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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读《风俗与历史观》|史家岸本美绪的“身份感觉”

 

《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日] 岸本美绪著,梁敏玲、毛亦可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6月版,336页,78.00元

因为《风俗与历史观》的中文结集问世,岸本美绪先生的研究在中国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关注。如果说这种关注,不仅是出自对史家智慧的折服,对明清历史的好奇,恐怕就还有著作中蕴涵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是“感觉”的力量。由情成法、入理,足以动人。

深化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风俗”概念,使其在机理上更为周详紧密,在功能上更具有分析概念和方法的分量;在世界史、比较史的格局中观察明清时代动态往复中的社会现象;通过名片、老爷、抬头、买卖、契约等微观研究,进入诸如“后十六世纪的共通问题”的宏观统合,达致对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之社会秩序问题的新体会。这样的学术贡献是精到、见功力而多面相的,富有方法启发,但终究不是岸本史学之全部。

岸本先生自述“同根的问题关心”是“依据当时人的想法,具体地厘清他们如何因应变动的经济状况来选择自身的行动”,“依据当时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现象”。“当时人”是其大者,但斯世持此理路为研究准绳者并不少见,与“以欧洲历史为基础抽取出来的宏大理论”指引下的研究已成二水分流之势。更重要、更有区分度和触动感的,也许是“具体地”三个字。包括岸本先生所言“了解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地方官、如何想象国家”“探寻当时的人们——买卖与诉讼的当事人,以及相关的官僚们——想法背后的逻辑”。“具体地”背后是历史学家平等的身份观念和身份感觉,这里移用岸本先生对“身份”和“身份感觉”的重视来形容其本人。她曾说地域社会论的研究者“企图站在这一社会偏僻角落的行为者的视角来观察问题”,这就是后代历史学家与古代的老爷和小民平等而非俯视的站位。这是一种理性的学术方法,也是感性上的自然与当然,是非常具体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感觉:

如果考察一下此时此地的“我”,我会如何感知自身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呢?实际上我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作鸟瞰式的观察。我能够说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个社会,仅限于家庭、工作单位或交际圈等极为微观的人际关系。……什么是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就是与他人具有相同的常识、将指向适当目标的行为方式通过经验习得于身。试想,与我大同小异只拥有有限知识的无数的人们,各自行动的同时,创出具有一定秩序的社会,对其安定性并不抱太多的怀疑而生活着。这是令人惊异的事情,创造社会的正是这些人们各自的常识和实践。

平等感跨越了古今与时空的界隔,历史思考进入了“了解之同情”的境界,正是从作为历史学家的个人的谦逊和平等的身份感,甚至代入感,岸本先生设想了地域社会成立的秩序想象基础:

微观抑或宏观之类的问题,不是绝对大小的问题,而是方向性的问题。不是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以超然的观察来把握社会,而是从社会各个角落里每个人的选择行动的集合构成社会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们为何如此行动。

岸本先生的本意是“没有将国家作为屹立于社会之外的巨大实体来理解,而是从考察人们如何看待官吏、何故服从官吏的视角去解读‘国家权力’”。但这样一种去国家化的,侧重个体实践与理性选择的视角和方法,不过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已成为旧学的老“新学”而已,研究实践中也多有因不“知宏”而未能如实“察微”的缺憾,却在岸本先生的笔下分寸与火候恰到好处地呈现国家与个人、宏观与微观的一体,其源头,除了史家手眼的高明,主要在于对待历史与当代、国家与个人、生活与意义时所持的谦逊与平等:“不是从高远处着眼,而是着眼于观察和我一样对社会的整体抱有不明确的认识的人们是如何摸索着构建社会的。然后试图和他们在同样的平台进行对话。”

秩序是“定犹未定”的,是暂时的稳定,是个人的千千万万个选择行动的平衡相。平等的史家身份感,在岸本先生这里,结出“不安感”的果实。她说,“风俗”概念的流行与知识人对社会秩序的不安感是表里一体的。她勾勒的中晚明乡村社会、暴力与正义、动乱与自治,都呈现了历史中残酷与不安的一面。“明末清初这个时代所深深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使得孕育个性与共性之间那种紧张的相即性完全地显在化了。”“被生活在竞争社会中的不安感所推动。”她甚至使用了“不安的历史学”这样的提法,这仍然来自她的个人生活史:

