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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从马尔科姆·X 看……美国的人民史

李公明

2021-01-07 11:35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人民史》(第五版),[美]霍华德·津恩著, 蒲国良  许光春  张爱平 高增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583页,68.00元

元旦假日,当然是放松心情看片、看书的最好时光。在一位青年学子的强烈推荐下看了1989年美国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自编自导和主演的《为所应为 》Do the Right Thing和在内地院线上映的邱礼涛导演的《拆弹专家2》,这两部影片在各自不同的类型中大放异彩,同样的令人激赏,同样的带来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斯派克·李一开始以镜头引领着观众扫街,在被反复强调的炎热天气中,布鲁克林黑人街区的声音、视觉、身体姿态构成一幅幅以黑人为中心的族群现实与历史文化交融的浮世绘,在种族歧视、阶级压迫之下的无奈、消极和愤懑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店铺、街角和马路上,所有的噪音背景、变形人脸的蒙太奇和每个人都是连珠炮一样的对话不停地积聚能量,在看似颇有喜感的唠叨争吵中等待和寻找着宣泄的突破口。冲突高潮的到来就这样水到渠成,没有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谁都知道要“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事”,就这样把观众也裹挟了进去: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身份认同、种族歧视远比阶级剥削来得更复杂、更敏感和更揪心,现实中的任何一点小冲突都会成为点燃烈火的火星。斯派克·李极为老练地不是以剧情而是以黑人内心的感受把扫街式的镜头连接起来,铺垫着情绪爆发的台阶,不是情节逻辑而是文化冲突的逻辑引爆了最后的火光冲天。在这过程中最应该注意的不是放嘈杂音乐的或要求店主挂上黑人名流相片的激进派,而是像黑人雇工穆奇这样的温和派是如何转变的,这几乎是所有暴力冲突成为规模化的基本前提。火光熄灭之后是清晨,在比萨店废墟前黑人雇工穆奇的讨薪与最后无言的和解是回归现实的足音,但是真正的悲伤此时才骤然满溢上来: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事”?于是结尾出现的马丁·路德·金与马尔科姆·X的图像和各自的一段话,前者提倡非暴力,后者则认为如果有必要就应该诉诸暴力——观众在最后仍被裹挟到思考与选择之中。非裔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曾经指出:如果你还没有准备为自由付出代价,就请不要说什么自由;自由或死亡,这是唯一的选择。他是斯派克·李的“精神教父”,在影片中穆奇猛然砸烂比萨店玻璃窗的行动其实是他在内心对马尔科姆的响应,温和的中间派以勇敢的斗争实践向精神教父致敬。

至于《拆弹专家2》,更无法用时下的影评叙事来“剧透”它之所以发人深思的痛点,这种类型片中所有的警匪黑白、身份反转、双雄兄弟、情节悬疑、人性冲突等等元素、桥段都不再重要,此时的邱礼涛已经不仅仅是从《人肉叉烧包》《伊波拉病毒》再往前蹦几步,而是义无反顾地冲天而起——就像影片一开头那场虚拟的香港机场惊天大爆炸。邱礼涛对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怜悯出自真心,对电影的社会良心作用有高度的认同,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也是关于香港电影。别再说什么Cult片和B级片,邱礼涛在这部影片中开启了港产警匪类型片中全新的在地元素:焦虑、愤怒、抗议、痛心、前所未有的大爆炸想象、最后以死亡获得救赎,他显然站在一个全新的风口上。恰好是在这个风口上,仿佛回响着三十多年前斯派克·李的话语:“Do the Right Thing”,马尔科姆·X的自由幽灵随着斯派克·李也随风而荡。影片结尾潘乘风的确乘风而逝,留下的庞玲问心理专家能否去掉所有记忆,只留下与潘相识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比《为所应为》的结尾更悲怆、更令人不忍。

