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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瑜荪︱张星逸与波多野太郎

张星逸先生

张星逸是丰子恺先生在家乡石门湾所收的学生,生于1908年,小丰先生十岁,曾追随丰先生学习日语和绘画,后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与丰先生一家十分亲近。1949年4月,丰先生自香港回到上海,全家无处落脚,被星逸先生接到虹口区西宝兴路汉兴里家中,一同挤住数月。星逸先生还与丰先生合作,出版了李叔同《前尘影事集》,在文艺界有一定影响。

此后,星逸先生转入工厂当了工人,文艺界再难觅见他的身影。十年后的1959年,人们再次瞩目于他,已是他的《元曲选释补证》在日本汉学界引起轰动之时。而星逸先生凭学术研究在日本一举成名,与波多野太郎教授的推重有着密切关系。

1956年,星逸先生重拾学术兴趣。因家学渊源,他选择元曲为研究课题。丰先生听说他有研究元曲的打算,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拜访赵景深教授。赵先生是名闻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大家,丰先生确信,这位友人能给予星逸先生指导和帮助。

在赵家书房案头,星逸先生看到了两册日本出版的《元曲选释》,即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一集与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二集,由吉川幸次郎选编并注释。星逸先生亦是惊喜,亦是好奇,很想了解日本学者如何研究元曲,仔细读了几篇,发现讲解不妥和误释之处甚多。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赵先生,赵先生当即表示,星逸先生可将《元曲选释》取走详加阅读,以便全面批评、补证。

星逸先生将京都版《元曲选释》带回家中,根据多年解读元曲的心得和积累的古俗语、方言研究方面的知识,对书中的误释及“待考”之处一一作了详细的考订和补充,待两册《元曲选释》读毕,所做札记已有十来万字。他把这些札记汇集一处,取名为《元曲选释补证》,请赵先生指正。赵先生阅后,认为这已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元曲研究著作。

可是,这样有分量的学术批评,如若推荐给国内的出版社却是无法出版的,因为《元曲选释》其时只在日本出版,中国读者无缘得见;如若推荐给日本京都大学似乎也不妥当,京都能否接受中国学者对自家出版物的批评尚未可知。最后,《元曲选释补证》到了日本横滨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手中。波多野太郎(1912-2003)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毕业于县立湘南中学,故自称“湘南老人”。1937年大东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毕业,任东北帝国大学助教。1955年任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部副教授,1956年获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博士,1957年升为横滨大学教授,兼横滨大学学报编委。1976年从横滨大学退职,任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作为日本著名汉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学的研究》《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等。是赵先生特地将《元曲选释补证》交给波多野教授,还是波多野教授正巧来上海拜访赵先生才获知这部著作,现已无从考证。而波多野教授对《元曲选释补证》可谓慧眼识珠。他十分清楚,这部著作足以轰动日本汉学界,使横滨学派在与京都学派的较量之中占得上风。

经波多野教授推荐和安排,星逸先生的《元曲选释补证》破例在横滨大学学报《横滨大学论丛》上分期刊发,从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起,连续几年分六次连载。《元曲选释》作者吉川幸次郎教授是日本汉学权威、京都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竟被指出如此之多的错误,在日本汉学界造成极大震动。波多野教授这一举措,取得了轰动效果。很快,日本汉学家纷纷联系星逸先生切磋探讨,如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及汉学前辈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等,而吉川幸次郎教授也写信向星逸先生表示敬佩和感谢,并寄赠各类著作,两人由此订交。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米列娜·维林格罗娃女士,闻讯也找到星逸先生,请教《西厢记》注释和翻译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内的古典戏曲和古汉语方面的学者也都知道了星逸先生的大名,南京大学的陈中凡,复旦大学的郭绍虞,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四川大学的任中敏、张永言,江西大学的范祥雍等学者,都与星逸先生通信往来。

