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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专栏 - 泰国学者:美国重返亚洲了吗?

13/11/2022 - 12:10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近期正在亚洲进行访问,他于周五(11月11日)出席了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东盟峰会。这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出席东盟峰会,拜登接下来还将在多场东南亚地区峰会上亮相。泰国学者认为,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华盛顿当局推动“美国再次领导世界”的外交政策前方困难重重。

泰国诗纳卡宁大学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协会副主席巴披(Prapee Apichartsakon)近期发表分析文章指出:在“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的外交政策框架中,包括了必须赢过中国的部分,亚洲太平洋地区因此成为了美国霸权回归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随着世界已经改变了样貌,美国的“霸权回归之路”并不像以往那么顺畅。

文章内容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全球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今非昔比,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进行观察,在冷战时期或 2000 年初期美国确实能够主导世界。冷战时期世界格局被苏联和美国两股等级力量所瓜分。当时的国际背景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唯一进行的较量,即意识形态的较量。两个阵营均选择保障安全的维度,分别秉持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共产制度,各自寻求支持者和拉拢盟友,例如,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将共产主义视为对美国的共同威胁。

美国对苏联形象的刻画是负面的,是一种可怕的、恶毒的或道义上的威胁。这种使美国式自由民主合法化的心理学效应,在那个时代更有助于确立美国在自由民主世界领袖的地位,当时拉拢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盟友难度并不大。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主导致力于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一系列规则产生,涵盖了全球货币秩序、政治、和平、人权等领域,当时美国的主导作用突出,规则易于实施,盟友乐于接受。亚太地区国家同样都看到了美国大哥的光辉形象。

然而,学界多次讨论过同一问题---冷战后美国真的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吗?原因是有日本和欧盟的存在,让美国面临着来自次级强权的挑战和制衡,因此各方怀疑,那一时期是否该视为一个多极时代?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美国还拥有足够能力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21 世纪初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Bush)任内修改了对外政策,将反对恐怖主义视为全球安全议题,并第二任期内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先后针对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不再依赖以联合国为主等国际机制,这种情形延续到后来美国派兵阿富汗,由此引起了许多国家对国际道德或违反国际法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正值美国主导全球作用持续下降之际,随之而来是中国超级大国的崛起。

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台后试图挽救美国的不良形象。如同拜登(Joe Biden)现在努力做的那样,试图重新获得世界领导地位。但当特朗普(Donald Trump)转向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后,外界再度审视美国的“世界领袖”形象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清晰。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不仅将自己与世界事务进行切割,转而只关注国内议程,而且四处退群拒绝参与国际间多边合作。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给外界留下了“不可预测”的混乱印象。例如:暗杀伊朗军事人物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宣布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等等,包括因极右翼思想而分裂和混乱的美国社会,都导致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美国总统拜登2020 年底赢得大选,随后宣布“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外交政策愿景,被视为美国有意重新回归世界领导宝座的“宣言”。这表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政策已被“美国再次领导世界”的外交政策所取代。华盛顿因此致力于恢复世界秩序和国际谈判,通过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人权议题建立国际联盟,关键是保障其外交政策能够为美国公民带来安全与繁荣。而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政策背离世界,开启了一个“终结的开端”。关键问题是美国将自身抽离世界的两年期间,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盛顿将如何华丽转身如其所愿地重新扮演世界领导的角色呢?

处在过渡时期的拜登并没有从“美国优先”政策急转弯回到“美国再次领导世界”,拜登推出侧重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middle class),透过外交成功打造经济果实并让美国人获得实质利益。一方面原因也是为了安抚特朗普的选民,毕竟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要再次强大,首当其冲离不开美国人民的支持。

通常情况下,一个政府所制订的外交政策,在国内选举时并不足以吸引大量投票。人们更加关心切身实际的衣食温饱问题。美国民众并不喜欢华盛顿政府参与国际政治或大量干预其他国家的问题,比如越南战争,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不同意政府在战争上花费这么多钱。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 COVID 19)导致全球经济形势陷入低迷,美国内部分歧依然严峻,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通过投资援助其他国家进行发展建设的联盟方式,恐怕很难得心应手。

诚然,为了贯彻执行“美国再次强大”的政策,拜登政府正试图推动各项法律。例如支持国内产业的生产和研究投资,这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拜登宣布的另一项外交政策原则是推进国际谈判和世界秩序的谈判,强化与盟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威胁。

美国也试图在各种合作框架下重新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极力逆转特朗普对外政策的“退群效应”。但具体成效有待评估,这是一道摆在拜等面前的难题。当今世界问题比以往复杂得多,更多的竞争在新的领域内展开,经济问题,防疫问题、环境恶化问题,在多个国际合作框架下,美国必须先迈进门槛才能开展竞争。

此外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影响美国国际信誉的人道主义问题。今年初又一场涉及人道主义危机的俄乌战争爆发,背后是美国的国际信誉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内部政治斗争仍然混乱而且日益尖锐。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试图恢复其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反而令被其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更多角色。美国的话语权遭遇到更多挑战,这让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美国形象变得不是那么容易。

拜登也极力提出民主和人权问题,但中美之间的竞争早已并非意识形态的较量。举例去年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当时包括泰国、新加坡在内的诸多国家不在受邀国名单内。这被视为是美国有意像冷战时期那样努力划分阵营的一次尝试。

特朗普和拜登似乎在外交事务上的态度完全不同,各自发展外交方向,国内政策也有所不同。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秉持(两党)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

美国的另一项外交政策是试图通过印太战略(Indo‐Pacific)重返亚洲。但“回归民主价值观”与当前国际环境下倾向于独裁政府的东南亚国家同盟合作关系显得格格不入,过去所采取的施压办法显然不奏效。与此同时,在中国影响力渐长的情形下,东南亚地区现在对美国所持有的民主价值观产生了怀疑,美国在国际上是否真的关心这些价值观,抑或是仅仅当作刁难的理由?为此,多数学者认为美国更加关心的并非民主价值理念的发展,而是自身形象和影响力的塑造。

东南亚国家多数承认民主与人权是良好的普世价值,但不赞同将意识形态问题当作国际外交政策的工具,原因是将会减弱外交灵活性,摧毁部分合作领域,国与国之间将在非敌既友的对视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在此之前,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东南亚几乎从未真正感兴趣,如今在拜登主张恢复多边主义的政策驱动下,美国将会尝试采取策略来寻找盟友。必须承认,美国目前在某些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东南亚国家对公平对待的外交政策有了更高的诉求,像缅甸或泰国等东盟国家对调整对美国的立场和政策仍然不感兴趣。至于美国推出结构松散的“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目前还不足以让美国具备重返亚洲抗衡中国的影响力,面对中国-老挝建设高铁这样的实质性利益挑战,美国重返亚洲的道路无疑更加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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