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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保守主义之败——美国大选的思想观察

赵寻:如果不能从国际思想史角度,透视30年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机制,检讨观想美国大选的偏失,我们就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次提前到来的危机。

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

——斯奈德《论僭政》

没有谁,能设想出这样的结局;也没有谁,敢设想这样的结局。1月4日,特朗普威胁佐治亚州务卿“找出”他需要的一万多张选票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在一派“第二次水门事件”的哗然中,我本以为,支持他的“百万人游行”将因此取消。但特朗普竟再次铤而走险,在两天后的集会讲演中继续攻击民主党大选舞弊,“偷走了我们的胜利!”激怒支持者前去国会山,阻止正在进行的选举人团投票确认,终于酿成了占领国会的暴乱(Riot)。

这是美国大选史上空前的悲剧。但却不是特朗普开创的唯一恶例:自去年11月3日在全民票选中失败以来,特朗普坚持不祝贺拜登胜利;在选举人团投票(20/12)连小股跳票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再次违背承诺,不承认败选。事实上,除发起60多桩无根据的诉讼,特朗普还一再拖延总统权力过渡,企图以“特殊状态”谋划翻盘,无不突破大选惯例。

目前,特朗普已被国会第二次弹劾(1月13),注定将以被起诉审判的奇耻大辱收场。但其淋漓尽致的僭主政治(Tyranny)展演,将持久震惊世界——

为什么,在具有得天独厚的民主传统的美国,也会产生特朗普这样以合法总统之名,行一人统治之实的僭主(Tyrant)?

两个多月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巨量的“华(人)川(普)粉(丝)”,并由此引发了对美国政治的空前论战,这显示“全球思想市场”(global marketplace of ideas)已在中文世界形成。但两月来持续延烧的,却仍是三十年前的“保守主义”议题:他们近乎一致地断言,特朗普将“铁定当选”;而在败局已定之后,又拒不接受。

进入大选年以来,我一直期待特朗普的惨败本身,可以使他们从保守主义的氛围中警醒。但现在看,特朗普的竞选战略——将美国全球化困境归咎为外部敌人与巨型跨国公司的阴谋,民主党左翼中的“内部敌人”对国家的出卖——“脱钩”重回孤立时代的国际主张,都极易与保守主义对传统食古不化的抱残守缺,将现实挫折述诸重启历史的心理习惯,一拍即合。如果不能从国际思想史的角度,透视三十年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机制,检讨观想美国大选的偏失,我们也就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次提前到来的危机。

必须从特朗普的败选说起。这完全超出了中文社会的预期,更令“自媒体”陷入了集体被抛出轨的错愕之中。他们恼羞成怒地站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对立面,而对各种阴谋论,尤其是民主党与科技大公司合作“窃取选票”的谣言,深信不疑;对共和党占多数的高等法院、参议院将与特朗普私相授受,表现出近乎盲目的激情。

他们无视特朗普之败,是历史级别的惨败——输超700万张票是选举史上的第三高负,而连任不成功也是近三十年的第一次——反而在期待成空之后,幻想特朗普采取军管等紧急手段,夺回“胜利”!这是心理严重受挫的表征。但将不共戴天、敌-我对立的党派意识形态,投射到一个自乾隆末年即运行良好的民选传统(1788-)之上,仅仅是什么心理问题吗?

我自己并非行为政治学家,没有资格也不愿反对,哪怕有再多的人参与预测,或影响亲友参投。但以美国大选规模之庞大、规则之复杂,完全可称为世界上最高难度的政治游戏。所以,一开始我即很难理解,“我还不了解美国?特朗普怎么可能会输?”那样的豪情,从何而来?在《为什么要开出特朗普必输的饭局?》中,我曾如此表示自己的惊讶:

在中国,谈论特朗普可能的败选,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10月12日的朋友圈中,我开始警告:“不要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大言炎炎……”竟然被误读为挺川!我只好直言,我并未赌定特朗普。但完全无济于事……

我当然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类的政治常识(我不忍加上引号)。但敌人的敌人,却仍然可能是敌人而非朋友,尤其在事关善恶、是非的问题上。

