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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9年末社会净财富达675万亿元 “流量赶超”已让位于“存量赶超”

2021-02-26T09:14:01Z

路透北京2月26日 - 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是人人关心的“国家大账本”。中国官方智库--社会科学院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社会净财富已经攀升至675.5万亿元人民币,预计2020年肯定超过700万亿。最近十年中国财富增速持续快于名义GDP增速,也即是说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

资料图片:2019年3月,北京,行人经过中央商务区的一个路口。REUTERS/Thomas Peter

周五出席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新书发布研讨会的专家们指出,尽管净财富大幅增长为化解债务风险提供坚实后盾,但中国还是应着力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刚兑包括打破“国企信仰”,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法为继,才能形成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的“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他们认为,国企债务处置可以通过融资平台债务置换、债转股、清理僵屍企业等进行,地方政府债务处理则可以通过扩大地方债券发行,置换地方隐性债务。此外还建议可以考虑处置地方政府持有的资产,来弥补部分收支缺口。

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在研讨会上指出,2009年开始中国净财富占美国比重开始超过中国GDP占美国比重。中国GDP从2000年的10万亿元攀升到2019年的接近100万亿,而财富存量则从2000年的不到39万亿,攀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

“2000-2019年中国名义GDP复合年均增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符合年均增速为16.2%,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更快于实际GDP增速。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张晓晶称。

他表示,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到2020年应该是超过了75%,但是2009年之前中国净财富占美国净财富的比重一直在GDP占比之下,2009年以后就开始在GDP占比之上,现在是80%左右。

他认为中国财富积累这么快主要得益于中国的高储蓄以及人民币升值等,但也强调对于中美的财富比较不宜过度解读,因为统计口径略有不同,而且财富的质量比如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折旧年限也不同。另外,从动态视角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以及向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也都会影响财富的积累速度。

具体来看,2019年675.5万亿的社会净财富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占比76%;政府部门财富为162.8万亿,占比24%。其中,房地产占居民全部资产的比重由最高超过60%下降到2019年末的48.8%,房地产对居民财富形成的作用有所下降。

“2000-2009年居民财富平均占比为78.4%,而2010-2019年平均占比下降为75.2%。因此,从21世纪的头10年与之后10年比较来看,居民财富占比下降了2.8个百分点。”张晓晶指出。

**不能“就债务论债务”**

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有多高、是否可持续一直备受国内外的关注。尤其去年为应对疫情冲击,中国不仅提高赤字率,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还大幅增加了地方专项债新增规模。

对此,出席研讨会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中国债务确实上的很快,政府债务上的也很快,但另一面也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资产,资产涨的也很快,这些资产的收益完全可以覆盖债务。

“经常说债务危机危险不危险,看你如果万一需要处置的时候,有没有资产能够处置,中国是完全有的。”他表示,中国国家净财富规模和政府掌控的净财富规模都是超过美国的,尽管量不大,但这使得中国拥有更大空间和韧性来应对各种冲击。

不过他也指出,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券绝大多数由商业银行购买,特别是由地方的小银行购买,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已经外溢到银行系统,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里面,使得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互溢性增强。

中国财政部1月曾透露,截至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46.55万亿元,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负债率)为45.8%,风险总体可控;并表示会持续完善法定债务管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确保法定债券不出现风险。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最新数据,从社会净财富由国内非金融资产和对外净资产构成来看,国内非金融资产由2000年的38.4万亿,上升到2019年的661.9万亿,占比达到98%;对外净资产则由0.48万亿上升到13.6万亿。

从社会净财富由政府部门净资产和居民部门净资产构成来看,广义政府净资产由2000年的8万亿上升到2019年的162.8万亿,居民部门净资产则由30.6万亿上升到512.6万亿。

**关键是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张晓晶认为在存量债务处置上,关键是要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传统债务积累模式不可持续,政府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扭曲了风险定价,使得更多信贷资源流向公共部门,这是债务风险向公共部门集中的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应该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赶超冲动,破除隐性担保和兜底幻觉;突出竞争中性,稳步推进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强制性”作用,这包括推进国有企业的破产重组,清理僵屍企业,以及对债务问题较为严重的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整等。

“在获得信贷资源的时候国企占优势,地方公共部门占优势,去杠杆的时候国企还是有优势,因为去掉的都是民营企业的杠杆,因此要突出竞争中性...要允许国企甚至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打破国企信仰,让风险定价真正走向市场化,”他称。

他并指出,2019年末加计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共计11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13.5%,其中由地方政府持有的资产75.6万亿,占当年GDP的76.6%,“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减持这部分资产,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以此来弥补部分收支缺口。”

“去各个地方调研大家都在哭穷,就是说你看我没办法了,应该多发地方债或者发国债来替换,大家都在要政策,要中央的免费的午餐,要来的比较容易的支持。但其实地方政府有很大量的财富,可以通过处置资产来应对债务问题,”张晓晶称,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自身债务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混改、引入民间资本等释放出了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可以进一步提高产出。

不过李扬表示,尽管从资产负债表看中国政府有大量的资产来处理债务,但是处理过程不那么简单,都是有成本的,“比如能让大量的国企倒闭吗,都是不容易的,也就说在现实的处理过程中还是由摩擦的,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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