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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期叠加”挑战下,中国如何做?

梁国勇:面临发展阶段跨越期、经贸摩擦高发期和疫情冲击恢复期的“新三期叠加”,经济又到十字路口;经济发展模式对内须提高灵活性,对外须提高兼容性。

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操作实践中,“三期叠加”指的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此说于2013年提出,比较好地概括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政策举措的推出提供了依据。目前,“三期叠加”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已非主要矛盾。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业已从高速转入中速阶段,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实施距今已超过十年,其后遗症也有所缓解。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新三期叠加”,包括经济发展阶段跨越期、国际经贸摩擦高发期和新冠疫情冲击恢复期。

一、经济发展阶段跨越期。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跨越阶段,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很大。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GDP折合14.4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67%,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0年,在疫情冲击之下,中美经济增速分别为2.3和-3.5%,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了美国的71%。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正处于总量上向最大经济体迈进,人均水平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突破的关键阶段。世界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规律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克服很多内部困难,而大国崛起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也说明,迈向第一大经济体必然面临巨大的外部阻力。

二、国际经贸摩擦高发期。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防范明显增强,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不断加码。相应地,“大国关系紧张期”带来了“经贸摩擦高发期”。原本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关系演变为“矛盾焦点”。美方于2018年挑起贸易战,几轮升级后已对金额高达3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301关税,对华加权平均关税水平达到中国入世时的四倍。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发展的制约在科技领域也凸显出来,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等重要产业均受到显著负面影响。

三、新冠疫情冲击恢复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自身的直接冲击相对持续较短,但对整体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长期存在,并从外部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了空前规模的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飙升的财政赤字和负债率难免压缩未来政策空间,压制中长期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从2000-2007年的平均3.7%降到了2008-2019年的平均2.6%。笔者预测,疫情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再下一个台阶,进入年均增速2%以下的低速增长阶段。2021年世界经济从增速看将呈现V型反转,但中期将呈现弱复苏态势,各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面临“新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局等问题,中国需要对发展模式做出适时调整,对发展战略进行必要完善。这方面,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内须提高灵活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货币金融政策和企业相关政策等领域做出必要调整;对外须提高兼容性,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并适时改革和完善国内经济体制,争取在经贸领域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稳定、互利的新均衡。如果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提法是应对发展外部环境变化的“防御性”举措的话,提高发展模式的对外兼容性则展现了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进攻性”姿态——攻守兼备,方为致胜之道。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内须提高灵活性。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和深化的结果,也离不开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和有效实施。面临“新三期叠加”挑战,中国发展模式需要提高其灵活性。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政策方面,需要尽快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过快老龄化势头,避免其长期负面影响。从中短期问题来看,平衡南北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施竞争中性原则可以作为当前的主要着力点:

•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推出“北方振兴”战略。有必要在原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推出“北方振兴”计划。西部大开发战略自2000年实施以来,成功地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了沿海内陆的经济差距。“北方振兴”计划应借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经验,并针对近年来北方经济活力不足的具体问题,推出全面的战略规划和具体的政策措施。“北方振兴”计划的适时推出将有利于改变近年来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的情况,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关注调整“两个利差”。一是国内存贷利差,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也造成了中国经济中大部分利润流入金融行业的不正常情况。二是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率差,它反映了融资成本的差异,与中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相关联。因此,应高度重视和主动调整这两个利差,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外,中国金融国内强、国际弱的“落差”也是制约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从货币、市场、机构等多层面加以有效应对。

•企业相关政策领域实施“竞争中性”原则。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竞争中性可以理解为一个原则性指引,意味着政府不干预市场竞争,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中立地位。其推出需要在发展战略和法律法规层面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并在政策实施层面加以有效贯彻,具体涉及反垄断政策、产业政策、外资政策、科技政策、中小企业政策、国有资产管理和国企改革等诸多方面。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须提高兼容性。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发展模式“对外兼容性”的理论问题,以指导中国发展模式完善的具体实践。回顾历史,2001年入世推动了国际接轨,使中国经济驶入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为适应国际规则体系,中国修改了上千部国内法律法规——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发展模式的兼容性。20年后,入世奠定的开放格局亟需拓展,而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独特体制则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兼容性再次面临挑战。相应地,中国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原有国际规则体系与现有国内经济体制的矛盾加剧,互利双赢的国际经贸格局遭到质疑。

面对挑战,中国在着力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外部兼容性——这有利于更有效地应对外部阻力加大、经贸摩擦频发的问题,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如果说入世时的主要问题是接轨国际规则,现在则面临调整和接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要求更积极地参与并推动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第二方面则要求进一步完善国内经济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这两方面双向作用,不同于入世时单向接轨的问题。从规则和体制的范围看,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不同领域,涉及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业发展等相关问题,可以从双边经贸磋商、双边和区域自贸谈判、多边贸易体系改革等不同层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从具体政策领域看,提高中国发展模式的兼容性涉及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汇率管理等重要问题。其中,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问题与市场导向和公平竞争相关,涉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各方面,涵盖双边、区域和多边各层面,是重点和难点。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中国在国有企业行为、补贴透明度等领域与欧盟达成了一致,迈出了与主要等发达经济体缩小差异、寻求共识的重要一步。中美方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涵盖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汇率管理等问题,但回避了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问题。下一阶段,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互利的新共识、建立稳定的新均衡殊为不易,既需要利弊权衡的审慎考量,也需要二次入世的巨大勇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是经济学博士,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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