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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贸易协定,给全球化一个机会

徐瑾:近期最热门经贸消息,来自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功。中欧经济体量达全球40%,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全球化逆流下,应该如何合理地评估其意义?

2020年末最热门的经贸消息,无疑来自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成功。考虑到中国、欧盟经济体量之和达到全球的40%,这一协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少评论称之为历史性突破。在中美贸易战轰鸣开打2年多之后,这一协定无疑对于全球化派是一大安慰:全球化遭遇逆流,但还没有死去。

与此同时,协定面临的质疑也不少,其最终签署也还必须等待各自议会的最终批准,更不用说执行中的变数。此时,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评估这一谈判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次协定的内容是什么?根据海外媒体报道,欧盟和中国在12月29日终于达成了欧盟-中国全面投资协定(CAI)。按照已经披露的内容,中欧双方在中国行业开放(涉及从制造业、医疗、金融、汽车等领域)、国有企业约束、透明度、强制性技术转让、可持续发展、争端解决方式等方面取得进展。具体来说涉及到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行业开放方面,承诺力度非常大,可以说超过以往类似安排。比如制造业,中国已经做出了全面承诺,只排除了非常有限的行业,主要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这一结果,对于欧盟非常重要,因为大约一半的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就是在制造业部门。欧洲方面对这一协定推动力最大的国家是德国,而中国在本协定中对汽车行业开放的承诺无疑对德国十分有利,德国强大的汽车公司(如戴姆勒、宝马等)一直对进一步开拓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十分感兴趣。

其次,劳动权益一直是欧盟比较在意的内容,也是过去谈判中的争论之一。本次,中国也做了不少承诺,不仅致力于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并对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两项基本公约》也做出具体承诺。

最后,营商环境的平等化,其中重点在于国有企业待遇、补贴透明化、反对强制技术转让。这一向是类似谈判重点。按照欧盟口径,中国的国有企业贡献了大约30%的国内生产总值。本次协定相关条款,旨在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要求它们根据商业规范行事,在购买和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不得歧视。协定也对补贴的透明度、反对强制转让技术进行了规范,同时强调标准设置、授权、透明度,给予欧盟企业提供参与标准制定的平等机会。

可以看出,在本分协定中,中国做出了较大让步。那么,中国方面为何让步如此之大?

首先,经济方面的好处不言而喻。按照欧盟口径,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超过1400亿欧元,同期中国对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200亿欧元。2019年中国与欧盟28国GDP之和高达29万亿欧元,可以说,就两个经济体的规模而言,双方的直接投资比例过低,未来成长想象空间巨大。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因为自身经济潜力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外资流入状况一直不佳。按照中债资信的数据,2019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由2018年的6830亿美元下降至6430亿美元,仅为2007年峰值的一半,处在历史低位,其中欧盟的FDI流入相当惨淡,全年同比下降15%至3050亿美元,多个国家的FDI流入状况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2020年数据尚未公布,但是不少机构已经预期情况会更糟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5%至15%。

外国直接投资意味着生意、工厂、就业,对于经济疲软的当下,是很难让人拒绝的橄榄枝。对欧盟而言,面临英国脱欧、实力受损的局面,吸引中国投资,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显然是破除经济乏力的一大助力。

而对中国来说,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拓展与欧盟的商业关系,收益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战略的。

中国经济的腾飞,某种程度上就伴随着利用外资的过程。可以说,作为一个有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国,即使经济减速,中国经济增速始终高出发达经济体不少。因此,中国经济吸引力不言而喻,一方面是增长最快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也是历年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

早期中国是外资投资的接收方,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开始起步,也就是所谓的“走出去”。按照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数据,在2005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100亿美元,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在2016年达到顶点。当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接近中国GDP的2%。然而好景不长,此后随着中国国内去杠杆以及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对外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17年降低为1380亿美元,2018年更是不到1000亿美元。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FDI)降到50亿美元,是最近十余年最低。对比之下,欧盟还是保持了200亿的体量。

随着美国对中国弹压的加剧,欧盟的适时补位,就显得分外重要。

当然,经济因素从来不是对外协定的全部,政治外交的考量也是本次协定的关键。

中国与欧盟的协定,看起来只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其实背后,一直存在美国的影子。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始终是当下世界的首要强国,也是全球秩序的提供者。

欧盟国家的安全,很大程度是依赖于美国,但是这种依赖,本身又带来二者若即若离的关系。欧洲各国在安全依赖之外,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全面重叠,对美国经营的全球安全秩序也不具备美国那样的感受与切身利益,更愿意在美国容许范围之内展开以自身利益为主要考量的外交活动。回顾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引发反感的同时,却能够在国内赢得不少支持,本身就折射美国对于欧盟等盟友享受安全福利的矛盾心态。

就像上面分析所言,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本身就是对于中美贸易战的突围尝试。近期,中国外长即表示:“中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双方是全面战略伙伴,不是制度性对手。”

对于欧盟而言,对中国的观感,本身并不如同美国般强烈分明。具体从欧盟与美国对华为的不同态度就可以看出。目前拜登政府还没有正式上台,欧盟就急于与中国签订协定,其动机也不言而喻。与中国深度合作,欧盟享受经济回报,同时也不会直接损害其安全网络,何乐而不为。

可以说,对于中国和欧盟而言,这次合作是合则两利,但是间接损害的,则是美国的立场与利益。在中欧协定消息传出之后,乔•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发了一条推文,敦促“就我们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担忧,尽早与欧洲伙伴进行磋商” ;而特朗普政府则迅捷宣布,将会提高部分欧盟产品关税。

对中欧而言,协定条款敲定,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中欧投资协定,还需要得到欧盟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的批准。

更重要的是,协定如何落地,仍旧是个老问题。对于欧洲而言,2019年的《欧中战略展望》虽然承认中国在诸多政策领域是欧盟的合作伙伴,却仍旧将中国视为欧盟的经济竞争者,和政治上的全面性竞争对手。如果这一定位没有根本改变,在协定执行过程中一些分歧发生的时候,对协定的坚持将会遭遇挑战。

对中国而言,协定中对国企国民地位、透明度、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争议的规则性解决等条款的承诺,其实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在对内改革遭遇体制性阻力之时,依靠对外开放来获得冲关夺隘的动能。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一贯的路径,只不过如同历次情况表明的,这需要中国同时具备坚定的政治意愿,去执行这一方向的改革。假设政治意愿不足够,那么,部门地方执行中的折扣与灰色地带,不难令协定执行遇阻回落。如果写下就是永恒,那么何以WTO框架,目前成为一个僵局呢?更不用说,美国的立场与后续动作,对于这一协定的未来,仍旧添加了不确定性。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更多可见作者公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作者近期出版新书《趋势:洞察未来经济的30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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