鉴于星逸先生在古汉语研究上的实力和影响,他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为特约编辑,在承担编辑所委托的任务外,开始着手编纂《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当中华书局组织力量重新修订《辞海》之际,星逸先生又提出编纂《俗辞海》的建议。可惜,“文革”开始后,无论是星逸先生的宏大计划,还是他与波多野太郎的学术交流,都被迫终止了。

1967年,星逸先生回到老家石门湾,我才有了拜识的机缘,他也从此成为指导我读书的老师。在星逸先生带回的藏书中,我看到了横滨大学学报为他“别刷”的六册《元曲选释补证》单印本,也听到了他和波多野太郎之间的交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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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选释补证》

1985年,丰子恺先生故居缘缘堂重建开放以后,一位日本“丰迷”木村昌一先生专程来访,并很快与丰陈宝、丰一吟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他时有通信。可惜,星逸先生于1986年4月作古,不然,他与木村定有更多话题可作交流。

木村昌一先生是日本神奈川县鎌仓市人,在金融界工作,但沉迷于中国文化,对丰子恺先生尤为崇拜,业余学习中文极为勤奋认真。他在翻译丰先生的散文时,遇到文中所引古诗句及马一浮的诗文难以理解,就抄来请我为他注释、讲解,我们因此成了文字之交。

其时,我正巧完成了两篇小文章:《岳飞“满江红”新证之疑》(1988年11月)与《历史公案未宜轻断——一弓黄吕绝交说析疑》(1989年4月)。我见木村先生对汉学有兴趣,就在1989年5月29日给他的信中附上两文,告诉他:指导我读古文的老师张星逸先生是丰子恺先生的学生,他与横滨大学的波多野太郎是文友。未曾想到,木村先生认真地表示,他也很想结识日本的汉学家。1989年7月22日,木村先生来信说,他昨天带了两篇论文的复印件去东京的东方书店,向董事神崎勇夫请教。从神崎处了解到,波多野教授已退休,他是东方书店老主顾,有时会来店中找古书。于是,木村先生托神崎董事转达两文给波多野教授。

闻知波多野教授尚且健在,让我十分惊喜。

1989年10月15日,木村先生来信,告知他与波多野教授见面的情况:

得神崎氏的介绍,10月6日与他见面了。他真是个博学多识,温厚笃实的老儒(今年78岁)。我请他一起吃午饭,叙谈两个多小时,约再会而分手了。

……

我又把您8月4日信上附寄来的竹刻拓本供他一览,他说:“这是丰子恺作品的拓本,1962年我见过子恺先生。”

他似乎对您的拓本感到兴趣,所以我把那六张拓本送给他了。

11月10日,木村先生第二次拜访波多野教授,得知《岳飞“满江红”新证之疑》将安排在亚非研究所的年报上刊发,欣喜相告,并说:“借介绍贵论文的机会,我结识到波多野教授,真大幸!”

1990年5月29日,我收到波多野教授来信:

叶瑜荪先生文几:

客岁接奉大函、拓本,尔来俗务蝟集,双鱼未肃,抱歉之至!闻阁下星逸先生高足,不胜怀想。顷间介绍大论拙文印就,藉寄上左右,以供浏览。倘蒙教正,是为至幸。另由东洋大学奉送乙册,不日寄到,先行奉达。时届榴花舒红,槐荫结绿,江南韶景可想,夜夜梦入太湖如何。马龄七九,耑肃陈复,顺询

迩祉,不既。

弟波多野太郎顿首  端月二十

再启者,生平最喜禹域书画、纪马真迹,尊拓韵致可掬,感谢感谢!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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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野太郎致叶瑜荪函

波多野教授随信附上东洋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年报》(1989年)一册,我那篇《岳飞“满江红”新证之疑》经他翻译、改写,刊载于《年报》247页至248页。波多野教授还专门“拔刷”了十份单篇文章,寄我分赠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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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大学《研究年报》

当年,是赵景深教授让星逸先生结识了波多野教授。后来,则是木村先生的寻访和联络,使我寻找到波多野教授。仔细想来,中间都有丰先生的因缘在,令人不由感叹这缘分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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