2016年特朗普胜选,其对“MAG(N)A”(美国独大)的一再宣称,对政治就是“臭又硬的玩意儿”的无情标榜——“ Politics is a nasty and tough thing!”(获胜致辞),对拨弄民粹(populism)的喜好,无不震惊着所有关心世界政治前途的人士。

但在中国,这却被视为美国从“公民-国家”回转“帝国政治”的标志;其所流露的君主人格,更被旋风般地“人-神”化了:金发碧眼的传统白人、虔诚的福音会教徒、保守的商业世家子弟、坚定的安兰德-尼采主义者、嫉恶如仇、敢于单挑,而且“养育了美丽的公主(未来总统)!……”

如果说这一切,只是一个政治素人在登场之初难免引起的错觉,四年来,尤其是新冠瘟疫流行以来,其以连任为唯一目的的荒政、乱政、败政——为保经济增长,竟不进行危机关停,反而攻击民主党夸大死亡人数,无视民生,终致国家大规模感染……这还不足以表明:他只是一个将政治作为棍子,并随时准备用它,堂而皇之地攻击“程序合法性”危险、薄弱之处的僭主?!

所以,早在总统辩论期间,自媒体哄传拜登“丑闻硬盘”之际,我就提醒自由知识界——“该如何才能解释你的失望?”——我不相信,四年前的故技重施,可以再一次震惊民众,并令他们止步不前。10月底,已有8000多万人提前投票的消息,支持了我的判断,所以,我预估最终的投票数可能超过1.5亿:那么,特朗普输掉1000万张票,也都不是不可能了(并未如愿)。

我预料到,开出“特朗普必输的饭局”,会被视为挑衅;却没有预料到,会出现那样真理在握的“华川粉”,尤其是他们中的“华(人)基(督)粉”:他们用正邪之战、天选之子与魔鬼计划……来嘲笑“世俗之辈”的无知,对我主张Progressivism(进步主义)在美国的回归,更加不能容忍——

不就是民主党左派那套?大政府、高税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理性至上、无神论、堕胎、同性婚姻么?

哦,果然,连罗斯福新政也是要反对的!

近三十年来,由于“反激进主义”的当令,是“只有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了”。但在美国,保守主义总还是自由主义的啊。如果模仿柯克(Rusell Kirk)《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心灵》中的滥调,连进步主义也必须反对,就是要以基督教作标准,来锻炼“真自由主义” 的新门槛了!

然而——不说把总统大选,弄成教皇推举的荒唐也罢——为什么,一个生搬欧洲传统到美国的二流思想家,也能给人们如此强烈的信心?

答案是“保守主义”。

但这不是一般所言的“保守主义”。与九十年代初肇兴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这是一种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采取系统性、进攻性的、“反现代性”立场的“全盘保守主义”(wholesale conservatism):任何层面的不一致,都将被视为“半吊子”。

而且,它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美国名称:“亨廷顿主义”(有人正想换成“柯克主义”)。

笔者无意冒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但九十年代初,由余英时先生等发起的,对五四新文化“激进主义”性质的溯源、裁断,及其与大革命(社会革命)、文化大革命……劫难关联 的思想史批判,虽然造成了新的风气,但充其量也只是学术领域内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已。

而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引发的,却是朝野内外的地震。由他所论,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将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文明冲突的预言,当即便赋予了传统文化及其历史关系无与伦比的未来内涵——据说,那是未来国家政治力量的源头活水——而且,由此形成了近三十年的观念氛围。

到目前为止,以由此文扩展而成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引进为开端,亨氏所有的专著除一种外,都已有中译,并几乎都在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所有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包括坎南、布热津斯基等人,从未有过的待遇。

而实际上,《我们是谁?》、《美国政治》、《军人与国家》、《文化的重要作用》,却不仅不是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而且挑明了是美国“国家政治(national politics)”研究。所以,早在九十年代就有人追问——

