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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凯成评《后古典主义》︱正统与异端:中西之间的古典学建制

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系 方凯成

2021-01-04 10:02 来源:澎湃新闻

Postclassicisms, The Postclassicisms Collectiv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256 pp, $32.50

后古典主义:西洋古典学系的自我革命

早在2016年,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就曾提议要把莎士比亚从英语专业本科必修的《重要的英语诗人》基础课中移除出去,因为作为白人男性的莎士比亚代表了一种落后的过往。近年来,西方世界的平权运动风起云涌,在西方大学里也刮起了一股进步主义的旋风,不断地冲击着传统人文学科和经典作家。现在,终于吹到了人文学科的老祖宗古典学(Classics)上来。

刚刚过去的2020年似乎是西方古典学系的动荡之年。

2月,牛津大学古典系动议从必修课大纲中移出维吉尔和荷马;6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博士预备班”项目的黑人学生在古典学自媒体平台Eidolon上推出题为“不斗争,毋宁死”(Fight or Die)的文章,指责古典学学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7月,剑桥大学古典系的一名青年教师在英国《观察家》上发表评论表明古典系并非一个种族主义的学科,反对学科边界的无尽拓展,随即遭到系内研究生的联名抗议;10月,布朗大学的学生要拉倒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之雕像,理由是它代表“白人至上主义”。牛津大学古典系动议从必修课大纲中移出维吉尔和荷马

牛津大学古典系动议从必修课大纲中移出维吉尔和荷马

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博士预备班”项目的黑人学生指责古典学学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

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博士预备班”项目的黑人学生指责古典学学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

剑桥大学古典系青年教师反对学科边界的无尽拓展

剑桥大学古典系青年教师反对学科边界的无尽拓展

布朗大学的学生要拉倒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之雕像

布朗大学的学生要拉倒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之雕像

如果这些事件大多都是进步主义学生发起的政治事件,那么202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后古典主义》(Postclassicisms)一书,无疑是一场由古典学界内部发起的系统性理论批判的表征。虽然该书以“后古典主义群体”的名义出版,但这个小组的九位核心成员不乏当代古典学界(尤其是希腊研究学界)的执牛耳者。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理论和政治实践是紧密相关的:核心成员所属的研究机构往往就是进步主义事件的频发地:比如波尔特(James Porter)所在的伯克利大学,霍尔莫斯(Brooke Holmes)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和怀特玛施 (Tim Whitmarsh)所在的剑桥大学。

本书的主旨从书名便可看出。若要精确地翻译,Postclassicisms应当是“诸种后经典主义”:Post作为前缀标志着某种“未来”,复数则标志着摆脱某种单一的“经典主义”。全书分两个部分九个章节,除了第一章“导论之导论”之外,其余八章均以某个核心概念展开论述。“价值”“时间”以及“责任”属于第一部分的总领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以“施动者”“学科”“神”“人”“认知”“物质性”“情境性”“不合时宜性”和“世界”等概念展开论述。每章行文通常是先描绘当代古典学学科的现状以及背后的预设,随后提出后古典主义的主张。虽分章琐细,涉题广泛,但诸章之间相互引注非常频繁,力图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论点风貌。

何为本书所批判的那种单数的经典主义/古典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回到源头(go back ad fontes)寻找规范性价值的欲望:

“经典/古典的古代”——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已经不断成为一种超验而理想的目标来被追求,一种特权的(而且这种特权通常被体制化了)以及权威的理想——虽是一时一地,却如永世丰碑。与这种理想化努力相伴随的,是保存、模仿、师法、继承、得到成就以及成为其化身的欲望。(20页)

虽然在现有学科建制下,古典学科的研究范畴大致是截至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地中海文明,但它却不似中东学系或东亚学系那样以地域为名,也不如哲学系、历史学系这般以某种研究方式为名,反而是戴上“经典学”的桂冠,俨然一副人类典范文明担纲者的姿态。难怪伯克利大学的古典系正在酝酿一场改名运动——去除系名中的典范性意涵,换上一个更加中立的描述性名字:希腊罗马学系。

