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新闻网

中華青年思想與行動的聚合地

未成年出国是“万能钥匙”吗?

1999年的夏天,16岁的我只身来到美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那是“9•11”之前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空姐是年轻的姐姐,海关小窗里是友好的官员,连我忘记了带I-20表格这样严重的事,也被他们放过了。那时的美国,和我一样,处于“无知者无畏”的美好状态:面对未知,我们不仅无畏,而且心门敞开,满怀期待。

一年的时光,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里飞快地随风飘散。我拖着更重的行李回到了原本的生活轨迹上。应该说,那是我以为的原本,因为我的人生就此踏入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之后的很多选择,大到做什么工作、和什么人结婚,小到爱看什么样的电影、被哪一类的琐事烦扰,都和那一年的经历有些千丝万缕的关联。以至于2013年我移居美国时,初次和焦虑症过招,那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让我回溯起16岁第一次出国的经历。我开始思考一个这些年没太想过的问题:未成年人留学,是否会埋下心理创伤的种子?如果把留学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收益都滤去,比如语言、能力、眼界、履历等,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些被时间沉淀在下面的、改变生命底色的东西?

如今,中国家长让孩子“去西方取经”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且趋于低龄化。互联网可以解答我们提出的一切关于留学的问题:排名、师资、就业、学费。但是,去西方取经,除了经书,什么才是这一路真正的修行?我要找一些“过来人”——那些有很多年的时间回望和反思的人聊一聊。

我首先想到的,是16岁只身去了委内瑞拉的北京姑娘李依然,我们都是通过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出国的学生。现居美国华盛顿的她今年35岁,在世界银行总部工作。提起当年的文化交流经历,她认为负面影响更直接,收获却随年龄增长慢慢显现出来。因为回国以后,她的英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看着单词总是不由自主地蹦出西班牙语的发音,为了高考只好恶补英语。我虽然一直很羡慕会讲第二外语的人,但当年在高考压力下也确实尝到了去美国的甜头:出国半年后,我发现自己的英语忽然“通”了:不用再刻意背单词,发不好的音很自然地会了,连梦话也变成了英语。

外语水平的飞升,不论是我打通英语的脉络,还是李依然从零基础学会西班牙语,都源于“浸入式”的留学经历:在那个手机和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突然被“浸泡”在纯外语环境中,初到国外的几个月,几乎没怎么说过中文。这种在今天很难重现的“浸入式”体验,被李依然视如珍宝:“我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小城上,被真空了一年,太难得了。我和当地人的交流是真诚和深刻的。而现在互联网让我们误以为整个世界都连在一起了,但打开手机,和你聊天的都是同类的人,电脑推荐给你的书,和你刚刚读过的那本没什么区别。我们和不同的声音相遇的机会更少了。”

这一年的经历为李依然的人生开了一个“口儿”,她由此离开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到欧洲攻读硕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在我看来,她是一位个人边界十分宽广的女孩,一双令人难忘的黑溜溜的大眼睛,透着率真和一点不易察觉的锋芒,疫情前她Facebook的永恒主题就是旅行和长跑,去不熟悉的地方走走看看,或者在体力与毅力中寻找平衡。

我问依然,那一年的经历有没有让她在人际交往中更放得开了?她想了想说,“对陌生人我可以更自如地开启话题,但是对于深层的关系,我可能变得更闭合了,比如我至今都没怎么认真谈过恋爱。我妈把这归咎于我早年出国的体验:年纪小,过早独立,就不愿意依赖和相信别人了。不过这是她的看法。我自己也没有仔细想过,可能得专家给我分析一下了。”说完,依然爽快地笑起来,让我一下子回到了我们二十岁相遇时北京的夏天。

李依然大学期间,家里接待了一个来自德国的AFS学生。这个如今也有30岁的女孩,还会隔三差五地和中国妈妈念叨一些不愿意和别人说的、生活中的难事。我恳求依然帮我联系到她。

电话那头传来Jonna轻快且有些俏皮的声音,句尾加快并上扬,显得古灵精怪。Jonna在日本出生,英国长大,会讲六种语言。12岁时,痴迷于神秘语言的她常用古埃及象形文字记录自己的秘密。在妈妈的鼓励和引导下,她开始学中文,以至于到了中国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语言基础了。

