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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好莱坞"风华不再 审查下的香港电影式微


广受外界关注的香港电影《忧郁之岛》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但内容涉及政治敏感题材,依据《香港国安法》条例无法公映。在官方和自我审查下,香港电影出路在哪里?"东方好莱坞"还能回到辉煌时代吗?

《忧郁之岛》(Blue Island)确实忧郁,至少对这部片子的发行商来说是这么回事。香港导演陈梓桓执导的电影《忧郁之岛》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提名,但香港本地人在电影院看不到——这一切拜《香港国安法》所赐。

与此同时,原定在香港三个电影节放映的台湾电影《逃跑的人》、《唬烂三小》和《隔离丁尼》同样遭到了审查。港府下达了删减部分片段的要求,但遭片方拒绝,随后,主办方与导演商议决定不放映了。

有“东方之珠”称号的香港,在电影产业上,更在亚洲有先驱地位,二十世纪80年代的鼎盛时期,年产量更达300部电影,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纽约香港关注组”(NY4HK)创办人杨锦霞就回忆,香港文艺最辉煌的年代,不仅有以温情、批判时事的音乐,还有以讽刺为主要形式的喜剧。以黄子华为代表的喜剧演员为观众提供了极佳的观影体验。

但杨锦霞告诉本台记者:“现在这样的题材都不能写了。只有在开放的社会,艺术家才会有出路。(审查)所设置的‘gate’(门)他们无法突破,他们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一定会受到限制。”

1997年后出生的两位年轻演员,在《忧郁之岛》中重演偷渡到香港的陈克治夫妇。(剧照提供/光年映画)

一代人的记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进入黄金巅峰,影响范围覆盖亚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即使1993年起,进入了十年寒冬期,也不乏《无间道》之类的佳作。

前《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收益也是影响港片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江、胡时期的文艺创作环境还相对宽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尤其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导致香港文艺全面倒退。

胡平说,政治因素的考量,当然也是成龙等香港明星向北京表忠心的原因:“当然也为了大陆的市场和观众。尤其当局在收紧,为了不失去大陆市场,他们也会将就大陆的政治尺度,搞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胡平回忆,当时香港的自由、开放、多元流行文化对长期接收主旋律政治文化的大陆人冲击巨大。虽然当时也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港台“的声音,也无法阻挡商业模式运作下的香港文化的传播。

前壹传媒专栏作家和资讯网行政总裁利世民(Simon Lee)赞同这个看法。他说,香港电影业的自我审查也会导致创作进入瓶颈。此外,香港文化产业没有赶上互联网时代的“东风”,也是香港影业式微的原因之一。

前壹传媒专栏作家和资讯网行政总裁利世民(Simon Lee)表示,香港电影业的自我审查也会导致创作进入瓶颈。此外,香港文化产业没有赶上互联网时代的
前壹传媒专栏作家和资讯网行政总裁利世民(Simon Lee)表示,香港电影业的自我审查也会导致创作进入瓶颈。此外,香港文化产业没有赶上互联网时代的"东风",也是香港影业式微的原因之一。(记者凯迪拍摄)

审查与自我审查

利世民说:“香港电影某一程度上的问题是没有接上这个环境变化,当然,现在多了一个忧虑就是言论审查问题。好像香港创作人现在有自己的审查,官方也有他的审查,到最后就是如果要做任何大型制作,风险就大了。”

利世民认为,虽然香港不乏有勇气触及敏感题材的电影人、进行小成本的纪录片制作,但大型融资和制作的匮乏,会长此以往导致香港电影并无大突破,从而反噬香港主流文化的影响力。

杨锦霞则说,在审查制度重挫香港文艺的情况下,影视行业原有的社会影响力必将受到钳制。比如此前较多影片讲述社会弱势群体的故事,通过放映引导社会更多关注这类人的困境。

“歌曲也是一样,现在创作的歌曲也有很深的寓意,但他们避开了直截了当(触及红线)的方法。”杨锦霞提到了罗大佑的著名歌曲《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若做大国公民只须身有钱、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冷暖气候同样影响这都市。”

这首歌因使用了多个寓意、描绘了97年港人回归的心声,面世不久后被中国列为禁歌。虽然一度解封,但2019年因香港“反送中”运动,又再度被禁。

习近平加强文艺管控早有征兆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自由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去年10月,香港立法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该修订条例将严防影片中出现“鼓动、美化或支持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港府表示,如果影片内容被认定不利于国家安全,将被撤销上映许可。而违法的行为人,将面临最高三年监禁或一百万港元的罚款。

习近平对文化的铁腕管控早有预兆。《华盛顿邮报》上个月的报道就找到了一篇习近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写的文章。

1989年,36岁的习近平在福建省宁德市履职。他在名为《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里写道:“我们要反对有的人打着创作自由的幌子,把文艺作为一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工具,诋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党的领导。”

习近平认定政治必须干预文艺,但外界认为,早期他的统治手段较“怀柔”。这篇文章中,当时的习近平也说,艺术家应当有一定的创作自由。随着习近平统治思路的日益完善,各类管控和审查一再收缩。

受困于审查,香港影视行业另寻出路,将眼光投向了国际。多家媒体10月报道,香港导演陈可辛成立了泛亚洲制片公司Changin’ Pictures,目前已获得成龙、甄子丹、章子怡等影视明星加盟。公司从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内地以外的渠道融资,以确保其独立性。外界分析认为,该公司就是为了绕过严格的审查制度。

另一方面,不少香港电影人积极参与“红色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但仍摸不透内地电影审查的“红线”。不仅在香港本土发展受限,北上之路也十分坎坷。陈可辛指导的电影《中国女排》经大量删改才能上映,而电影《李娜》再无下文。

杨锦霞说:“他们要怎么生活,我不晓得,我不是个艺术者,但总归是有路可走,只是这个路比较难走。”

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2046》里、老板问写小说的男主角周慕云:你写的《2047》结局太惨,能不能改一改?还不到香港回归50年的2047年,“东方好莱坞”与“东方之珠”绑在一起的命运,现实中可有周慕云能改写?

记者:经纬   责编:郑崇生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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