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商业中心,香港长期以来一直宣扬自己是公司信息登记透明度较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制度曾帮助外界了解中国权贵家族的财富,曝光腐败,并披露涉嫌违反伊朗制裁的行为。

如今,香港政府正试图限制公众查阅有关公司所有者和董事身份的详细信息。记者团体和投资者表示,此举将削弱公司透明度,减少新闻自由,同时保护政治和商业精英的利益。

由于受到很多专业团体、媒体机构和银行人士的反对,香港政府八年前曾搁置类似计划。相关立法这一次很可能会顺利通过,因为反对派被赶出了立法机构,对公众意见的重视程度也大大降低。去年以来,北京方面通过国家安全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香港治理的控制。

上周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称,对于有付费墙的公司登记信息,根据新规将禁止公众查阅家庭住址和完整的身份证号码,以保护隐私。她表示,这些调整将有助于防止起底,防止个人资料被武器化和假消息的传播。她认为,记者没有特权获取相关信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新规旨在保护隐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新规旨在保护隐私。

图片来源:Vernon Yuen/NurPhoto/Zuma Press

激进投资者魏大卫(David Webb)称,这种做法在2013年被阻止了,现在又卷土重来。他当时参与了反对这一变革的行动。魏大卫表示,允许董事模糊自己的身份,会降低研究人员和记者曝光阴暗面的能力。

他说,香港的做法将与国际上推动提高透明度的做法背道而驰。魏大卫称,香港应该取消信息的“付费墙”,就像新西兰和英国等国家一样。

前香港立法会会计界议员梁继昌(Kenneth Leung)表示,对于银行业者、律师和其他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包括从事并购的人员而言,这个提案是坏消息。去年,梁继昌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他说,这意味着花钱更多,速度更慢,有时候会错失交易。他指出,不同的是,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按照新的规定,金融机构将可以透过申请取得完整个人资料。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称,这项安排与其他普通法司法辖区的安排类似,尤其是像英国,董事的住址信息只有特定人士才可查阅。

为公司提供尽职调查建议的机构Control Risks的合伙人Ben Wootliff称,新规将使公司,尤其是银行,更难了解董事所处的关系网。

2013年,香港银行公会(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曾承认允许公众继续查阅数据的好处。该公会上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各地的记者也利用香港公司登记的信息来揭开全球资金的踪迹,包括寻找违反朝鲜制裁的船只的线索。相关信息已被用来统计属于中国领导人家庭成员的资产,并揭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涉嫌与伊朗进行的违反制裁的交易。

一些公司所有者使用秘书公司以及俗称的“白手套”(即注册为股东的中介机构来模糊真实的所有权),但这仍然会留下纸面痕迹,有时可以通过调查予以揭示。

前调查记者杨量杰说,很多问题公司把秘书公司的地址当作自己的地址,找到其董事的惟一方式是通过个人地址。他表示,这个数据库是记者最常使用的工具。

香港记者协会(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表示,这些限制将妨碍记者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能力,而且政府未经适当的公众咨询就推动这项调整。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已敦促政府重新考虑,称这些调整将大大削弱公司登记册信息效用,并阻碍各种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专业人士工作。

香港政府已就记者使用这些官方数据库的做法发出一次警告。

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Bao Choy) 3月24日出庭受审,此前她被检方指控查册车牌时作出虚假陈述。蔡玉玲在调查警方如何处理2019年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一次暴徒袭击时,曾寻找过这些资料。

该指控已使其他记者不敢使用政府的汽车、公司和房产信息数据库。蔡玉玲否认这一指控。

上述调整公司信息登记制度的提案定于本周在香港立法机构推进,该机构目前由亲建制派议员以压倒性优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