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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亚当·斯密?

李公明

2021-03-04 11:01 来源:澎湃新闻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英] 杰西·诺曼著,李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2月版,371页,88.00元

即便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对于亚当·斯密在当代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经济社会等论域中仍然处于被关注、被争论的中心位置的状况也不会太陌生。但是对于两百年来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之外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影响,例如如何在伯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帕森斯、罗尔斯、哈贝马斯以及阿马蒂亚·森等人的思想中发现和思考来自亚当·斯密的思想印记,则恐怕不是那么有印象。前者说明亚当·斯密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但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他的真实思想,排除种种误读、标签化和极端化的扭曲认知;后者需要我们全面认识他作为不仅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杰出贡献和深远影响。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亚当·斯密的思想不仅是对十八世纪的世界的认知和研究,同时也有对他所展望的未来世界的预测。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思想、学说、识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亚当·斯密对于道德、正义、人类尊严的深切关怀仍然是塑造和激励我们与邪恶世界斗争的道德良知与勇气的重要资源。

简单地说,亚当·斯密遗产所具有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当代性与我们当下的发展问题、生存经验与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仍然有重要联系,如何让他的思想体系以全面、真实、准确的面貌呈现出来,

让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同时也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斯密参与到我们的当代生活,这是知识界、读书界所期待的。英国学者杰西·诺曼的《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原书名 Adam Smith: What He Thought, and Why It Matters,李烨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1月)实在超出了我对一部人物传记和经济学思想发展讨论的预期,除了简洁、精准地论述了斯密的生平、著述和思想脉络之外,书中那种整体性地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氛围为出发点的人类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开阔视野,读完后竟然令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这是没想到的。

作者杰西·诺曼是英国国会议员,他在“引言”中说该书与前辈学者同类著述有三点不同之处。一是本书不是由专业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者写的,而是由一位具有哲学学术背景的在职政治家、有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实际经验的人写的;二是希望本书能让读者领会斯密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跨度中是如何相互运作、配合和自成体系的;三是希望对亚当·斯密思想的重要性和持续的相关性进行具体的、切中要害的论证。他在“致谢”—— 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中更谈到他的预期读者:本书横跨了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以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希望阅读关于斯密的短篇幅而生动的传记的普通读者;寻求引人入胜的斯密思想总述的学生;希望掌握斯密对当今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商界人士;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提出疑问和质问的公民。“对如此广泛的读者来说,在历史上的思想家之中,斯密是少有的对所有人仍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的一个。”作者自觉地意识到在写作中存在的风险:“学术智慧告诉我们,要避开时代错位(将一个时代的心态投射到另一个时代)、倒推因果(假设后来的事件已经有了前兆)、目的论(故意使历史朝着一个目标发展)这三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任何一个简短的传记都会有陷入前述窠臼的风险。因为我们没有空间去探讨事件纯粹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也没有空间去探讨赋予那种偶然性的当代的背景和语言。我们主题的选择总是带有预设,假定主题与读者和当前公众关心的问题有关。”(“致谢”)该书沿用了作者之前出版的《埃德蒙·伯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2013年)一书的结构,先从斯密的生平说起,继而考察他的思想及其影响。“这种方法需要细致的处理,因为它涉及一系列模式的转变……”(同上)读完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关于本书研究与写作的自我期许和学术意识,更能认识在同类斯密传记著述中该书的独特性和价值。几年前读过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伊安·罗斯的《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该书原著于1995年出第一版,中译本是根据2010年的修订版翻译,是一部七百多页的大部头。作者是研究亚当·斯密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权威学者,《格拉斯哥亚当·斯密通信集》主编者之一。这部传记在斯密生平史料的丰富性和作者在原始资料中钩寻、考证的功力都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斯密经济学与当代生活的联系等方面确实有所未逮。

诺曼这部《亚当·斯密传》中译本书前有两位学者写的长篇序言(朱嘉明《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永不枯竭》、袁志刚《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不但分别简要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观点,而且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亚当·斯密思想遗产对当代生活的影响和意义,对读者来说是较好的导读文章。朱嘉明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将亚当·斯密视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对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严重误导。”是耶非耶,也是值得思考。袁志刚的序言重点是从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谈亚当·斯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他认同诺曼的观点,“今天的经济学家必须放弃脱离实际、错误狭隘的所谓‘理性经济人’理论,像亚当·斯密当年做的那样,关心人们作为‘社会人’,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最后他提出的问题更是值得学界反思:“中国的经济学人,又该走什么样的思想之路呢?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吗?我们从亚当·斯密、从凯恩斯,从所有西方经济学中,学到的哪些是术?哪些又是道呢?”