自己生活的社会不是确定的实体,而是由人们的想象构筑而成的,稍加挤压,就会哗啦啦地崩塌。我的这种不安感,自孩童的时候即隐然于心。例如关于战争,我所关心的不是直接有关战争造成的灾难和罪恶,而是关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将战争视为理所当然而毫不置疑,而今几乎所有的人又都理所当然地加以抨击?”“能说今天就正确吗?”我对“群众心理”一词抱有兴趣,曾经思考过如何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

与历史和普通人平等,并不意味着随世俯仰,而是反思与追问。岸本史学及地域社会论的关键词是秩序,而前提是“秩序的稀缺性”这一感知,从这里出发,探问“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一直相信,不是时代,而是时代的具体的生活影响了史家。还可沿着岸本先生对“身份感觉”的重视延伸思考,个人的禀赋在具体的生活中成长,塑造人的性格与对事物的感知、态度、判断、观念,影响人的选择与实践,表现在历史学家身上,就是史家的“感觉”,它有集体的表现,也有个性的差异。并非所有经历相似社会与生活处境的人,都像岸本先生一样。它是有立场的,但不以立场代替思考;它是有思想的,更以学术成思想。

这个身份感,又是几代日本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衣钵相传的共同体玲珑塔中之物。举凡明清与近代中国、阳明学的社会位相、乡村社会的秩序问题,都是从近代日本中国学兴起以降持续关注的问题,不仅偏历史学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研究者共同关心,也是跨越历史学、法学、文学、哲学以及学术界、思想界的共同关怀。虽然沟口雄三先生有所指地高倡“以中国为方法”,但“对于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关心并非来源于对中国的关心,而是来源于日本内部的状况和心情”的思绪,仍是保有的学术共识,并且不限于“中国古代和中世”。可以说,是中国学(或者“东洋学”等界定)研究和思想共同体引领和保护着同道将研究中国历史与思考日本当代问题“表里一体”,一门学问于是“内化”为一国思想养成的组成部分,这就远远超越了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当代日本的秩序语境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研究,影响了学者的平等的身份感觉,岸本美绪的明清中国秩序图景是这幅宏阔画面的拼图之一。

明末清初,正是在秩序崩解与规复的个人生活投影中,儒者反思道之所在与心学流弊:“圣门所谓道也,非后儒‘宗旨’之谓也。”费密自陈心曲,他的“艰苦患难”的沉痛经历,照亮了“古注疏”中的“道之实”,读来令人触动不已:

盖密事先子多年,艰苦患难,阅历久,见古注疏在后。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知道之源;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今已老齿,其于经传征明定旨,伤汉唐遵圣合经有用实学晦塞既久,诸儒辨论亦多,然公卿大夫主持吾道者也,名儒贤士发明吾道者也,皆于圣门有卫道之责焉。(《弘道书》卷下《圣门定旨两变序记》)

“艰苦患难”与“古注疏”相发明的成果,就是对重在“遵圣合经有用实学”之“吾道”的认识。理学家亦然,康熙看到汤斌诗中“年老才将尽,忧多道转亲”一句,问何谓“忧多道转亲”,汤斌对曰:“臣幼遭乱离,半生在忧患中,常随事体认,于道转觉亲切。”一代理学家拨乱反正,领悟到“道”的亲切处,是在半生忧患中“随事体认”的结果,并非世俗子、假道学可比。人们的行为与行为模式不仅被朝廷和时代塑造,也保持了与周孔之道对话的传统。这也是应对“后十六世纪问题”之一面。

在《瘟疫年纪事》的结尾,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伦敦可怕的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作为叙事者的“我”“却活了下来”!我在岸本美绪先生的“不安感”与笛福的叙事感觉之间感受到一种奇妙的相似和联系,对历史和身边事的叙述者都可以从残酷的现实,从由之而来的情感中思考自己的身份,养成自己的“身份感觉”。这是情感,也是人之为人的道德。

今日之史学,谈方法、理论太多,谈史家的情感与道德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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