亨廷顿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秦晖教授指出过,“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的问题。《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批评民主化对秩序和权威的冲击,使人怀疑虑:他本就只有弱的自由主义色彩。2004年,其生前最重要的著作《我们是谁?》出版后,“萨克逊清教徒”文明认同的“国族挑战”,被迅速用于解释“文明的冲突”,其自由主义的世界信念似乎再也不存在了。

是的,如果“我们文明”( Civilization of ours) 只是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孙清教徒)文明,由诸历史文明(civilizations)自由竞争与发展的空间就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代表文明责任的我们文明,与其他历史文明之间的冲突。

而且,既然如此,为什么“文明的冲突”不既是国际关系博弈的准则,也是国内政治的方向?既是宗教文化竞争的原理,也是国家经济的战略……?

下面将证明,这只是一种“情感逻辑‘’。但在一些以国家精英或国师自居者看来,不正是这一“逻辑”,让美国制霸世界成功的秘密,突然变得显豁了么?

最近,一位推动00年代第二次保守主义浪潮的中心人物,就是以对这一秘密的突然解悟,来纪念他三十年来的学思历程的。文章开头,他罕见地承认,自己三十年前并未领会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精意;而翻译出版的亨氏早期著作《军人与国家》中一段对马汉(Mahan)的评论——由美国来承担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的昭昭天命——则使他豁然开朗:既然亨廷顿早就知道,马汉借助于“基督教信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了美国的20世纪的成功,那么不是只有将《文明的冲突?》与马汉的《展望20世纪》对读,才能算合格么?

而如此一来,马汉书中最关键的那个世界历史哲学问题:“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 不就才是“文明冲突论”的本质?原来,亨廷顿貌似国际政治理论的大师,兜售的却无外乎马基雅维利式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冷酷毒计。(刘小枫:《重评“文明冲突论”》,香港《二十一世纪》9月号。

所以,在文中,他不断提示,菲律宾就是马汉等人设计好的、宰制东方的跳板,“要从文明的高度进行审视”。而按他一贯的“西学研究”原则,要嘴上说的是西方问题,心里想的是中国问题,才算入流——揭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秘密毒计,难道就不需要中国人自己,提出亨廷顿那样的世界历史哲学,而只需从“军政”方面部署落实?否则,又如何“从文明的高度进行审视”?

但他已无需明言。处于近三十年的观念氛围之中,点出亨廷顿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一语,已然足够——Huntington不是早已坦承,那就是美国文明成功的秘密吗?“WASP”嘛。中国成功与否的关键,不也就在于能否完全复制这一秘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WASP吗?

从“全球思想市场”的角度,笔者本想谈及近二十年流行的极右翼保守主义,尤其是与“第三帝国”有关的尼采、施米特、施特劳斯(这是些不需要原文的名字)。但其核心人物的心迹自述表明:亨廷顿仍是聚光灯下的A角。他们从布什政府(2000-2008),挖掘出包括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等高官,原来是深得复兴“第三帝国”遗产的、隐微话术的“斯派传人”秘闻,也仍要回到亨廷顿,不,“亨廷顿主义”(huntington-ism)的“显白的教诲”,才更沦肌浃髓。

至于这是不是“黄汉儒教”一类的方案,下面再做评断。但这才是他三十年后,重新解读“文明冲突论”的根本原因。

而按照这一“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冲突”的透彻理解,美国大选不就是奉行这一教旨的WASP,与被世俗主义、多元主义、进步主义、现代主义……败坏的“末人”(the last man )之间的“敌我”战争么?难道,这不正是那些寄希望于特朗普用包括政变的方式翻盘者,所深信不疑的美国文明的底牌?他们不模仿据说是“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柯克(Russell Kirk)的严厉口吻,不怀念孤立主义的“国父”时代……他们不将正寻求连任的福音派总统特朗普,奉为当下完美的代表加以炫耀,岂不是,更不正常吗?