就这样,斯派克·李使我意识到要认识马尔科姆·X,邱礼涛使我思考潘乘风为什么说他没有疯、只是心痛。前两周在深圳一家书店看到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1922-2010)的《美国人民史》(第五版)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2005;蒲国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位也在找书的青年学子看我拿着它,就说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要买。这就是新年读的第一本书,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史》,在阅读的心情上当然与看斯派克·李和邱礼涛的电影有关。

还是从书名谈起。在我读过的很少几本美国史中,书名中有“People”的除了津恩这本以外,还有加里·纳什(Gary B. Nash)等编著的《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社会》The American People : 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2003;刘德斌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99;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中译本有译作“人民”或“人”,感觉上很有差别。从几本美国宪政史著作的书名来看,对“人民”(People)的强调很坚定,不容置疑,如美国著名宪法史学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我们人民》美国宪政三部曲We the People:Foundations ; We the People:Transformations; We the People:  Interpretations;法律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拉里·克雷默(Larry  D. Kramer)的《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The People Themselve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2004;田雷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当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言:“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这可以看作是对“我们人民”或“人民自己”的一种解释。因此,“人民史”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书写的别的历史,而是倚门可见、触手可摸、刻写在日常生活与行动实践中的每一个普通人的历史。雪落在北方的土地上,那些家里没有煤和炉子的老人和小孩的感受就是人民史。

收入这部新版中译本的两篇序言颇有意思,正好为读者提供了两种视角。先看2000年的旧版中译本序言:“本书呈现的,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史,大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势。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资本家是元凶,政客是帮凶,‘英雄总统’多为配角、丑角。主角则是许许多多遭屈辱、被迫害、受剥削的印第安土著、黑奴、妇女、劳工,还有逃犯、起义者、拒服兵役者、游行示威的群众,以及饱受美国军事侵略和占领的外国老百姓。他们才是讴歌的英雄,同情的对象。简言之,《美国人民史》是一部‘另类’书。它从美国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中挖掘了‘另类’史料,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生动教材。”(王缉思“序言”,I )单看这些话语,一种久违的时代语言和气息扑面而来。但是这篇“序言”在最后还谈到,“既然津恩等人描述的美国人权状况如此糟糕,他们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没有权利对他国内政指手画脚。但是,津恩在本书中所表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旗帜,反对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家和政府,更是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在他看来,美国资本家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钱,牺牲了这些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剥削网。同时美国政府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不愿得罪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人权在这些国家里受到粗暴践踏的现象充耳不闻。……由此联想到,在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的美国人行列里,是少不了一些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左翼人物的。美国的思想政治阵线,原来如此复杂而又单一。批判‘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家,其实是赞成这一原则的,只是指责美国在实践上没有将平等原则贯彻到底而已。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理论上高于国家权力,社稷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因而人民对他们所不信任的政府有权予以推翻。这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观念,其实也是本书作者和美国其他批判家奉为圭臬的原则。”(“序言”,V)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思考像津恩这样的左翼西方学者的思想谱系的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叙事学例子。

“新版译者序”介绍了作者的经历,作者自己在该书“后记”中也简略谈了一下: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贫民窟中长大,当过工人、士兵、大学生、历史学教授,十七岁开始参加政治集会并被警察打昏在地,直到退休后仍然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和演讲活动;他的硕、博论文都是研究工人罢工、争取公共权力、调控财富分配等问题;在大学任教时曾因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坚决支持学生运动而被校方解雇,后在波士顿大学时以反战和开设公民自由权课程而深受学生欢迎。诺姆·乔姆斯基说津恩的贡献是以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数百万人对我们历史的看法。这些可以说是真正的西方左翼学者的标配,《卫报》在他去世的讣告中写道:随着这位激进的左翼斗士的离去,美国左翼史或将终结。

