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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右翼统治的延续性:土耳其政治斗争的阶级分析之维

Halil Karaveli,
Why Turkey is Authoritarian: From Atatürk to Erdoğan,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从历史上土耳其共和国五次军事政变(其中包括一次未遂军事政变),到现实中每五年一届的总统选举;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到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从土耳其军队到民选政府;从民族主义到伊斯兰主义……不难发现,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冲突”、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破裂等方面,对这背后的历史连续性往往缺乏关注。“为什么土耳其总是威权的?”是作者在标题中提出的拷问,也是本书要集中讨论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作者由此引出了对于土耳其左翼、右翼、资产阶级的分析和讨论。《为什么土耳其是威权的:从阿塔图尔克到埃尔多安》这本书抛弃了传统的对于“教”“俗”之争的简化分析,主张采用长期被忽略的阶级分析法对土耳其政治进行诊断。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不考虑阶级因素,土耳其的政治将没有任何意义。”(p.98)

这本书的作者是哈利勒·卡拉维利(Halil Karaveli)。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瑞典人。1962年,哈利勒出生于伊斯坦布尔,1977年从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高中(Galatasaray Lisesi)毕业,后前往瑞典继续学习(参见http://www.oktayaras.com/halil-karaveli/tr/29067)。从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之后,卡拉维利成为一名记者,并在瑞典著名报社奥斯特古塔通讯社(Östgöta Correspondenten)当了十六年社论作家。卡拉维利精通土耳其语、瑞典语、法语和英语。虽然不在土耳其生活,但他仍然和土耳其保持联系,土耳其《共和报》Cumhuriyet也曾收录他的文章。目前,卡拉维利是美-瑞智库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计划联合中心高级研究员,《土耳其分析》Turkey Analyst的编辑(参见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staff/item/13037-halil-m-karaveli.html)。卡拉维利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土耳其的威权主义、军队的回归以及阶级动态和民主失败的相互作用等等。

一、断裂还是延续:“文明冲突论”背后的故事

土耳其是一个“东西方相遇”的地方。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一直把土耳其视为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之间“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关键案例。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土耳其描绘成所谓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153-160页)。从表面上看,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似乎是不连续的,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经历了从军人向平民的转变,由世俗主义者到伊斯兰保守主义者的转变;国家建立时打破了伊斯兰传统,而最近这种传统似乎又在回潮并蚕食世俗主义。

然而,在“文明冲突论”以及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拉扯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被掩盖的故事,那就是土耳其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以及右翼统治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大获全胜。这与卡拉维利的关注——“为什么土耳其总是威权主义的”——直接相关。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根本在于考察右翼统治的延续性。无论是由世俗主义者还是伊斯兰主义者、军方还是平民统治,土耳其从根本上是保持不变的,亦即,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直是右翼政权的支柱,尽管它们可能带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保守主义色彩。凯末尔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世俗主义改革派,而埃尔多安则是一个社会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表面上来看,两人似乎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二者都代表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区别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利益的两种变体。自土耳其建国以来,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一直占主导地位,为同样的阶级利益服务。也就是说,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有一条线是一直延续的,那就是右翼统治在土耳其的连续性。这就是卡拉维利给出的洞见。

二、昙花一现:土耳其左翼的历史与现状

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土耳其的左翼就开始兴起了。代表人物有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领袖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 Sufi)以及著名诗人纳泽姆·希克梅特(Nazım Hikmet)。苏菲在1913年去了俄国,一战爆发后被流放到乌拉尔地区,他在那里接触了鞑靼的共产主义者,并深受其影响。他将社会变革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但是凯末尔认为土耳其的社会变革必须由他的政府决定,最终穆斯塔法·苏菲惨遭杀害。希克梅特和凯末尔都是萨洛尼卡人,但出身却大不相同,希克梅特出身贵族,凯末尔则出生于普通家庭。两人在1921年见了面,但不久之后希克梅特就去了俄国,与苏菲不同的是,希克梅特没有投身民族主义事业,而是投身于社会主义和人文主义事业。1924年,当希克梅特再回到土耳其的时候,凯末尔已经建立起他的统治了,希克梅特也被关进了监狱。

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凯末尔主义左派开始兴起。当时,凯末尔主义左派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土耳其为什么落后”。在他们看来,宗教蒙昧主义和帝国主义应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尤其是他们认为的文化不发达负责。他们认同民族主义,呼吁在凯末尔党人主张的文化和教育改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为实现社会主义迈出第一步。然而,凯末尔主义左派并没有动员人民,而是动员了军队。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不能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革命,一方面因为土耳其的工人阶级人数太少;另一方面,这些工人没有受过教育。于是,在1971年,土耳其军队倒戈,左翼政变变为右翼政变,社会主义工党被取缔,左派活动家被监禁,军队中的凯末尔主义左翼分子遭到清洗,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得成为军官,军队中任何带有左翼色彩的东西都被抹去了。但凯末尔主义左派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它遇到了强大的力量——军队的等级制度、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另一个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原因还有他们与人民的疏离。凯末尔左派的悲剧在于他们对人民的不信任,以及他们对民主的蔑视。在精英主义的氛围中,他们认为土耳其的普通民众太不成熟,没有受过教育,无法适当地利用民主自由。凯末尔主义左派这种拥护民族主义的、精英式的改革,也注定了他们只能为右翼势力服务。