但这不表示,笔者就同意,亨廷顿主义是对全球思想市场潮流的正确把握。或毋宁说,亨廷顿理论即使一度是思想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方法,在布局者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择其虚构了以之为顶点的思想金字塔三十年后,已成为类似 “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装置,不再具有真实的竞争力。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亨廷顿主义形成的机制:它既是心理的,也是制度的;它不仅使后来者接受了这一布局,只能其下层重复增扩,且日渐发展出全盘保守化(wholesale conservation)的观念氛围和论战风格。

一度同样被视为保守主义大师的哈耶克,在其经典的《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有一个极其关键的论断:保守主义只是一种“本质上是投机主义”的对现状的态度,而并无真正的原则。我本不想列述那些被他称为“地道的”保守主义态度:对变化的恐惧、对权力的偏爱、对秩序的敬畏、对传统的怀旧和神秘化……但即使是在态度上,这也与哈耶克欣赏的前瞻性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他真正主张的则是理性的原则——他确信,“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由此自发产生的秩序,也因而有用真正的调节能力。

而“中国保守主义”不仅将二者混为一谈,出现了“只有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高论,而且其原始性的问题,更是根据他们对现状的无限肯定提出来的——

“从目前的现实出发,我们究竟有什么是可以conserve保守的?”

而其答案,也无不是那些具有现实优势地位的传统。一位欲集三千年传统于一身,以“通三统”的新左派,就是如此设计“社会主义儒家共和国”的。当然,这下是“软实力”。

要谈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就得首先问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自家的东西,自家的传统?答案实际是非常清楚的……否定了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又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可言呢?否定了这两个主要的传统,那么中国的大地上自然就只有美国的软实力、日本的软实力、韩国的软实力,而没有什么中国的软实力。”(甘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21世纪经济报道》26/12,2005.)

不是说好“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三统么?“市场经济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的后三十年传统,到哪里去了?难道,那只是由前两个传统直接延伸出来的,无需一谈吗?

我们当然清楚,被这一不通之辈放在宪法高度上的,是从西方新左派学舌而来的所谓“毛泽东的平等传统”。与这一政治性原则相较,所谓儒家传统与共和国传统,不过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根本不具有与之平等的地位,更不用说相互“贯通”——当然,除非按其一贯狂悖粗疏的论战风格,将词意修改为“一竿子捅到底”:“捅”到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儒学和乡镇企业那里去(参氏作《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哈耶克对由社会主义跳转而来的保守主义,不需要进行任何转化的论断,再一次显示出其普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进入公开市场发表、阅读的,当然也就只能是与之不违如愚的“德意志保守主义”了。

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保守主义》中已经指出,德国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并非所谓“民族性”的表现,而是因为它的知识分子:他们虽都有过赞同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却因德国社会不能养活他们而回到体制。他们“都是典型的辩护家、意识形态专家”,善于为自己效力的对象提供基础和支持,“而不管它本身是什么。”因而,作为他们最高成就的“浪漫哲学”,也无非是对即将消逝的旧欧洲这一现实的“非理性”肯定,从根本上看仍是反动的。

曼海姆也通过对“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溯源分析,找到了魏玛德国(1918-1933)失败的根源:保守主义将“纳粹”看作是自己召唤出的力量,并期待用以后者对付顽固的左翼。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也正是近三十年来的西学译介中的明星:海德格尔、施米特、斯宾格勒、梅尼克(Friedrich Meiecke,又译“迈内克” [其鼓吹国家理性的巨著《马基雅维利主义》,正在此名之下]。)

近十年来,学界各门,不仅人人争当“右派”,甚至已经到了离开“帝国、秩序、文明、传统、成熟、敌我、利益、平衡”等几个切口一样的关键词,无法说出自认为有思想学术感觉的话语的地步。由此(加尼采、施特劳斯),不也正可见出他们追求的底里所在?

公正地说,在“德国形而上学”的长期诱惑之后,引进亨廷顿,无论如何是值得欢迎的变化。但亨廷顿的主义化却表明,这仍是那老调的重弹。

以无人不知的有关WASP文明论的渲染撏撦而言。《我们是谁?》只有第四章,是对Anglo-Protestant Culture的论述——请注意,是“盎格鲁清教徒文化”,“AP”!——而且,完全是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典范之下的延伸,看不到特殊主义的,更不用说种族主义的痕迹。理由很简单,那将与他回应“美利坚国族认同的挑战”的目标自相矛盾:如果这一被称为熔炉的价值,也都只是地方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他如何能在理论上克服这一挑战?如果只是要寻求政治的解决,他为何不藏起这一殖民主义的“诡计”,而将WASP置于现实的危险之中?是的,在所有的城市地区,WASP都不是多数。

他该不是,没读过马基雅维利的“狐狸”,而只读了施特劳斯的“授课笔记”吧?