2007年夏天,Jonna来到北京。最初的两个月并不顺利。她的接待家庭家境优越,希望她成为女儿的英语家教,而Jonna老是说中文,再加上一些文化和性格的分歧,接待家庭提出了换学生的申请。新家便是李依然的家。“那年他们并没有接待学生的打算,但是他们还是接纳了我。对我来说他们是个完美的接待家庭。”刚搬完家,Jonna就病倒了。阑尾炎,住院手术。发病那晚,她一直呕吐,中国爸爸说,不要等早晨了,现在就去看急诊吧。爸爸妈妈带着她,一路打车,因为外籍和保险等问题,辗转几家医院才被收治。那么小的年纪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病、住院、做手术,Jonna对此记忆深刻:“对那时的我来说,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挺可怕的,但是也让我和中国的爸爸妈妈一下子拉近了感情。那时刚搬过去,我比较内向,不太说话。手术完,妈妈问我:‘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和我说说话呢?’我说,‘明天。’”说完,Jonna笑了起来,这个尴尬而暖心的瞬间,显然被她珍藏了十几年。

一年的留学经历,让德国的楼变矮了,也让Jonna变得自信和健谈了。她好像还变成了一个有点反叛、不太“听话”的孩子,这让家人和同学们有点难以接受。对此我深有同感:也许自信和反叛之间是有关联的。

去年,在取得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后,Jonna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雇主是一家风力发电公司,需要她到台湾的分公司管理项目。重新回到中文的环境里生活,并没有像她预期中那么顺利。原本一年半的驻台工作,Jonna只做了三个月就中止了。说到这里,她原本上扬的语调显得有点低落。首先是工作上的困难:除了和同事之间的一点摩擦,她还发现台湾的中文其实很不一样,再加上专业术语很多,她无法自如地沟通。加之工作签证迟迟下不来,导致三个月期满时她需要暂时离开台湾。她原本计划去出生地日本转转,但临行前得了严重的中耳炎,正在难受的时候,又惊闻舅舅病重将不久于世的消息。许多事赶在一起,Jonna取消了日本的行程,直接回到德国。

这个喜欢用神秘语言守护自己秘密的女孩,没有和我过多地谈起内心深处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觉得在台湾的这三个月的遭遇,和初到北京的前三个月有些相似,比如在异乡生病、沟通的障碍、人际关系上的麻烦、被迫离开刚刚熟悉的环境、以及外籍身份造成的生活不便。我这样问,是因为自己16岁的留学经历里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伤,在我30岁回到美国的时候,内心雪藏的焦虑才“崭露头角”,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情绪的反刍,不禁感慨16岁那年简直是预支了前半生的肾上腺素。我渐渐意识到,成年后迁居美国,可能触发了很多潜意识里还没有处理的情感和情绪。听了我的提问,Jonna简短地停顿了一下,回答说她只想过阑尾炎的经历与此事的关联,但她的关注点是,那时候还有接待家庭和AFS组织的关照,而这次,真的是一个人来面对,她就觉得很难承受了。

当提及未来的打算时,我问她还会不会考虑回中国。她说,现在想要搬去澳大利亚,去一个“人们都在冲浪和跳舞”的地方,“而且,”她补充说,“那里是我舅舅生前生活的地方。”

Courtesy of Li Yiran

与李依然和Jonna交流之后,我仿佛看见16岁独自拖着箱子的自己身边,多了两个同样形单影只的身影,我们穿过各自的时空,匆匆而温暖地互望了一眼。我意识到,我在寻找的答案,问题背后变量很多,比如访问国与居住国文化差异的大小、孩子的性格和成熟度、出国期间的情感支持等等。我决定和12岁时移民美国的Kevin聊一聊,与我们仨不同,他的出国体验并不是“浸入式”的。