与凯末尔主义左派相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左派开始兴起,并在八十年代达到高潮。对凯末尔主义左派而言,他们一边肩负着“启蒙”群众并将其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的使命,一边通过计划经济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自由主义左派却试图解构凯末尔左翼意识形态大厦,他们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概念,认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土耳其的民主之所以没有发展,是因为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一直控制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扼杀了公民社会,在他们看来,官僚专制国家是缺乏民主的罪魁祸首。土耳其的统治阶级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军民官僚机构。于是,自由主义左派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土耳其政府之所以保持其专制主义,是因为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只有让资产阶级代替官僚专制来治理国家,土耳其才有可能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但其实他们错了,资本家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政治哑巴”,但他们仍然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他们可能以民主方式上台,假装和民众站在一起,呼吁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来动员民众,但他们其实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1980年,土耳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左派在政变中遭到了残酷镇压,军人们建立起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正如凯末尔主义左派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使得他们最终成为右翼的帮凶一样,自由主义左翼似乎也选错了边,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对抗国家威权主义的力量,这就让他们再次不自觉地同右翼站在了一起。

前面所说的几次左翼运动最终都没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挑战: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作为唯一一位担任过土耳其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向该体系发起了左翼挑战。埃杰维特出身于精英阶层,甚至拥有“贵族”背景,但他却拥有超越世俗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鸿沟的独特能力。埃杰维特从小就浸润在宗教的氛围当中,他虽然不去礼拜,但总是给人以虔诚的感觉。对他来说,土耳其右翼政客表现出的“宗教狂热”毫无诚意,不过是一种用来掩盖阶级关系和剥削本质的烟雾弹罢了。与之前的那些所谓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不同,埃杰维特敲开了工人阶级的大门,他主动去“寻找人民”,而不是“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埃杰维特的成功从侧面说明,土耳其之所以一直保持右翼威权主义,不是因为人民的“落后”,恰恰是因为所谓进步人士对人民的“蔑视”,这导致了左翼的瘫痪。

三、中坚力量:土耳其右翼的历史与现状

1950年5月14日,土耳其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门德列斯(Menderes)代表的民主党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口号是将经济和宗教从国家的干预中解放出来。这次选举对于左派来说意味着反革命,因为它恢复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对于右翼来说,这次选举是人民和宗教的胜利。事实上,1950年的这次选举并不是人民或宗教的胜利,而是商人和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的胜利。这反过来又建立了一种长期存在的模式:右翼政党服务于富裕阶层的利益,但它们却一直能得到小农、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通过充当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护民官、劳动人民文化和信仰的捍卫者,巧妙地化解了部分阶级矛盾、保持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他们将下层阶级的沮丧与不满引向官僚机构,而不是官僚机构实际服务的经济利益。这种模式带来了经济自由,但是没有实现政治自由,民主党在上台之后依然维持了某种独裁统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土耳其陷入政治动荡。保守派政府在农村享有广泛的支持,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开始反对它。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门德列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最终为什么会被推翻呢?答案在于土耳其政治的悖论:资本主义的发展确保了右翼的主导地位,但也使其变得不稳定。右翼虽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他们内部经常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是分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土耳其逐渐形成了两个资产阶级阵营:以伊斯兰主义者为代表的保守的安纳托利亚新兴资产阶级,以及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亲西方的老牌资产阶级。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土耳其的政治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执政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所塑造的,这一点在右翼之后的发展中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保守派知识分子建议右翼政党和军队推进伊斯兰化作为对抗左翼的解药。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即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融合,这种融合也成为了1980年上台的军政府的意识形态蓝图。他们认为,只有让伊斯兰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他们才能战胜左派,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并帮助右翼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伊斯兰阵线。当然,土耳其资产阶级秩序得益于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

随着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土耳其很快出现了一大批伊斯兰主义者。内治麦汀·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建立的国家秩序党(1970年)和繁荣党(1994年)不仅代表地方弱势资产阶级,也代表下层农村阶级。繁荣党的崛起使得伊斯坦布尔老牌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不安,这些成熟的大企业开始害怕所谓的“绿色资本”,即伊斯兰主义者所代表的新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埃尔巴坎挑战了土耳其的亲西方倾向,从而威胁到美国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1996年,埃尔巴坎担任总理时,他公然选择对美国的头号敌人伊朗进行首次外交访问,并对当时处于国际制裁下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进行访问。于是,1997年,土耳其再次发生军事政变,埃尔巴坎政府倒台。当然,这次政变也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与埃尔巴坎不同,埃尔多安和新一代伊斯兰主义政治家及时看到了两个资产阶级阵营之间的裂痕并试图缓解这种内部矛盾。他们意识到,伊斯兰主义者想要掌权就必须重塑自己,挑战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疏远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只会是死路一条,因此,他们必须拥抱西方和资产阶级秩序,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修补与商业大亨之间的联系。这些“改革派”最终决定与埃尔巴坎决裂,并于2001年成立了“保守民主党人”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完成了繁荣党未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实现统治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团结,这也是埃尔多安掌权的关键。