这当然不是在反对,“亨廷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即是如此,他也绝不属于他在“三种保守主义”的划分中的“贵族式的保守主义者”、“自主式的保守主义者”——巧合的是,在亨廷顿的有关批评中都特别提到了柯克,那些用他为柯克增重的“作者”,应细读这两段:

在柯克的书中看不到对美国宪政民主的有力捍卫,而是充斥着一个做作的、多愁善感的、满是乡愁的、渴望久已逝去的社会的怀旧者的形象。他和他的伙伴们与现代美国完全不合拍、不同步。

新保守主义者渴望在一次思想运动中获得认同的安全,匆忙地游走于美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复活那些已被遗忘许久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很少有什么比这更徒劳无益或者不得要领了。

亨廷顿:《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1957年。

是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亨廷顿对保守主义的否定与批评。在亨廷顿全盘保守主义化的过程中,这是被弯曲得最为厉害的地方:符合逻辑的话,他总应避免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吧。

如果说,他是保守主义者,他也不可能赞同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认同上,同时成为保守主义者。

而对于那些认为,只有坚持保守主义,才能够保守自由的人,这也毋宁是在说:只有坚守自由主义的原则,才能维持保守的价值。

那么,亨氏是否就是为了保卫美国第一流的制度,不断寻找外部敌人的“情景式的保守主义者”呢?按斯派传人的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写作《文明的冲突》的背景,是随柏林墙倒塌,在意识形态烟消云散之后,重新露出的文明断层线上,不断散裂出的战火和新的国家——那时崛起并非中国,而是“亚洲四小龙”——更非今日也未见崛起的伊朗、印度!

要知道,断言中美“必有一战”的,是艾力森(G. Allison):而“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也非中心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新势力对旧有结构平衡的冲撞。人际关系的秘闻于九流十家,说到底,也就不过耳食目论。

让我们重新回到特朗普的败选。不能不承认,之所以有全军尽墨的特朗普当选的预测,即在于对国际思想市场上保守主义,有这样近乎一致的“错爱”:对全盘保守主义的肯定,尤其与真实的美国民意背道而驰。

至今仍有人将特朗普视为全盘保守主义的坚定粉丝。毕竟,他是“福音教派”的“忠实信徒”;而按在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中发现施特劳斯学派的路数,还能找不到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吗?能。实际上,副总统彭斯就曾在国会对记者公开谈过,柯克对他的关键影响:(Pence's key influence: conservative thinker Russell Kirk (indystar.com)

但对于特朗普而言,不要说彭斯只是“无用的忠诚”的工具;宗教、政治、宪法、国父、时贤、盟邦……于他,同样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他标榜追随林肯,“为黑人做过很多”,却一直“白人至上主义恶行”的诉讼不断;他动口辄称秩序-法律,却一再对最高法院人员进行党派化安排——新的任命三个大法官都是GOP,而对国会的立法权力,更一再“杯葛”;“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他的旗帜了,但他手毁盟邦如弃纸,枉顾罗马,……大不列颠,战后美国,所有伟大国家无不是世界性的国家,绝不孤立自存;至于宗教信仰,恐怕连华基粉,也无法使他的言行看起来,与一般的信众水平“大概齐”(据说,是“大概一样”的意思。)——总之,对他来说,只有“不可战胜”,才是不可战胜的。他永远不会“承认事实”:因为,那样就存在输或赢。

为此,他可以嘲笑希拉里与一切弱者,都是“loser”;而当翻盘一个个成为现实后,他却高叫:他是“邪恶阴谋的受害者”,他的胜利被“偷窃”了!