由此可见,后古典主义所不满的不仅是古典系 “回到源头”的崇古理想,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大学古典系名实不符,有盗取“经典学”盛名之嫌。在“学科”一章中,后古典主义群体描述了当代古典学学科建制的缘起:

从一个角度来说,大学研讨课的发展以及德式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haft的结构(一种制度化、专业化的项目以服务研究和产出)只是一种德国故事,但自十九世纪以来,这种特殊的研究与教育方式成为了典范,被输出到了整个世界(虽然有一些批评和改动)。尽管古典知识与对经典/古典古代的研究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学科、一种与特定领域和实践绑定的学科,古典学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65页)

后古典主义学家暗示,当代西方的古典学系若有什么典范性的理想,那只能说是以现代性为典范。我们在“认知”一章中可见,古典学科的现代性尤其体现在对知识的科学性基础的要求:

如果想要了解[当今古典学学科的]概念为何只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历史性概念,也并非不可避免的,我们只需把它和十九世纪德国的Altertumswissenshaft的科学性作对比,这个时代见证了它如何发展并体制化至我们今天所知的形态。源头上,德语中的wissenshaft意味着一个人恰好所知的东西、个体知识的内容,但是历经十八世纪,特别是在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认识论之后,这个词变得专指那些由研究和教育机构所确立的科学领域所保障的确定知识。(115页)

在后古典主义群体看来,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现代西方古典系的本质是排除掉人文学科经验的含混性。对科学性的追求必然导致当代古典学系实质上是一种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内核的社会科学,其使命在于“恢复和重建”客观、真实的硬核知识。

在这个学科历史的叙述下,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产生了:尽管任何一个西方大学的古典系都会号称自己容纳任何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但在实际层面上仍旧有“正统”和“异端”的问题。当然,古典学作为一种将自己断代为基督教之前的学科,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异教属性,而其所具有的现代特征(诸如世俗性、科学性和客观性),本质上是来自对神学的反叛。因此,虽然古典学系不会主动使用正统与异端这样的语汇——我们更熟悉的语汇是“硬核”(hardcore)和“野狐禅”(wild)——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确乎存在。后古典主义群体在“神”这一章中就敏锐捕捉到了古典学和神学的隐秘关系:虽然古典学力图将自己与神学区分开来,但诸如“荷马是希腊人的圣经”这样的惯用语,包括古典学自诩“经典学”的做法,其实显露了古典学仍旧处于神学的思维之下的事实。

有经典文本就必然有非经典文本,有正路子就必然有野路子,这种正统与异端的区分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谁可以进入古典系教书?古典系的教师又应当教什么?这也是“责任”一章所关心的:古典学家的学科责任是教授特定的“经典篇目”,伦理责任则是“去伪存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定正统的古典学(语文学和历史学)假定了某种“真实客观的过往”,那么正统的古典学家应当使用与时俱进的科学工具去恢复并重构过往:古典学家应是“过去的守护者”(32-34页)

和所有“后”学一样,后古典主义也主张解构某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强调所有知识,包括关于古典学学科的知识的“情境性” (situatedness)。“情境性”不同于“历史语境”(contexualization),后者强调的是历史环境作为唯一决定因素,而前者则强调知识产生的偶然性。与此同时,后古典主义赋予后世解释者更大的解释自由,并且积极化用尼采的 “不合时宜性”来破除“时代错乱”给解释者设置的条条框框。他们用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画《伊卡洛斯的坠落》(The Fall of Icarus)作为隐喻:画面中带翅膀的伊卡洛斯坠入海中,但身处其中的渔夫与农民都熟视无睹,反而是后世的观画者才能发现这一“不合时宜”的事件。《伊卡洛斯的坠落》