2004年,12岁的Kevin跟着16岁的姐姐,离开福州老家,来到纽约,与早年移民美国的父母团聚。最初他在唐人街一所双语学校上学,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华裔,有的在美国出生,有的是他这样的新移民。因为爸妈怕他的英语跟不上,就让他留了一级。这一年,Kevin几乎没怎么讲过英语,对于爸妈“陌生的”管教,他觉得不适应,抵触学英语,经常泡在网吧里。聊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出《北京人在纽约》里王起明那个反叛嚣张的女儿宁宁。可是电话那头的Kevin显得单纯率真,却又成熟稳重,一点儿也不拧巴。

我坦言说,他身上好像看不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创伤,他哈哈大笑:“可能我的神经比较大条吧。”想了片刻,他又补充说,“也是因为我和姐姐很亲,从小形影不离,她一直都照顾我。”姐姐在Kevin后来的人生选择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在Kevin反叛玩闹了两年后,成绩优异的姐姐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她离家前告诉Kevin,不努力人生就要荒废了。这次Kevin听了进去,开始收心刻苦学习,考入全美排名前50的高中,从此越战越勇,大学毕业先后就职于甲骨文、德勤、腾讯等公司,我们交谈的这一刻,他正在康奈尔大学读MBA,算是给职业发展“锦上添花”。

我回望了他初到美国的那几年,这应该算是人生中少有的重大变化,而他平安顺利地度过了。我想,这和他本身的性格有关,也是家人陪伴鼓励的结果。他的父母那时开着几家中餐馆,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仍然一次不落地认真参加学校的所有家长会,更何况还有姐姐的抱持和关爱。他们既对他寄予了厚望,又没有拔苗助长,为他适应新环境提供了充足的时间(选择留级一年)和空间(双语学校)。Kevin没有被忽然真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的初中时代,身边的好朋友都是和他一样: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虽然很多家境并没有他这样宽裕,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话题。同样重要的是,在完成了初步的过渡之后,自信而向上的Kevin没有停滞在舒适区,上高中后,他打开了自己,进而融入到美国的文化和社会中。

Kevin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浸入式”留学的另一面: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学会当地的语言,融入那里的文化,但同时这种体验对于未成年人承受冲击和变故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我们中,有些人被“杀死”了,也有一些,从不见硝烟的战火中走出,开始了涅槃后的开挂人生。但像Kevin这样出国后每天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的“非浸入式”体验,在留学生的经历里比较普遍,很多家长也不免担忧:每天和中国同学在一起,和在国内有什么区别?出国不就是要多接触国外的人和文化吗?之前我是百分之百赞成这种观点。但现在,我也开始看到了尊重孩子自身节奏的重要性。如果可以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在舒适区和挑战区之间徘徊一下,储备信心,调整节奏,或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我的另一位老朋友,Andrew Feigin,恰好经历了介于“浸入式”与“非浸入式”之间的留学体验。我们相识大概有近十年了,67岁的Andrew是美国演艺制作行业中的大咖,拥有45年行业经验的他,是很多舞台剧、歌剧、电视节目和现场活动的舞台总监,其中包括著名的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圣诞奇观秀。这个演出和我也有点前缘:1999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妈妈带我去纽约旅行,我观看了这场令我终生难忘的演出,被台上几十条白花花、踢到头顶的大腿们,深深地震撼到了心灵。

去年,Andrew和太太从纽约迁居加州,在整理家当时发现了一个纸盒子,里面是母亲珍藏的、1970年他去冰岛做交换生时寄回家的书信。薄薄的信纸散发着岁月的沉香,把他带回半个世纪前那个永远是白昼的16岁的夏天。

Andrew的接待家庭爸妈都会讲英语,且非常信任他。“来冰岛之前,我参加过一些美国童子军的夏令营,也自己旅行过一两次,算是稍微有些独立生活的基础,周末的时候我父母也允许我自己到曼哈顿找朋友玩,但是在冰岛我得到的自由,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学校都在放暑假,Andrew就找了一份零工:在一家苗圃帮忙。每天早上,妈妈给他带好午饭,Andrew就自己坐公交车到位于市中心的苗圃上班。“那里的同事们都不会讲英语,我们一开始只能靠比划来交流,比如他们让我在哪里挖个坑啊,给哪片花浇浇水啊,或者坐着犁地机去犁犁地啊,我可开心了。中午,大家就聚到饭堂吃各自从家带去的午饭。这个经历,虽然不在学校,对我来说却是‘浸入式’的学习体验。”