简要回顾一下亚当·斯密的思想形成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从他所接受的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和他自己的独立思考中,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真的就有一种志存高远的理论探索的兴趣和能力。在格拉斯哥大学二年级上了道德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课,哈奇森对亚当·斯密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哈奇森认为人类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这个概念贯穿了哈奇森的所有著作,其核心是“道德感”。哈奇森试图把他自己独特的道德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概念以及当时经典的辉格派政治诉求这三者组合起来。“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具有惊人的平等主义元素的理论视野。这种理论的独特气质、具体想法、远大的雄心,都对亚当·斯密产生了深远影响。……哈奇森的教学将斯密引入了‘人性研究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对人类政治史的研究’。”(20-21页)后来在牛津大学学习,虽然当时学校的教学与学术氛围很糟糕,斯密自己埋头学习英国文学、阅读历史著作,熟读了马基雅维利、帕斯卡、笛卡儿、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拉辛和拉罗什福科等人的著作,为他后来成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阅读了大卫·休谟的《人性论》,据说还有这么一件事:大学的领导进入斯密的房间,“发现他在阅读当时刚出版的休谟的论文……牧师们查封了这本异端书籍并严厉地谴责了这位年轻的哲学家”。(26页) 直到1750年左右,斯密和休谟终于见面了。斯密思想中许多深刻的内容都与大卫·休谟有关系,休谟是斯密最亲密的对话者,远超任何其他思想家;在斯密的作品中,人们总是能从中感觉到休谟思想的影子。(引言)哈奇森和休谟有着共同的哲学野心,即通过建立“人的科学”来实现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目标:基于事实和人类经验,对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进行统一和全面的描述。休谟在《人性论》导语中提到“人的科学”这个概念,这个词虽然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没有出现,但是这个概念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27页)

1748年,亚当·斯密应邀在爱丁堡举办修辞学和纯文学系列讲座,他后来的主要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萌芽。讲座的听众和读者就是后来写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最初的“公正的旁观者”,斯密强调沟通的简明原则的重要性,预示了他在《国富论》中讨论的“人性普遍存在互通有无”的问题。此期他写了一篇关于天文学史的文章,副标题表达了他的目的——通过天文学史的实际例子发掘引导哲学探究的原则。在这篇明显受到了休谟影响的文章中,他以天文学的发展历史为例,说明人们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尝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首先是古人,然后是托勒密系统,还有一大批近代思想家,比如哥白尼、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44页)

诺曼在这里转向展示斯密思想所具有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征,虽然学界对于苏格兰这场启蒙运动的概念是什么、发生在哪里、如何发生、有何意义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整个欧洲的情况越来越表明一场思想革命正在进行中。科学进步的结果反过来导致了更广泛的知识、社会、文化领域的重组,一切变得远离宗教、尊重制度、崇尚智慧,同时提倡个人理性、怀疑主义和思想交流。在恰当的时机,这些变化引发了对宗教宽容、法律权利和道德平等的呼吁,许多欧洲的王室和政府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苏格兰的思想家遍布地质学、法学、医学、化学、人类学、艺术各个领域。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是知识界的核心,他们思考着人性和社会深层次的运行方式等问题。”(46页)

不可忽视的是,虽然被认为是“书呆子”教授,斯密其实还是一名高效的管理者。他先是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后来在爱丁堡担任海关关长;在格拉斯哥他参加了几个大学委员会,协助管理复杂的产权谈判,参与了一系列建筑项目;他还曾是财务主管、两次被全票推选为院长,还担任过副校长。他甚至已经懂得保护自己的思想专利,在1755年向一个当地学会提交了一份很长的清单,“他急于建立对这些理论的专属权利”。(51页)

1759年春天,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斯密的目的是通过解释道德情感如何从人类的社会性中产生,来维护文明作为促进道德改善的力量的主张。他论述了“同情”(compassion)并引申到我们能够通过同情和想象力而体会到他人的情绪,回应、解释了之前在系列讲座中谈到的那种现象——人们不自觉地就会钦佩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对穷人则是铁石心肠。斯密努力区分出“对真正值得付出情感的荣誉和尊重的欲望”和“对无聊赞美的欲望”:前者是一种公正、合理、公平的激情,而前者是不公正、荒谬和荒唐的。(61页)“同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互惠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而这一切以充分扩散和自我强化的形式塑造了社会道德。”努德·哈孔森的总结是:“这种持续交换基本上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基础,可能也是语言的基础。以虚荣的形式,它是所有等级区别的基础;以易货交易的形式,它是所有经济的基础;通过同情机制,它导致了人类道德的产生。”这是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假设,但是“要获得这种和谐,必须要有自由的情感和意见交流”。因此有益的自发秩序取决于个人自由的存在。(63-64页)这不就是对他下一部伟大著作的思想的某种预言吗?这本书获得了十分广泛的成功,而且引起一位当时还没出名的年轻编辑埃德蒙·伯克的关注和评论,这两个人的相遇有着重要意义。之前写过伯克传记的诺曼说:“他们两人共同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时刻,在这个时刻,现代的政治和经济轮廓首次显现,……伯克是我们通向政治现代性的枢纽,斯密则是我们通向经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枢纽。”(引言)这样的相遇听起来真有点激动人心。

