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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为何拖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才灭亡?

番薯妹的回答

几个高赞的回答都不够全面。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之所以还能够延续近一个半世纪,主要原因如下:

经济方面

面临着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严重的社会矛盾,唐朝政府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先后实行了榷盐制度两税法,又兴修水利,鼓励开垦,发展工商业,使得经济得到了恢复

一、榷盐制度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唐王朝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于产盐区设立监院,统购亭户所煮的盐,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在州县设盐官专卖。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专卖收入总额很大,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二、整理财赋制度

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整顿

1、改变盐法

撤销原来非产盐区州县的盐官,只在出盐之乡置盐官,收购亭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后又取消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堰埭征取通过税,以保持盐价的平稳,便利盐的转运。盐法初行时,唐政府的盐利岁入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

2、整顿漕运

刘晏疏浚了运河,建造了坚牢的运船。他不再征发沿河郡县的壮丁为役夫,而以盐利雇募船工挽漕,又继续行用裴耀卿的分段转输法。过去因河流湍险,漕粮往往损耗两成以上,经整顿后,据史书记载:“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

3、行常平法

刘晏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让他们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情况,官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同时,要知院官每旬月向使司申报州县雨雪丰歉之状,丰收则以高于市价收购,歉收则以低于市价卖出。唐政府获得了大利,各地物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稳。此外,刘晏还先期筹划各地的蠲免和赈济工作,减少了人民的逃亡。

三、实行两税法

代宗大历年间,唐王朝的赋税收入,已经逐渐改变为以户税、地税为主。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殿富之家、官吏吞并”,大量的自耕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寄庄户、寄住户、客户、逃户和隐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与大量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存在相适应的租庸调制,已不再适用。两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论是土著户还是外来的客居户,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是:

1、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而这个总税额实际上是按照大历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确定的。这就是“量出以制入”。各州、县也根据旧征税数确定税额,向当地人户征收;

2、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

3、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

4、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都取消,但丁额不废;

5、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6、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 1/30 的税。

两税法以土地、财产的多少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课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

四、垦辟土地和兴修水利

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秩序相对了稳定下来,农民又回到土地,投入生产。他们“销遗镞为锄耜,伐蒿莱为场圃,掘腥秽为泉井”,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南方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唐朝后期,在旧江南东西道采访使境内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约有五处,其中润州的练塘能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之田;润州句容县的络岩湖,常州武进县的孟渎,湖州长城县(今浙江长兴)的西湖,明州鄧县(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的。中小型陂塘广泛修凿,如宪宗时,韦丹在南昌一带开凿了陂塘598,得田1.2万顷。穆宗时,元稹为浙东观察使,“命吏课七郡人,冬筑陂塘,春贮水雨,夏溉旱亩”。江南农民还修建许多堤堰和斗门,辟划成大量的湖田和渚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江南各地粮食的生产有很大的增长。江准诸州,”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

五、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新东、浙西、福建、岭南、荆襄、西川都是产茶区。饶州的浮梁县,元和时每年税茶达十五余万贯,是最大的商品茶产地。德宗后,茶税开始成为唐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

唐朝后期,南方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越而衣”。用以交易回鹘马匹的缣帛,也主要是江淮织造的。江南丝织品的质量,居全国之冠。代宗时薛兼训为浙东观察使,选军士未娶者,厚给货币,密令到北方娶织妇以归,每年得百余人。此后越州绫纱竞添花样,妙称江左。贞元以后,越州贡品中精致的丝织品达数十种。宣州工匠用丝头线织毯,既软且温,兼有成都锦褥和太原毛毯之长而无其短。宣州绫绮,也极为珍贵,可与淮南、两浙相比。

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邢州内邱的白瓷器,销售范围很广。据近来的考古发现和调查,属于越窑系统的余姚上林湖窑,从晚唐开始进入全盛时期。长沙铜官镇的瓦渣坪窑,能在青釉下烧出褐绿色彩的花纹,还可以在白釉或青黄釉下画绿彩。这证明釉下彩的技法在唐代已经应用。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大量运往国外,在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古代遗址以及在印尼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中,都发现了长沙窑生产的瓷器。

纸张文具的制作,更为发达。益州、越州等地出产的纸张,品种更为繁富,扬州的六合笺,韶州的竹笺,临川的滑薄纸都是著名的新产品。北方的宋、亳一带还有织成界道的绢素,称作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端州(今广东高要)的紫石砚,已闻名全国。

唐朝后期的商业比前期有所发展。长安和洛阳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华。长江流域的城市较前期发达。扬州当长江与河交会处,是中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所。益州的繁盛稍亚于扬州,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荆南各州在安史之乱后,由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的南流,“井邑十倍其初”。洪州扼扬、广间交通要冲,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处,皆为一都之会。苏州在繁剧的浙西最为大县,户口较前期有所增加。杭州“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其城“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在沿海地区,除广州外,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扬州因为发展迅速,“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荷造宅",打破了坊市严格区分的旧制。扬州、汴州和长安都出现了夜市。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又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一般称作草市。这些定期集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其中还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