《伊卡洛斯的坠落》

在行政教学上,这些出身传统的后古典主义学者也要求放宽语言门槛,摆脱语言学的神话。他们举出了洛布丛书(原文与英文对照)的积极意义,并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不懂希腊文》一文中的观点提示读者:要理解埃斯库罗斯,懂诗歌比懂希腊文更重要。归根到底,后古典主义学者担心的是语言学知识成为一种排除异端的权力,而后古典主义则希望有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到古典学行列之中:

如果经典主义/古典主义的历史中没有但丁、阿尔伯特、布鲁内莱斯奇(Brunelleschi)、温克尔曼、拉辛、大卫、卢梭、卡诺瓦(Canova)、歌德、T. S. 艾略特、弗洛伊德、希尔达·杜利特尔、伍尔夫或者列奥·施特劳斯的位置,那么它将会是一部奇怪的历史。(14页)

乍看起来,这只不过是在重复 “接受史”研究路径的老话,但实非如此。后古典主义者认为接受史还是太过强调历史影响,那些未曾或是间接受到古希腊罗马影响的地域也需要得到重视。故而,在“世界”一章中,后古典主义群体提出,一切具有“经典文化”的文明都应该纳入古典学的视野,故而“比较研究”才是后古典主义希望推进的方向。

后古典主义要求古典学研究突破时间、地域、价值以及人类等概念的疆界,消除古今、东西、正统异端乃至人与动物的对立,成为开放的古典学科。故而,我们或许可以说后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崇今派”的后裔,因为其根本关心的是当代问题如何为古代资源赋予活力,或者说,古代资源如何有助于解决现代问题。按照后古典主义群体的话说,古典学者不应当是“过往的守护者”,相反,“过往是古典学者的守护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古典主义者“厚今薄古”,因为他们恰恰不认为存在一种单一、确定的“过往”。人们只有突破十九世纪德式古代学所建立的语言学和历史主义的专业壁垒,才能有效把握古代思想内在的多重可能性。

中国古典学:起步阶段的正统与旁门左道之争

《后古典主义》一书中曾多次提到中国,这个同样具备古典传统又迥异于西方的古老国家对后古典主义学者似乎有着强大吸引力。况且,如今遥远的中国正在兴起一阵西方古典学热。

这件事对于西方学界或许还朦朦胧胧,但肯定不是新闻。近年来由大陆留学西洋学习古典学的研究生数量猛增,而西方古典学者与大陆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比如后古典主义项目成员芝加哥大学教授莫斯特(Glenn W. Most)就是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常客。素与剑桥大学古典系交流频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就曾邀请两位剑桥的后古典主义成员戈德希尔和怀特玛施给本科生讲课。

最有意思的是,去年10月,澎湃新闻刊发了伯克利大学教授波尔特关于新出版的《后古典主义》一书的专访。波尔特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这将是一片后古典主义的热土。毫无意外,他极力反对中国重蹈覆辙,按西方古典学系建制,大谈中国特色古典学,要中国人直接跳过“欧洲学者做过的工作”,并期待“中国尼采”的产生,甚至邀请中国人做“西方学者的老师”。我们似乎又从波尔特的评论中嗅到了当年异教东方对文艺复兴欧洲散发出的那种迷人香气:没有十九世纪以来古典学“正统”建制的束缚,中国才是未来古典学的诞生地。波尔特访谈——《后古典主义与古典学在中国》

波尔特访谈——《后古典主义与古典学在中国》

中国真的如波尔特所想的那样是一片没有争端的处女地吗?关心这个话题的中文读者一定会想起六年前,“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十五年之际,《文汇学人》刊登了一篇《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下称《是非》)。这篇文章让学界暗流涌动的争论浮出水面。与《文汇报》的原标题相比,“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改动的题目“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反倒更直白地显示了中文学界的心态:要分出个“正路子”和“野路子”。我们若要评论后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得要搞清中国古典学学科定位之争的原生场景。826

"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年2月6日所刊《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

我更愿意用较为中立的词汇来刻画中文学界的两派争论:“专业派”和“中国特色派”。两派观点的背后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来自不同问题意识的知识群体,自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两类知识人因缘际会在古典学问题上相遇,但其争论实则出于完全不同的关怀,故而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巨大张力。

