我们带来了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原州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发迹之地,随之成为宇文氏经营的长安西北军事重镇。字文泰之后,先后有数名从将出任原州地方长官,如李贤家族、田弘、窦炽等,以及皇族宇文导、宇文胄。出任时间最长的是李贤。

宇文泰笃信佛法,《续高僧传》记“兴隆释教,崇重大乘。虽摄总万机,而恒扬三宝,第内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周书·李贤传》记录了宇文氏与李贤一族的密切关系,宇文泰镇守原州,“幸贤第,欢宴终日”;并将两个年幼的儿子寄居在李贤家长达六年之久;赐李贤妻吴氏为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宇文泰一子认李贤弟李远做父,李远子李基为宇文泰婿;宇文泰两次巡幸原州;高祖宇文邕幸原州,亲登李贤府第叙谈幼年寄居往事,厚赐李贤一门。

李贤弟李穆在长安造修善寺,《辩正论》记“建兴佛殿,起立僧坊,禅室钟台,靡不精丽,讲堂门屋,咸悉高华”。法门寺残存与佛教活动有关的一块北周结衔题名碑,内有李穆之孙。说明李贤家族可能信仰佛教。

开凿须弥山圆光寺和第五十一窟那样规模宏大的洞窟,也只有地方实权人物具备能力,北周大型洞窟的供养人很可能是这些与长安关系密切的显贵豪族。

永嘉(307-313年)之乱,中州士族南迁,317年,东晋建立,都建康,至581年隋朝建立,最终结束了二百多年的纷扰局面。这期间,南北分裂,东西对峙。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一隅,为华夏衣冠礼乐的“正朔所在”;高齐邺都文物亦承自北魏洛都。西魏北周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远不及南朝梁、陈,及东魏、北齐。因而,在石窟寺艺术的面貌上,表现出南朝和东部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影响因素。

如莫高窟、麦积山、须弥山石窟流行的露胸通肩式佛衣,是萧齐都城建康栖霞山石窟及益州(今成都地区)石刻造像中的主要样式。麦积山石窟的崖阁式窟的外观与北齐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流行的窟外面阔三间的仿木构窟廊相似,佛衣也流行北齐所创制的佛衣样式。

另外,北魏东西分裂后,秦州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凸显。须弥山石窟北周帐形龛两侧流苏自龙、凤、象口中垂下的表现形式,莫高窟西魏北周胁侍菩萨着交领大袖汉式服装等,应是麦积山石窟的影响所致。

西魏北周石窟寺所在地瓜州、秦州、原州等均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处,民族杂居,具备不同文化因素融合的客观条件。

敦煌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佛教文化及其艺术传播的主要中转站。敦煌原来的居民大约大部分是西方系统的少数民族,《高僧传》记西晋高僧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在敦煌翻经的高僧法护为月氏人,敦煌文书具备西域各种文字,反映出汉唐间敦煌人种文化的复杂性。

秦州和原州均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既是交通咽喉,又是军事要冲。汉唐间长安通凉州的南道驿程途经天水,北道驿程途经原州,这两条路线即丝绸之路东段南道和北道。先秦时期戎族曾广泛地活动于天水和固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水与固原先后属于匈奴、羯、氐羌、鲜卑、大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赫连夏政权控制范围内。此外还有驻足于原州的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在固原南郊发掘的数座隋唐墓,所出墓志表明为史姓家族墓地,是昭武九姓史国人的后裔,其祖辈约当北魏后期流寓原州。

这些古代丝路留存的明珠,今天保护设施完备,科研条件提升,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调研考察进一步加强,公众探寻古代艺术的热情高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石窟寺艺术正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中绽放光芒,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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