该书初版于1980年,现在中译本根据的是2005年作者扩充修订的第五版,全书内容叙述了自殖民地时期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掠夺起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和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的美国历史。这部《美国人民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国通史,甚至也不是关于“人民”的生活史、社会史,而是从一个更为特定的视角去书写的“人民史”:人民的苦难史与斗争史。在这个意义上津恩明确指出历史并非就是国家所书写的纪录,他说讲“历史就是国家的纪录”的亨利·基辛格“完全忽略了饱受他们这些政客所制定政策之苦的千百万大众的感受”。(第8页)他非常反感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美国政客,在这里说“忽略”其实还是言轻了。他说“我不承认国家的纪录就是我们本身的历史。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冲突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无辜的牺牲者与凶残的刽子手的世界,善于思考的人所应该做的,就是像阿尔伯特·加缪所说的那样,不要站在刽子手的一边”;“因此,对于历史叙述加以选择和强调,不可避免地要对站在那一边做出选择”。于是他特别强调来自人民眼中的历史,他更愿意讲述的是“阿拉克瓦人眼中的美洲发现史;奴隶眼中的宪法;彻罗基人眼中的安德鲁·杰克逊;纽约的爱尔兰后裔眼中的美国内战,开小差的爱尔兰后裔逃兵眼中的墨西哥战争;罗厄耳纺织女工眼中的工业制度的兴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战争;吕宋岛上的黑人士兵眼中的征服菲律宾之战;南部农民眼中的‘镀金时代’;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主义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莱姆黑人眼中的‘新政’;战后拉丁美洲‘皮恩人’眼中的美利坚帝国等等。”(第9页)这是历史学家把屁股坐到人民这一边而不是统治者和体制那一边而产生的换位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这就是对什么是“人民史”的最好诠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要站在刽子手的一边”。

在“选边”这个问题上,津恩并没有声称自己如何完全中立、超然而客观,相反的是他承认:“在我开始从事教学和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所谓‘客观性原则’的错误观念——假如这个‘客观性原则’就是要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话。我明白,一个史学工作者(或者一个记者,抑或是任何一个要讲述一个故事的人)必须对浩如烟海的事实材料作出自己的取舍,而这种取舍则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出史学工作者的主观偏好”;“纯粹的、未经任何解释的所谓纯粹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一件经教师、或作家之口讲出来的事实都代表着一种判断。人们一旦作出判断,也就意味着这些事实是重要的,而另外被略去的那些事实是不重要的”。(550页)因此他明确承认该书是“一部明显带有特定倾向性的历史记述”,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困扰。(508页)他的自传标题是《在行走的列车上你不可能中立》You Can't Be Neutral on a Moving Train,也清楚地表示了对某些“理中客”的不认同。

津恩在书中运用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生动地描述和深刻地评议了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罢工斗争以及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开展的各种斗争运动,读起来真有一种荡气回肠之感,甚至在各章的题目中也能感受到一种炽热的、愤怒的情感:“暴政就是暴政” “只要青草在生长,只要河水在奔流” “老板是强盗,劳工要反抗”“或者它会爆发?”“未曾报道过的抵抗”“卫士的反抗即将到来”……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津恩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严谨运用。曾经有学者批评他的书虽有参考文献但在正文的引述中没有标注文献出处,在该书第五版“参考文献”中津恩详细说明了在正文中标注文献来源的两种方法,可惜的是在该中译本不知为何在正文中却没有标注。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津恩与安东尼·阿诺夫合作专门出版了一部《人民的呼声:美国人民的历史》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译本书名为《另一半美国史:民主进程中被掩藏的声音》,汪小英、邱霜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是一部第一手史料集,正可以与《美国人民史》配合阅读。另外,在霍华德·津恩的“人民史”与布鲁斯·阿克曼宪政史性质的“我们人民”之间当然也有紧密联系,那是一条由权利、自由和民主拧成的纽带。因此,与阿克曼的《我们人民》宪政三部曲配合起来阅读会更有收获。