所以,早在特朗普胜选的2016年当天,我就写下了对他作为“政治僭主”的哀辞:“那些没有学过希腊,遂以为民主制度能抵御一切病毒(木马呢?)的幼稚分子,看好了——让现实的鞭子,教你仰望柏拉图!那些在七十多年依靠善意维持的国际关系中不知餍足,骂骂咧咧的内外五毛们,听好了——再也没人敲门来叫,别打你妈妈:因为,那纯属你家‘私事’!……总之,‘为恶无止极’。无人可以从中获胜,包括愚而好自用的僭主们。”

我没想到,僭主研究,而且是有关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研究,会在此后成为全球思想市场的日兴的潮流。

斯奈德《论僭政:二十世纪的二十个教训》(Timothy Snyder,On Tyranny: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2017出版后,一举成为迄今最受瞩目的著作,极为罕见地拥有了两种研究:《综述、分析、评论》(Summary,Analysis,and review of Timothy Snyder's On Tyranny)和《研究指南》(Study Guid: On Tyranny by Timothy Snyder)。

这位执教耶鲁的政治史名家,从欧洲极权主义的历史中,提炼出二十个最重要的教训,警告美国:威权主义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可以“例外”地幸免于难的理由。这些教诲中,最令人赞叹的,当然是他的为自由而战的勇气:“如果我们之中无人准备好为自由而死,那么所有人都会在僭政之下死亡。”(20.)但他不是道德主义的“良心论”者,他清楚没有制度和组织保护的良心,是如何在纳粹德国是随风散尽的,他警醒要“2.捍卫组织;13.建立私人私生活;14.奉行实体(corporeal)政治。”

事实上,斯奈德在僭政批判中提出的最值得珍惜的教训,也是有关日常生活世界的抵抗的:“相信真实(10.Believe in truth)”!

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如果没有事情是真的,此后也就无人能够批评权力,因为没有可以支持那样做的(事实上的)基础了。如果没有事情是真的,那么所有一切就都是奇观(spectle),最大的钱包最能支付最亮“瞎眼”的焰火。

在一个所谓“后真相”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斯奈德是深知其要的:“Post-truth is Pre-facism.”(后真相,就是前纳粹。)

当特朗普在大众投票中失败却拒不接受,扬言只有自己的选票合法,而民主党与大数字公司合谋舞弊,“偷走了自己的胜利 ”的危机时刻,他鼓舞自己站了出来。在Trump's big elect lie Pushes America toward autocracy(《特朗普的大选谎把美国推向一人专制》)一文中,他无畏地警告美国,那个毁灭德国魏玛共和的谣言——犹太人“背后捅刀(stab in the back)”——现在已在美国复兴。(《纽约时报》,11/11,2020.)

作为大屠杀的著名研究者,他当然清楚,犹太人的背后捅刀,不过是德国的保守主义者与军事强人兴登堡(P.V. Hindenburg)自我美化的谎言。虽然借助了胜利国没有实施国内占领、在国外的投降少有人知的假象——以及一个外国(英国)军官的嘴巴,但真正被欺骗利用的,却是民众沉溺于帝国军事光荣的怀旧心理。他们不愿接受德国在欧洲的二流地位,将责任推诿给接受凡尔赛战败条约的魏玛共和国的领导阶层——那些企图将德国从梦寐中拯救出来的温和的理性主义者——“见利忘义”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被称为“11月罪人”,出卖国家的罪名使他们成为随时待宰的羔羊,在当时虽未被立即报复,却为同样深信这一神话的“下士”希特勒,在攫取权力后反复敲诈利用:他把他们称为德国内部最危险的敌人,扬言只有从肉体上将他们消除,才能扫清帝国复兴的障碍。这才是“反犹主义”的根源。

而对特朗普来说,要为今日美国现实困境负责的,是那些主张社会主义、高税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的左翼民主党,被全球化利益驱动的、贪得无厌的大数字公司,被理性、科学欺骗的进步主义者、无神论者、自由堕胎论者、同性婚恋者……他们联手覆灭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希望,是这个国家的“内部的敌人”。现在,他们又偷走了他的胜利,使他成了这些“内部敌人的受害者”(victim of internal enemies ),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防卫性的。