我之所以说这段经历是介于“浸入式”和“非浸入式”之间的,是因为虽然Andrew异国体验的强度和我所经历的差不多,但是时长上却有很大的差别:Andrew参加的交流活动为期10周。对一个16岁的孩子而言,10个星期很长,它让Andrew充分融入了另一个文化,体验了独立的生活;同时,10个星期也很短,它没有动摇一个孩子内心深处的、只有在养育者身边才能得到的安全感。

冰岛的生活,是Andrew珍藏心底的美好回忆。“它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但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自此以后,我对生活中新的篇章,都保有一种期待和欢迎的态度。”由于工作原因,Andrew经常在各国之间往来,对其他文化的好奇和尊重,也是在冰岛的体验留给他的宝贵财富。“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客人的身份。每个空间都有它的主人,而我作为客人,应该保持谦卑和尊重。当我进入一个剧场或体育馆里工作,我知道,我们虽然在这里演出,但只是这个舞台上的过客。我会尽力了解和尊重不同场地的规则、理念和文化。这是我的人生哲学,我想这大概来自AFS的经历。”说到这里,Andrew有点动情,他解释说,冰岛的生活已经距今半个世纪之久了,在接受我采访之前,并没有把它和自己此后的生活做过太多的联系,但这段留学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显然早已渗透到他灵魂和内心的各个层面。他总结说,“这是一把万能钥匙,具有解锁一切的潜质。你一旦有了浸入另一个文化的经历,就有机会看清自己是谁、世界有多大。你的生命最深层的状态,是张开的。”

和Andrew通话结束,我心中所有关于16岁的美好回忆和零碎瞬间,都从心底升起,暖洋洋地烘烤着那一小块之前被打湿了的心绪。关于低龄出国造成心理冲击的问题,我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硕士边轶菲女士这样说:“在留学期间如果遇到压力大的事件,有可能埋下伏笔,在今后遇见相似境遇的时候显现出来,引起焦虑。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焦虑和抑郁等问题大多源于更久远的童年阴影,或者身体和疾病的因素。”这让我反思:如果我的出国经历,不是一枚焦虑的种子,而是一针对付焦虑的疫苗呢?也未可知。边轶菲补充说,出国造成的心理冲击,有负向的,也有正向的,这和个人的成长经历、国外生活压力大小等因素都有关系。如果孩子本身的应激反应能力较强,在压力环境中顺利地适应了,就会产生正向刺激;如果应激反应能力较弱,但在压力环境中也顺利适应了,也会产生正向刺激、树立自信心;但是如果孩子应激反应能力弱,并在压力环境中受阻了,就会产生心理上的负向刺激。

所以,对于取经路上的孩子们而言,“什么才是这一路的修行?”这需要我们在很多变量中权衡斟酌。这条路是仙途还是险途?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进行?作为家长,应该对自家孩子降妖伏魔的情景有一个预估。和我们出国时不同的是,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今天留学生的异国体验。微信里的那个家庭群,降低了“浸入式”体验的强度,也多少弥补了家人关爱的缺失,增强了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提供了情感支持。

有趣的是,对每个受访者我都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如果重新选择,你还会不会在那个年纪去那个国家?尽管我们之间跨越了很多语言、文化和年代,我们的异国经历也各不相同,成年后有些继续在国外生活,有些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无一例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会的。

看来,这路上的神仙和妖怪,都是迷人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任编辑 黎黎 [email protected]

茉莉花新闻网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始创于2011年2月20日,受阿拉伯之春的感召,大家共同组织、发起了中国茉莉花革命。后由数名义工无偿坚持至今,并发展成为广受翻墙网民欢迎的新闻聚合网站并提供论坛服务。

新闻汇总

邮件订阅

输入您的邮件地址:

linkedin facebook pinterest youtube rss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blank rss-blank linkedin-blank pinterest youtube twitter insta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