一部以受难和反抗为主题的人民史,暴力斗争是核心的主题之一,这也正是从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中引申出来的关键议题。在非暴力与暴力之间,秩序党和“理中客”无疑站在了统治者与体制一边,而且基本上都能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津恩的看法并不一样,他指出:“现在已非常清楚,在南方那种社会环境下,南部黑人运动采取非暴力形式确有其策略上的必要性,它能够有效地唤起全国舆论反对南部的种族隔离。但是,试图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着的黑人社区的贫困问题则显然是行不通的。”(371页)他一方面承认马丁·路德·金所强调的爱和非暴力思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使得他在全国黑人和白人中间赢得了一批同情者和追随者,但是另一方面他更清醒地看到“有的黑人却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因为当被误导的人们为爱所倾倒之时,另一些人仍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战斗,而且并不总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365页)因此前海军陆战队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罗伯特·威廉斯认为,黑人在暴力面前应当以牙还牙,必要时可以开枪自卫。马尔科姆·X把这个问题讲得更为清楚,1964年岁末他在向黑人学生演讲时说:“你们应当让你们的敌人明白,为了得到自由你们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只有用这种办法,你们才能得到自由。这是你们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当你们采取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会称你们为‘狂热的黑人’,或者称你们为‘狂热的黑鬼’——他们不说黑人。或者他们会称你们为极端分子、阴谋颠覆分子、煽动分子、赤色分子或激进分子。但是,只有当你们长期保持激进的立场并争取到足够的人民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时候,你们才能得到自由。”(373页)1965年2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遇刺身亡,成了这场黑人运动的又一位殉难者。后来人们阅读他的自传,他死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生前。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论述也值得我们思考,她在1969年2月27日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文章中认为,在个人生活中的某些情形、某种特定条件下,不由分说、不计后果的暴力是惟一讨回公道的可能;她甚至认为把暴力从人类身上消除的严重后果不亚于使人丧失人性、丧失气概。在她看来,“只有在能采取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没有使用时,愤怒和暴力才会显得缺乏理性”。(转见希尔福斯、爱泼斯坦编《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高宏、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28页)显然与马尔科姆·X是同调的。

即便是在比较主流的美国史著作中,我们也能读到这样的充满同情之理解的描述:“骚乱者们在表达着他们的灰心和绝望:他们的怨恨更多地指向社会体制,而不是针对个人。正如克莱尔委员会所说,根本的原因是‘白人种族主义’,是它剥夺了黑人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把他们排挤进贫民窟,并逐渐吞噬掉他们想要逃离这种凄惨处境的所有希望。……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使用武力,与其说是强行推动变革以获取心灵的释放,不如说是为发泄出他们不能消化的东西,就像呕吐一样。因此暴乱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聚居区,他们像大力士一样猛击让他们潦倒的源头,即使这意味着自我毁灭。当大火在黑人聚居区爆发,消防员努力灭火时,却常受到一阵瓶子砖头的袭击,有时还遭到枪击。在火苗的呼吼声和水汽的嘘响声中,传来黑人们极悲壮的吟唱:‘烧吧,宝贝,烧吧!’”(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美国通史》第十二版,吴金平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700页)这段正像是对《为所应为》最后火烧比萨店的生动描述。如果从马尔科姆·X和斯派克·李看美国的人民史,我相信津恩也是会同意的。

津恩在“后记”最后一段说:“这是一场竞赛,我们可以积极投身其中,也可以作壁上观。但我们应当明白的是,我们的选择决定着最终的结果。在此我又不由想起了20世纪初纽约的纺织女工们之间相互传诵的诗人雪莱的名句:不可征服的人们/ 站起来吧/ 挣断你们身上的锁链/ 就像刚刚醒来的雄狮/ 抖落熟睡时落在身上的露珠/ 他们是一小撮/ 你们是大多数!”(553页)过去我们只会传诵“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你们是大多数!”不是更有力量和希望吗?再联想到美国黑人作家、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在1963年出版的小册子《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的信念不是虚幻的:“即使是在陷入深深的悲观之时,也要坚信会有奇迹发生。”(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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