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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紧张关系恶化,美国“汉学热”开始降温 - 华尔街日报

麦克‧汤普森(Mike Thompson)去年准备去北京,他申请到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打算对中国政府如何招聘和培训干部做一番调研。

去年7月,美国宣布暂停所有在中国的富布赖特奖学金项目,这是美国针对中国打压香港而采取的一系列制裁之一。受此影响,富布赖特项目为汤普森和其他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种变通的方式,允许他们把实地考察工作转移到台湾进行。于是,汤普森改变了研究领域,将台湾的官僚文化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现年30岁的汤普森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名博士生,他头一次来中国是在2009年。

“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挫折,对美中关系而言则是重大的退步。”汤普森说。

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已较2011-2012年高峰时减少超过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台湾的美国留学生数量增长了近55%。

这一转变发生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而据教育界人士说,早在新冠疫情之前,这种变化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指出,美国高校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已经降温。

按照教育界的说法,几十年来的接触让许多美国学生融入了中国社会,这是远隔重洋、纸上谈兵式的研究永远做不到的。

三十年前,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学荣誉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与友人共同创办了普林斯顿暑期北京中文培训班(简称:普北班),当时他就强调融入中国人当地生活的重要性。按照要求,普北班的学员只能说中文,老师还鼓励他们在北京的早点摊上买油条。“不是知道几个中文字就可以了。”林培瑞说,“应该能够以一种平常又轻松的方式与人交流。”

林培瑞谈到了疫情对普北班项目造成的强烈冲击,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林培瑞对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从1996年开始,他就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

阿曼达‧莫里森(Amanda Morrison)在父亲的鼓励下从高中就开始学习中文,她的父亲曾在中国做生意。大学期间,她两次去中国,其中一次参加了普北班。2019年念研究生期间,她第三次来到中国,她说,那时候她发现自己会更加小心谨慎,以免冒犯中国同学。

她与中国朋友有过多次坦率的交谈,但有一次,当她在课堂讨论中提到中国的高科技监控工具时,她说有一位中国同学的表情变得相当难看,然后此人就离开教室了。“这样的情况说明大家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提醒我以后要谨言慎行,”莫里森说。她目前在美国制作一个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纪录片。

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全世界正在金融危机中奋力挣扎,而中国经济却经历了一轮发展热潮。那正是中国“敞开胸襟”的时候,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中文项目负责人周明朗说。“近年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表示。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后,马里兰大学主办了几场“乒乓外交”比赛。近年来,马里兰大学报名学习中文课的人越来越少,周明朗教授说,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选择去台湾学习,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社交媒体,不像在中国,这些网站是被屏蔽的。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说,她的学生现在普遍把中国看成潜在的敌人,或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10到15年前,中国在他们眼中还是一片机遇之地。

现年51岁的加拉格尔在1989年第一次来中国,她说,不管中国是否被看成国家安全威胁,减少双边交流都是一个错误。“即便从利己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他们收到大量来自美国学生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表达了想到中国学习的兴趣。

“谎言和敌意已开始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引发误解与隔阂,同时也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阻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我们为此深感担忧。为了扫清阻碍、消除误解、构建互信,我们需要推动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与教育合作,中方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这方面取得进步。”

在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以前,美国学生大多只能在台湾学习中文。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数字,1995-2005年,比起赴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前往中国的美国学生人数仍不算多,但后者在此期间的增幅超过了五倍。

马瑞欣(Neysun Mahboubi)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学者,用他的话说,1995年夏天的普北班之行给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扇窗户一下子向我打开,加上中文水平的进步,我亲眼见证了一些重大的历史进程。”马瑞欣说。他还谈到,这段经历“对之后25年来我的每一个职业选择都产生了影响。”马瑞欣说,后来许多同学的工作都和中国密切相关,其中一位同学还参与了上海迪士尼的创建。

其中一位普北班的同学博明(Matthew Pottinger)曾是《华尔街日报》记者,后来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但最近已经辞职。在他任职期间,博明参与制定了特朗普政府的部分对华政策。去年5月,他参加了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主办的一个网络活动,全程用中文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

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对美国高校的最新调查,美国的外语学习人数呈整体下降趋势,2016年的外语学习人数较2013年减少9%。其中,中文学生降幅尤为明显,同期人数减少了13%。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项目负责人蒋冕华指出,该校自二战以来就设有中文项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过后的几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学生人数超过了1,000人,但此后逐渐减少,如今已降至700人上下。

近年来,许多学校纷纷关闭了由中国政府出资成立的孔子学院。当初,为促进中文学习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大学总共开设了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后来,孔子学院遭到的批评声越来越多,被视为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2018年,美国国会削减了国防部向参与机构提供的部分经费。

马里兰大学的周明朗指出,尽管如此,中国的美国留学生数量仍远远超过台湾的美国留学生人数,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可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他说,曾在台湾学习的老一辈中国问题学者其实更同情台湾。

过去20年间,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中文项目主管张宽(Karl Zhang)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带学生来北京旅行,但他说,去年他打算把活动改到台湾举行,只是后来的新冠疫情中断了这次台湾之行。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鼓励学生在不久的将来接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中国学习。“目前来说,我不会那么积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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