首先谈专业派知识人群体。虽然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乃至明清传教士,但古典学作为学科成为问题却是一个晚近现象。我之所以标志出“专业派”知识人群体,是因为他们对古典学的学科意识大多来自更加成熟的学科——比如“世界古代史”或“西方古代文学”——内在的溯源动力。

从老一辈的学者来看,诸如罗念生先生、王焕生先生以及杨周翰先生都是从中国业已成熟的外语文学专业进入古典领域。从古典学的学科建制历史上看,日知先生林志纯无疑是更为重要也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日知先生本是中国史专家,但为了弥补历史专业的学科空白,转而投身世界古代史的学科建设。1984年创立的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古典所)无疑成为当年的黄埔军校。古典所确立的培养风格正是以语文学为核心:“培训从语言开始,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就学希腊语、拉丁语,研究古埃及就学象形文字,研究古代西亚就学楔形文字。”(参见《是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页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页

大抵来说,中国的专业派知识群体仍旧抱有日知先生“补足国内学科空白”的使命。故而在2015年辩论中,其基本主张在于:对西方古典学做任何评论之前,都要“忠实地输入西学”(高峰枫教授语),而深入了解的核心在语文学的训练,语言学训练的基础又在乎当代西方古典学学科建制。其实,复旦大学教授张巍早在2010年发表的《古典学的基本范式》一文中就已经提示中文读者注意德国传统:

我们面对当代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形形色色的流派,需要意识到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的研究范式是由第一阶段,即十九世纪德国的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确立的。因此,如果不弄清该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根本精神而一味追逐所谓后现代的古典学研究时尚,势必令我们要在中国建设的古典学(而非“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成为无根之浮萍。

张巍似乎颇有预见性地料到十年后《后古典主义》的出版以及后古典主义者对中国热土的期盼,力争要在这股邪风刮到中国之前就提前阻击。《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张巍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468页,75.00元

《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张巍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468页,75.00元

显然,与专业派知识群体相比,“中国特色派”在话语上更加接近后古典主义,那么他们是否真的是“后”学在中国的代理人呢?

现在,让我们转向“中国特色派”知识群体的形成历史。时间还是回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专业派知识分子出国攻读古典学相关博士学位之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对改革开放的大讨论。汪晖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时激起千层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也出现了道德和文化的危机,如果知识分子不加反思地拥抱现代化,便会丧失批判性。在分析了现代性理论的内部矛盾之后,汪晖提出两条批判的线索:对内批判要将目光从“封建”转向现代资本主义,对外批判要聚焦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压迫和不公问题。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两个正向的命题:对内要重新确立被现代化(比如过度放任的自由市场)摧毁的道德价值,对外要树立被全球化摧毁的文明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指出,在1989年之后,八十年代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改变,要么西迁,要么加入体制内,要么学院化。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知识分子的群体分化,但对内反思现代性,对外注重文明主体的问题意识仍旧被不少人共享。比如一些对国家政策有影响的学者,就发出了强调“有为政府”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同时质疑“华盛顿共识”的声音。“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中,则不乏在大学教育层面关注道德和中国文明问题的。比如甘阳、李猛等人对2003年北京大学聘任制改革的核心批判,仍旧延续了九十年代的两条批判线索:批判大学教育的市场经济化,批判独立自主的知识传统的丧失。如果说对大学市场化改革的批判是否定性的,2005年开始的通识教育改革则是肯定性的建设。甘阳在这年发表的《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演讲,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科专业化和实用化倾向。通识教育则被看成是解决市场化教育和文明自觉性丧失的突破口——“中国特色派”古典学教育的推行正是通识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大学改革之道》,甘阳、李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335页,29.80元

《中国大学改革之道》,甘阳、李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335页,29.80元

也正是在世纪初,刘小枫开始了他的“古典转向”。当下所谓的西方古典学热也由此兴起。 与张巍类似,“中国特色派”的代表刘小枫在《古典学与古今之争》(2017年增订本,下称《古今》)这本文集中,同样注意到了当今古典学科与德国传统的关联:

