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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不该只有性别视角

刘远举:个人独立当然要,但不是朝着消灭家庭、或者通过消灭家庭来得到的。这是历史的教训。

在观看《我的姐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部挑动情绪的影片。

其实,作为中产家庭的姐姐,有很多选择空间去照顾弟弟——有很好的亲戚帮忙,也可在四川考研。即便领养,姐姐并不像父母那样,对领养家庭具有侵入性,无需完全隔绝关系——因为姐姐不需要弟弟赡养,情感角色、权利义务关系,都和父母角色完全不一样。养父养母难道反对自己的养子多一个能够相互帮衬的、父母双亡的姐姐吗?影片为了挑动情绪,完全放弃了现实中的诸多可能性。当然,这本身也可以说成是电影的魅力。

但影片中经过“艺术加工”,“高于生活”的真实,会夸大处境。比如,父母双亡后,一个5岁的弟弟,虽然可能会影响婚姻,但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关键问题。毕竟还有一大家还算团结的亲戚,也可以送养,并不用隐瞒。但影片为了强化弟弟对姐姐的影响,不但让姐姐隐瞒,而且,还让弟弟在男朋友一家面前喊姐姐“妈妈”。再不靠谱的舅舅,也不至于在未来的婆家人面前去如此夸大外甥女的困境,给外甥女的婚姻制造困难。

性别问题,则渲染更多。

姐姐从小就受到重男轻女的影响,父亲为了获取二胎准生证,不惜让她假扮残疾。考大学时,被父母偷偷改了志愿,让她在川内读了护士专业,为的就是让女儿早些结婚养家。出车祸的时候,警察说,死者的手机里没有你的相片,我得查实一下你的身份。这些都暗示了一个父母不疼爱的女儿。

其实,川渝地区传统观念并不像中原地区那么强,重男轻女的情况也相对弱一些。特别是在大城市,生存资源并不紧缺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并不会出现严重的偏爱。影片中的诸多回忆,呈现的也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有温情回忆。闹离婚,唯一一套房都放在女儿名下,也是保障她的将来。更何况,弟弟是姐姐上大学之后才出生的,所需的生存资源,不再是同类型的了,并不存在严重的零合竞争。

除了背景引导,影片还生硬的加入了一些戏剧性的、源于网络的典型性别场景。比如,在医院,姐姐爆发的那一幕。住院的一个孕妇,患有子痫应该终止妊娠,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丈夫为了要一个儿子,执意保胎转往上级医院,姐姐直接追出去劝阻孕妇,并家属发生冲突。这一幕的插入比较生硬,但却与网络时常出现的“保小弃大”话题呼应。这都强化了性别话题。

为什么这么做,应该是影片为了把话题定位,同时保持在中产与性别两个定位点上。残酷的性别问题,其实往往出现在低收入阶层,但这个阶层,网络话语权小,中产也缺乏与之共情,不足以引发舆论反响。但是,定位中产却会使得性别议题,乃至困境,失去一部分真实性——难道中产没有能力同时爱两个孩子吗?难道姐姐的选择空间就那么狭小吗?

撇开这一切不谈,即便这些都是真实的,随着父母去世,重男轻女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归根到底,影片其实讲诉的是一个命运面前的抉择故事。

父母离世,唯一的大额资产在自己名下,弟弟需要抚养,弟弟本身并没有错。这不是来自父母的安排,也不是来自舅舅、姑姑的安排,而是一个法律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按顺序担任监护人。其他个人或组织愿意担任监护人也可以,但要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而且,舅舅和姑姑不是法定监护人,姐姐送养弟弟,不需要征求姑姑和舅舅的同意。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改变自己”,但是一个弟弟,是否属于改变掉、摆脱掉的那个对象?甚至这个话题,可以扩展到,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抛弃一个不如意的“天命”?父母的安排与命运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人的命运,会有很多非自我选择的不尽人意之处,有些是无法摆脱的,诸如残疾、疾病、身体缺陷;有些则是可以摆脱的,诸如贫穷的家庭,疯疯癫癫的母亲,弱智兄弟姐妹,生病的孩子。人生有时候就是如此残酷,很多时候,正是因为第一个孩子是弱智、自闭等等,父母才决定生下另外一个,为了一辈子照顾这个兄长的。这远比电影中的情节更为残酷。实际上,影片中姑妈的大儿子,似乎智力也有问题,暗示着她为了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

