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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配?”:中国社会的“资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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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日前正式宣布进军娱乐圈。她是任正非第二任妻子姚凌所生,随母姓,也因这一特殊身份而被戏称为“华为二公主”,据说其父也支持她“搞文艺”。

虽然娱乐圈的人不怕没争议,甚至只怕没争议,但她遇到的第一波争议可能也有点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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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最高赞的一条留言说,这“类似于去年初的:‘她如果是红四代,开车进故宫还情有可原,但她只是个嫁进去的普通人空姐。’”

确实有点好笑,毕竟寻常人家里的小女孩被叫作“小公主”,也没见人这么急怒攻心。关晓彤还把自己定位为“京圈格格”,因为“公主”和“格格”在如今这个平民化的时代里,早已不算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身份了。但这里的反感,细想却又并不仅仅是对权力地位本身,这究竟算是基于什么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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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在于:中国社会的底色还是等级制下的身份地位,所以凡事讲“资格”**。因此,人们反对的不是特权本身,而是强调你没有资格享有特权**。在此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对应不同的规格待遇。因此,“人上人”那样也罢了,但就凭你?

这一点其实鲁迅早就道破了,《阿Q正传》里赵老太爷骂阿Q:“你怎么会姓赵?你怎么配姓赵?”——姓氏本来只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符号,但在这里也是一种“资格”,意味着和赵老太爷同宗的“身份”,而无此资格者冒用,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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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彻底的规范人,强调“君子思不出其位”,每个人各安本分

本来,儒家思想所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中国人传统上理解的“规矩”,其实就是伴随着身份地位而来的一整套角色规范。如果一个人僭越了自己的身份,那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眼里,便是“乱了规矩”,甚至是社会失范的征兆。

正因此,中国历代所制礼仪,其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等级的差异性,彰显身份地位的不可逾越,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明太祖朱元璋再三重申这些禁令,明确指出要避免等级制度混乱,禁止任何偏离。这些规范事无巨细,从官员不得掩饰其级别,到百姓不得取名用帝王等字样,平民、商人使用超越其等级的事物,均属“越制”的大罪

与此同时,中国这样一个编户齐民的社会却又是相对平等的,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承认人们有机会向上流动。于是,人们在恪守礼法秩序的同时,又怀有一种特殊的公平意识和反叛心理:凭什么你行,我就不行?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多情的大理王爷段正淳在被迷药制住后,有一段描写:

果然听得马夫人问道:“段郎,你肯不肯和我做长久夫妻?”

段正淳笑道:“你这人忒是厉害,好啦,我投降啦。明儿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我娶你为镇南王的侧妃。”

秦红棉和阮星竹听了,又是一阵妒火攻心,均想:“这贱人有什么好?你不答允我,却答允了她。”

在此隐藏着强烈的嫉恨:凭什么是你?这在一个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中更容易生发,因为“熟悉产生鄙夷”,人们很难承认自己在什么地方不如人。最终,这有时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动力:如果连他都行,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甚至是“**你不配,我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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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同侪之间的激烈竞争,最终却维持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因为人们实际上既不反对秩序顶端的裁决者,也不反对等级秩序本身,反倒是自觉地维护这一等级制,仿佛唯一的问题是有一些名不副实的人败坏、逾越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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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平等观,因为它指向的是当事人的“资格”——仿佛此人如果确有资格,那就没问题。这就造成一种羡憎交织的双重心态:抵触同侪将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显化,但对“王室”和“贵族”又有着莫名的艳羡。

诡异的一点是:这看似叛逆,其实却又是保守和顺服的。因为发出这种抗议声的人未必不想要这样的特权,也正是这种“想要而得不到”才具有爆点。事实上,像“开着大奔进故宫”的事主也完全明白这一点,否则这种炫耀就无法招来羡慕、妒忌,正是这才带来权力的满足感。在这里,演员和观众实际上是同一类人

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炫耀身份特权本身可说是他们试图将权力和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本,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很多暴发户都想把自己孩子培养成“贵族”——但“贵族”不是“培养”出来的,这些做法往往倒是适得其反,因为中国人并不认可这种合法性。按王学泰的观点,中国人只认三种:血统、打江山的、考出来的。所以,“红四代也还情有可原,就你,还贵族?”

客观地说,这固然是因为中国深厚的儒家传统,但每个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经历。此时,人们看到了机会(“我也有权得到”),而社会上升机制却未必完善,以至于一些看起来“德不配位”的人倒是趾高气昂。此时,人们想的是如何让自己也捞到一点好处,吁求的其实是公平的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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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Hedrick
Smith在1970年代常驻莫斯科,事后根据自己的观察写成《俄国人》一书,他发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度里,人们还是有着比在西方具有多得多的等级、阶级和地位的观念”,“权贵们把这些特权都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极端鄙视普通人,那种骄横的态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们,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

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社会出现这样的心态绝非偶然: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体相信彼此均等,对公平越发敏感,本能地对权力和金钱的肆意张扬有所抵制;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充满社达气氛的社会里,当一个“人上人”仍然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既造成一种狂躁焦虑的心态,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内在的巨大动力之一。

不过,吊诡之处在于,只有势利眼才会那么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急于通过他们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格调》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如今,只有把帽子当作无足轻重的饰物,才能赋予它等级的意味。严肃地看待戴帽一事,只会使自己的身份降低。”——当然更不必说,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特权,这本身就是暴发户格调低下的可靠标志。

确实,一个社会即便现代化了,也很难消除这些身份地位的差异,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身份,公共物品也不应根据“资格”来分配享有的权利。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已经在意识层面真正现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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