四、历史的车轮:五次政变的背后的逻辑

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军事政变,还有一次为未遂军事军变。这几次政变无一不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土耳其发生政变的两个要素: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或上升的)阶级利益受挫,要求推翻民选政府;美国公开或默许发动政变。这样看来,1960年的军事政变在于消除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1971年的政变在于打击并消灭左派;1980年的政变在于消除工人阶级;1997年的政变在于打击伊斯兰资本;而2016年的未遂军事政变,虽然得到了美国的默许,但是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利益要求发动政变,所以最终没能成功。

作者的这种分析方式虽然不能说十分严密,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角度,破除了一些传统认知中的偏见。例如,土耳其的军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世俗主义的监督者,相反地,他们也曾积极利用和宣传宗教,以期消除左翼势力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接受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政府质疑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这也是他们选择干涉埃尔巴坎的繁荣党政府的原因所在。

五、历史与现实:选举背后的考量

这本书的出版是在2018年与2019年之交,当时土耳其总统大选刚刚结束。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有力竞争者——土耳其好党(İyi Parti)总统候选人梅拉尔·阿克谢耐尔(Meral Akşener)。然而我们也看到,梅拉尔最终没有能够对埃尔多安构成威胁,埃尔多安成功连任。五年时间过得很快,土耳其马上又要迎来新一届选举,这届选举中梅拉尔大概率会退出总统位置的争夺(Aykırı:Meral Akşener, İYİ Parti'nin oy oranını açıkladı, https://www.aykiri.com.tr/meral-aksener-iyi-parti-nin-oy-oranini-acikladi/23176/, 2022-05-21)。但是,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土耳其总统大选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从一个长时段来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土耳其大选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分别是:经济增长、大众动员、意识形态。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这三个方面都是不可避免的。埃尔多安在二十世纪初得以执政的关键就在于他大力推动私有化,将土耳其当时的经济颓势拯救了回来,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埃尔多安还有极强大的大众动员能力,他通过打温和的宗教牌以及民族主义牌笼络了不少中部以及其他地区群众的人心,这也使得土耳其相对保守的中部地区成为他的稳定票仓;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来看,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毫无疑问是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2023年的总统大选,埃尔多安在大众动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还算到位,但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并不如意,这也是他在未来总统大选中不确定性的最主要来源。但是,反过来看,土耳其目前经济面临崩溃,其实受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那些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反而是那些靠工资生活的普通群众。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资产并不是存在银行里的钱,而是土地、房产、黄金、投资、外汇等等,因此,在里拉贬值的情况下,他们的资产并不会贬值反而会升值;但是对于普通的依靠工资生活的群众来说,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结语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土耳其统治的连续性在于右翼统治的连续性。威权主义的政治权威以及伊斯兰主义不过是右翼的两种表现,它们都服务于有产者的上层。当前土耳其是右翼当家,左翼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右翼成功地将阶级冲突重塑为文化战争,使得大众阶层、未受教育的农村人口和工人阶级以及城市精英之间发生分离时,左翼就会被削弱。土耳其政治的未来将取决于一个埃杰维特式的左派精英的出现,这个左派必须拥护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事业,通过大声疾呼社会正义和自由,调和社会和文化诉求。

在左翼和右翼的冲突与对抗中,宗教并不是冲突的根源,反而是他们争夺的对象。我们看到,在左翼唯一一次成功的案例中,埃杰维特并不排斥宗教,反而是将宗教和左翼结合起来,这在本质上是抓住了群众。而现在的作为右翼代表的埃尔多安,同样也是将宗教和右翼整合起来,塑造出自己是群众代言人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并不是左右之外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必须要和左翼或者右翼结合起来。

此外,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横向流动是指: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左翼和右翼的内涵有所不同。例如,在伊朗社会当中,伊斯兰主义既存在于左翼当中又存在于右翼当中,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逊尼派社会当中,伊斯兰主义只存在于右翼当中。纵向的流动则是指,即使是同一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左翼和右翼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不同党派的精英通过对左翼、右翼进行重新解释、话语建构,将自己塑造成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表,甚至对传统的界定进行颠覆式的改变。这一现象在现代土耳其的历史发展中屡见不鲜,同时也普遍存在于其他伊斯兰社会当中。

动上层的利益,如同夺他们的生命;改底层的观念,无异于掘他们的祖坟,然而上层的利益又来源于底层的观念。“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总是占上风,民主从来不是赢家。”(Halil Karaveli, Why Turkey is Authoritarian: From Atatürk to Erdoğan,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p.165)这就是土耳其当前社会情况的底层逻辑,也是真实写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亚洲文明研究专题”一般委托项目(批准号:[email protected])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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