为了适应交易频繁,贸易额扩大的需要,减少支付钱币的麻烦,在唐后期的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或称“僦柜”。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交纳定的保管费用。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支付,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唐朝后期,钱币铸造不能满足需要,诸道州府往往禁止现钱出境。为了解决远地携带钱币不便,以及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各地来长安的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取得文券,轻装以赴四方,或回到本地,到指定地点合券取钱。这种文券就叫做飞钱或便换。

政治方面

安史之乱后,官僚集团之间的党争,宦官之间的互相倾轧,官僚集团和专政宦官的斗争,让皇权相对稳固。

一、宦官之间互相倾轧

肃宗以李辅国有拥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帅府司马,回长安后,又让他专掌禁军。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代宗,恣横更甚,他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后来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典掌禁军的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又相继专权。大历五年(770年)代宗又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

朱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疏忌宿将,又重新让宦官掌控禁军。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隶属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15万人。穆宗以后还有枢密使二员,以宦官充任,得知机密。他们与两中尉合称四贵。

为了争夺朝廷的大权,宦官中分成党派,互相攻杀,废立皇帝。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昭宗等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在各道和出征军中,都有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监军又常干预军事指挥,使军令不能统一,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禁军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贿路中时,求为节度使。到镇之后他们就搜括民财,用来偿債,时人谓之“债帅”。文武群臣也多重赂宦官,以求升迁。

禁军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护,在京畿横行不法,欺压人民。宦官和禁军将士还在渭水平原一带夺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二、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

宦官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贞元二十年(805年)顺宗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的势力。他们革除弊政,又用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这个计划为宦官所阻,未能实现。在宦官的压力下,顺宗被迫让位宪宗,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伾等人都被贬逐到南方。

文宗深患宦官专横,大和五年(831年),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为宦所知。宋申锡被贬逐。大和八年(834年)和九年,文宗擢用李训和郑注,贬逐了与宦官有连结的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闵,铲除了一些有势力的宦官。九年十ー月,李训等布置兵力,诈言大明宫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大宦官观看,企图一举消灭他们。事被发觉,宦官带禁兵大事搜捕杀掠,李训和宰相王涯、舒元與等人都被杀害。这就是所渭甘露之变。此后70年间,宦官一直掌握军政大权,直到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才被朱温的军队消灭。

三、牛李党争

元和年间(806-820年),宰相和仆射、尚书等高级官吏中,进士出身者占居多数。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士族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变化,或指读书应举的布衣之家,或指进士出身的家族,或指公卿百官。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在制举对策时批评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久久不得授官。考官杨于陵也被贬官。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进士及第,翰林学士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深怨李宗闵讥切其父,与同僚元稹、李绅附和段文昌,举发考官取士不公。考官钱徹和李宗闵都因事涉请托而被贬官。这样揭开了党争的序幕。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都与宦官有勾结。文宗时内廷宦官分为两派,势均力敌。牛党、李党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武宗时,与李德裕有连的宦官杨钦义为枢密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牛党的主要人物全被贬逐到岭南。

武宗死,与李党有勾连的一派宦官失败,得胜的一派拥立宣宗,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党争基本结束。

军事方面

西部边疆形势的缓和,各大藩镇的互相制衡,使得中央政府有条件不断地制裁和打压各个藩镇,从而保有足够的权威。

稳定边疆,抑制藩镇

两税法施行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每年税钱有三千余万贯,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在此前后,唐军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在西川边境击退了吐蕃和南诏军队的联合进攻,唐王朝又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边疆形势得到缓和。唐德宗乘此机会,开始裁抑藩镇的活动。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请求继任,为德宗所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现了五镇连兵的局面。建中四年,唐军被淮西军围困于襄城,唐王朝调泾原兵前往授救。泾原兵在长安叛变,拥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弃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在奉天诏放李希烈等五镇节度使,专讨朱泚。不久,自河北前线入授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与朱泚联合起来,于是德宗又逃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种大纷乱的局面,直到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才结束。唐王朝与河北、河南强藩妥协,藩镇割据的局面,继续存在。

贞元二年起,吐蕃贵族又对唐发动了进攻,一度占领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境)、夏(今陕西横山西)诸州,并于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唐在沿边修复城塞,开置屯田,加强了备御;北和回纥,南与南诏正式恢复和好关系,削弱了吐蕃贵族的力量,并在西川进行了对吐蕃军的反击。

在边疆形势逐渐缓和的情况下,唐德宗一面加强中央禁军神策军对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一面极力向人民搜刮财富,以充实国库。到宪宗初年,国家财力比较丰厚,又展开了裁抑藩镇的斗争。

宪宗首先压平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附唐朝,河北形势发生了变化。

准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拒纳唐朝吊祭使者,发兵四出焚掠。元和十年(815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次年,宪宗暂停进攻王承宗,专讨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准西督战。唐将李愬乘雪夜攻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擒吴元济,淮西平定。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也转归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又消灭了淄青李师道的势力。

长期战争使天下厌苦,帑藏虚竭。唐王朝无力进一步消除河北藩镇的牙兵集团,只有以高官厚赏来换取骄兵悍将的暂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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