基于实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考据学,其实就是把笛卡尔的新自然哲学原理用于辨析古传经典,凭靠新的数学理性寻找古传文本中违背“科学/逻辑事实”的谬误。这种“实证”的考据方法不仅开启了十八世纪以来日益兴盛的“疑古”风,而且成为了西方现代古典学的首要方法,至今未曾动摇。(94页)

在其余各篇文章中,刘小枫进一步揭示了Altertumswissenshaft的“现代实证知识原则”是现代古典学科的精神,而博物馆学、考据学、人类学等“正统”古典学方法也不过是维拉莫维茨研究传统的诸多变形。

只不过,刘小枫异于专业派知识分群体而近于后古典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重提古典学的尼采传统,并强调经典中的道德与文明问题。刘小枫对当代西方古典学系中所暗含的现代性原则的反思,无疑是延续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批判意识。故而,他建设性命题自然也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为核心。在《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古典学”不是一个现代学科门类,而是一种前现代道术未裂之时的整全教育:“中国古典学”的要点不在学中还是学西,而在恢复中西经典传统,以反思现代性问题,对抗实用主义的教育。

因此,人们易将“中国特色学派”和后古典主义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强调比较研究以及关注古今关系等命题上,“中国特色派”与后古典主义确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偶合正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批判对象——现代性主导下的古典学。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学派”和后古典主义代表着两条非常不同的反思现代性的线索。略观刘小枫在世纪初“古典转向”之前所完成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可知,他未曾考虑过后现代的批判道路,反而是要从后现代的冲击中重新恢复作为问题的现代性: “对西方和中国来说,现代性问题已经命运与共。”(2017年增订本,第3页)这也是为什么施特劳斯恰巧成为刘小枫引入古典学的中介——正是施特劳斯提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加剧了现代性,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才是反思现代性的根本途径。

施特劳斯远不是刘小枫的上帝,最多只能算是施洗约翰,因为对于刘小枫而言,学习西方古代经典的根本动力或是缘于一种对中国古代经典在二十世纪悲惨命运的同情。在书写十九世纪由历史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对西方“经典学”的冲击史时,刘小枫实际想到的或是二十世纪由“文化大革命”所代表的现代性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摧毁史。这就是为什么其旧著《现代性社会绪论》强调“文革”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性相同,其新著《以美为鉴》特别将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1960年代语言革命的背景与1960年代的“文革”联系在一起。“中国古典学”的真正使命或如其对布鲁姆从事古典学的评价一般:抵制文化革命(《古今》,219页)。历史主义和“文化大革命”通过现代性的概念勾连起来,与此相对的正是西方古典学和中国古典学的共同复兴。《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272页,49.00元

《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272页,49.00元

由此看来,中国不但远非一片处女地,恰恰相反,古典学定位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思想交锋的最新战场。在这片战场上,无论是崇尚德国古代学传统的“专业学派”还是以反思现代性为己任的“中国特色学派”都不同于后古典主义,尽管后者确实对后古典主义的诸多命题会有更多同情。

从理论关怀上来说,对后古典主义的共同拒斥恐怕无法成为两派和解的基础,中国学界的内部张力或将持续存在。专业学派会认为一切“花活儿”要是没有坚实的语文学基础,都是无根浮萍;中国特色学派则会认为要是不首先解决“为什么要学西方古典学”的问题,中国的古典学者就陷入无根的现代性中。但就实际发展来看,“专业学派”也并非完全排斥中国问题,而是强调先后问题;“中国特色派”也并非否定语言问题,而是强调使命问题。

无论如何,两条脉络都必将以各自的方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假以时日,或许波尔特的预言真的会实现:

当中国的古典学术到达可以大规模和欧美学术界交流的那一天,中国学者很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我们无法预料的关于古代世界的图景。我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但很有可能是,中国会发展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关于古典研究的自己的方法论。我希望这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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