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斯奈德说,一个合法民选的总统,竟然以“内部敌人的受害者”的说辞,使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民成为可以公开报复的“内部敌人”,这是在把民主政治变为一个人独裁。我们知道,这也正是政治学对“僭主”(Tyrant)最经典的定义——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贡斯当的《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都是如此。

但斯奈德指出,特朗普所说的偷窃并不真实(false)!为此,他也给出了这场真相之战中最完美的论证。

和总统选举一起产生的议员们,他们的名字都写在同一张选票之上,为什么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发现偷窃?因为,这根本就不存在。

我无法评估,斯奈德以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对学术伦理的坚守(5),为他自己和美国“(所)找出(的这个)事实”(11),对今次美国大选的意义。但他以极度的严肃,将僭主看做是现代政治的最大威胁,必定已经为所有真正的“爱国者(patriot)”树起了典范。

继之而起的另一部研究僭主政治的著作,是赫特(Benjamin C. Hett)的《民主之死》(The Death of Democracy)。他直接地讨论了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在魏玛共和陨落中的责任:是谁支持了希特勒的崛起,然而再改变心意,转而反对他?

与一般的纳粹史研究结论不同,赫特提醒读者:支持希特勒的,除了那些希望借投票支持纳粹的力量,稳定秩序保护自己利益的商界领袖和军队司令之外,那些对“日增的好斗神话与非理性趋势”不满的公众,同样支持希特勒。德国保守主义的悲剧在于,他们自以为能控制希特勒。

没有比巴本(F. Papen)的命运,更能显示这一点。这位靠支持老军头兴登堡竞选总统成功,从而成为总理的天主教党叛徒,也正是力推希特勒上位的关键人物:他向垂暮的总统保证,自己可以控制他,并出任内阁副职。但随着纳粹势力的坐大,依靠保守党在内阁的优势,已完全无法阻止希特勒。

因为,在纳粹一家独大之前,对民主规范的表面尊重,可以使希特勒获得呼吸的空间,保守主义和他之间,以形式合法性兑换实力的交易,还可以进行;而在二者合一之后,保守主义也就失去了意义。

只有在这时,他们才重新走向社会。1934年,巴本在马堡大学发表“人道主义与良心自由”的讲演,公开警告德国:必须作为中欧诸民族中的一个而不是自我孤立,引起了希特勒集团的恐慌。但他既不能与右翼的反对派和解,也不能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形成新的多数派。因为,魏玛反对政党之间的相互敌对,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由一个希特勒那样的人,来实施无法律的、野蛮的独裁统治。”“也老大不愿与他们的对手,进行妥协。” 他们似乎宁愿等待“长刀之夜”(Night of long knife)降临。虽然巴本在长刀清洗中,被捕不久便被释放,但从此,德国再也没有批评纳粹的声音了——包括巴本那位的师爷,崇尚保守主义革命的施米特(Carl Schmitt),也转向新仓觅米矣。

“在赫特看来,这一历史对今日的保守主义者的教训,已极为明显:不要反对那些使共和国连接在一起的原则,因为总有一天需要秩序;不要摧毁那些尊重规则的反对者,有一天你会怀念他们。”斯奈德在为此书所写的评论中,曾有如此精辟的总结(《纳粹在德国如何夺权?》How did Nazis gain power in German?)。

我想略加发挥的是,任何保守主义的反-革命企图,都将促成僭主政治的成功:无论是将现实的困境归咎为历史的挫折,并以拯救历史的方式重启现实,还是对传统食古不化的抱残守缺,都极易与没有任何伦理底线,以求一逞的强势人物,一拍即合。我不能忘记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中为他们写下的恨世之言——

虽然我只身而去,像一条独龙,但我也将使那些人在谈起我时,如见到它的沼泽,瞿然变色。

了不起的朱生豪用神来之笔,把剧名译为:“英雄叛国记”,虽然我只是参考了他的译文,但我必须表出:他让我从一开始就理解了“僭主”的心智。

(注:赵寻,北京大学博士,香港大学前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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