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在对华贸易谈判方面,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留给候任总统拜登(Joe Biden)的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但要把事情圆满解决,拜登将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

尽管中美在2020年1月达成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两国之间的关税仍然高企。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简称PIIE)的分析,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已经从2018年1月争端升级前的平均3.1%上升到现在的19.3%,与协议签署前的21%相比仅有小幅下降。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也显著上升,从贸易战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20.3%。

同时,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无法兑现购买美国商品的一系列承诺。例如,根据PIIE的数据,到去年11月中国只购买了其承诺的全年农产品采购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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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这应会让拜登在谈判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他已经说过,他不会立即取消关税;高关税对中国的冲击应该比对美国更大,因为整体上中国经济更依赖出口。然而,中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因为中国较早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同时疫情导致全球对其从口罩到游戏机在内的出口产品的需求激增,这也让中国经济受益。事实上,去年11月份中国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顺差创下了750亿美元的月度新高。

美国增加施压的最明显方式就是让日本和欧洲等盟友站在美国一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ad Bown表示,拜登已经承诺要这么做,但这些盟国到底准备做什么以及有能力做什么,目前还不清楚。Bown表示,例如,欧盟没有可以像特朗普那样设定关税水平的强大行政权。中国和欧盟刚刚在原则上达成投资协议,更加令人怀疑欧洲是否有意愿与北京对抗。

拜登也有可能落入令其前任倍感困扰的相同陷阱中:目标太多。特朗普政府似乎在两个问题之间难以取舍:一个是执着于双边贸易逆差,购买承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是专注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滥用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执法不力。美国政府官员有时会大谈从根本上重塑国家在其经济中扮演角色的雄心,这个要求很高,而且也明显与他们要求北京方面迫使企业购买美国商品相矛盾。

拜登放弃购买配额将是明智之举,因为配额在经济上而言不划算,也无助于赢得盟友的支持。但他把自己的新目标摆到了桌面上。他承诺会在新疆人权问题和香港问题上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并可能寻求中国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给予更大程度的合作。平衡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给拜登留下了一份有益的遗产,因为特朗普证明,在不造成灾难性经济后果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可能的。中国并没有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通过抛售美国国债来破坏美国的稳定。而美国国债现在的利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供应链中断造成了冲击,但在可控范围之内,美国农场主在收入上受到的打击至少被转移支付部分抵消。


拜登在他近50年的政坛生涯中曾数度访华,多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一同进餐的总时长达25小时。但在2020年的竞选征程中,拜登就中国问题释放了十分强硬的信号。《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郑子扬结合中国近年来的变化、拜登的讲话解释了他在贸易、科技、人权方面可能的对华策略,并分析了中国会如何回应。封面图片来源:Lintao Zhang/AP

若能减少草率的做法和意外情况,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小对企业规划和金融市场的干扰,降低美中谈判对美国造成的痛苦。同时,长期而言,若重点关注知识产权和科技安全,则赢得盟友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可能性最大。

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并没有导致世界末日。随着关税禁忌被打破,未来的美国总统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受到的约束将减少。这并不能保证成功,但确实创造了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