的确,这个目的是这个孩子一生的沉重的目标,给他的一辈子带来诸多的苦恼、负担、甚至痛苦。但别忘了,这也是这个孩子生命的第一原因。他生命中的一切欢乐、精彩、幸福,皆源于这个原因。这仍然是命运的安排。

2000年,戈尔与布什竞选,大选之后,因为计票纠纷,上诉最高法院,戈尔要求佛州多个区域重新验票,但布什阵营极力阻止,最后,法院没有支持重新人工验票的主张,布什取胜。最后,戈尔发表声明,接受了这一结果——那还是一个优雅的年代。戈尔的演说中,一方面感谢支持者五星期来,努力促成每张票都应计算的努力、捍卫原则问题,另一方面,也接受结果,号召全国支持新总统。具体的句子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记得在他的败选声明中,戈尔说过一个词组:resolved and resigned,即坚定而又顺从(天命)。我觉得,在命运面前的坚定与坦然承受命运的安排,并非不可调和。

面对命运的很多抉择,始终是一个伦理难题,永远找不到一个逻辑上斩钉截铁的答案。姐姐面对的问题同样如此。是放弃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一心一意的抚养弟弟长大成人;还是给弟弟找一个好人家,去追求自己的生活,都是可以接受的选择,都没有错。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广泛的选择。

影片虽然给出了暗示,但也无法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影片中的两条线,共同探讨了这个问题。

一个是姑妈这条线。姑妈是一个苦命的人,先是扶助弟弟放弃学业,后来又放弃自己的事业,帮助弟弟带孩子,再后来,丈夫生病,儿子有智力问题。在这一系列生活中,姑妈养成了为他人而生活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但在影片后半部分,也说出了,“不能所有的娃都套在同一个框子里”。

但与此同时,姐姐从最初说房子是自己的,打定主意要把弟弟送人领养,但最后拒绝签字,姐姐自己也在转变。这是影片一个常见处理手法,随着剧情发展,一开始立场相反的角色,随着剧情发展,向对方立场转变。

虽然,影片最终也没有确定的结果,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隐约指向的暗示却呼之欲出。最终,姐姐会选择和弟弟一起生活。这种转变,让人想起一部老电影,由达斯汀•霍夫曼、汤姆•克鲁斯的《雨人》。这部1988年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球奖、金熊奖等多个大奖,讲诉了一个兄弟之间,血缘的亲情打破了原有疏离、重获真挚的手足之情得故事。姐姐与弟弟,也是一个亲情的故事,在命运面前resolved and resigned的故事,而非一个性别故事。

但遗憾的时,电影设置了一个性别话题,作为影片引导的结果,社会舆论对电影的再创作,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话题,把一个伦理上的困境,变得庸俗化、刻板化。最后,性别议题的狭隘空间之下,“姐姐应该放弃弟弟”这个观念,反过来影响了非性别的家庭观念,侵蚀家庭的观念地位。

长兄如父,长女如母,其实这并非一个性别话题,而是一个非性别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问题。甚至更多的时候,这是一个对男性长子的要求。比如,舆论中支持“姐姐更多的不管弟弟”的态度,同样可以置入哥哥和妹妹,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这三组关系。实际上,互联网舆论对后三者的看法会截然不同。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扶弟魔”的模式是广泛存在的,作为对这种状态的一种批评,这些支持“姐姐更多不管未成年弟弟”的态度,有“作为一种激进”的合理性。同时,这也是难免被女权政治正确所影响的结果。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血亲之情,在任何时候,起码在“消灭家庭之前”,都没有错,都是有道德意义的。

个人独立当然要,但不是朝着消灭家庭、或者通过消灭家庭来得到的。这是历史的教训。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激情女权与“消灭家庭”的合流。这很符合逻辑,但却值得深思。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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