斯密最负盛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于1776年3月9日在伦敦出版,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法理学讲义》在当时没有发表,其内容只能从当时学生的笔记中了解。这些资料是连结斯密两部伟大著作的桥梁,“其内容可以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主题联系在一起”。(78页)在这里斯密以阶段论提出产权类别在历史上的不断重构,影响更深远的是对政府的措施和干预伤害了“财富增长的途径”的抨击。这些措施包括:战争、税收、垄断、特许公司特权和补贴等,以及政府力量薄弱、不合理的合同法、执法不力、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等等。这些批评不仅标志着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也标志着他非常关注政府的有效性,正如他所说的“财产和公民政府彼此依赖”。(78页)

关于《国富论》的内容,诺曼的概括是“第一卷财富或‘富裕’的根源讲到经济体内资本的性质和使用(第二卷),再到经济进步和发展的原因(第三卷),贸易政策及其在英国的失败(第四卷),最后到财政收入、税收和其他国内政策问题(第五卷)。前两卷阐述了斯密的基本经济理论,而后三卷则把这套理论应用在不同场景,描述了他‘关于自由的自然理论’,也铺陈了这套理论的革命性意义。”(101页)然后详细地介绍和论述了该书中的重要思想。诺曼指出“《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理解,更要影响人类的行动,要影响个人和集体做出政治决策的方式,并改造政治经济学本身”。(100页)在这一部分诺曼深入分析了斯密如何结合艾尔银行倒闭、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冲突、东印度公司的状况等重大事件思考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下面我们必须从关于斯密的一个重要说法和五个迷思中认识斯密经济思想的真谛。

一个重要说法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有三次提到它,而在《国富论》仅提到一次:“个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无形中推动了一个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的目标的达成。”(第四卷)长久以来这说法广为流传,但是人们的理解、褒贬不一。诺曼说“我们必须明确,‘看不见的手’对斯密来说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它是否重要,为什么重要”。首先要注意的是,“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并非《国富论》的核心, 但它确实是斯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经济秩序自发地、自下而上地产生,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由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正如斯密所说,这可能是个人选择的意外结果。”(167页)应该说,这个“看不见的手”在原话语境中更多带有一点反讽的修辞意味,作为一个出色的隐喻而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象表述,也是有其修辞学上的合理性。

接着他分析了五个围绕着亚当·斯密产生的巨大的迷思。

第一个迷思是所谓的“亚当·斯密难题”:只有一个亚当·斯密,还是有两个?实际上是问《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理论体系是不同的吗?前者似乎是关于利他主义和人类的善良,而后者则是关于自私和人类的贪婪。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矛盾?诺曼从关键概念、思想之间的联系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根本不存在“两个斯密”。“毋庸置疑,斯密希望他的两部伟大作品被并列阅读,希望它们被看作是自成一体的,同时也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中深度互补的不同部分。这个体系建立在一个思想基础之上,即持续的、不断发展的相互交换:沟通时的语言交换,道德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尊重交换,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交换。”(173页)

迷思二是所谓亚当·斯密推崇自私自利。这似乎是来自他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我们期望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好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求诸他人的人性关怀,而是求诸他人的自利心……”(175页)诺曼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在开篇就明确反对将自私视为人类动机的唯一来源,因此这句话并不是说这些人缺乏道德敏感性,也不是说他们应该被私利所驱使,其意思只是“不需要提供更进一步的动机来解释他们实际的行为方式了”。(177页)

第三个迷思更为严重:亚当·斯密为富人说话。《国富论》出版的时代正是苏格兰刚进入有史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最快速的时期,《国富论》的作用不仅仅是解释、更是要维护和捍卫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商业体系。因此斯密的名字在今天经常被用来为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辩护,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自然结果。但这是对斯密的错误认识。《国富论》赞扬的是“普遍富裕”的可能性,鼓吹社会各阶层的物质进步,但他远非大富大贵的信奉者。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鄙夷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而轻视穷人的本能,并批评了仰慕富贵、鄙视贫穷的不公正的现实。诺曼说,“令人惊叹的是,斯密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当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的本能和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一边。他所谴责的措施,都是用于限制穷人而不是富人。”(179页)这是对于以斯密来为财富的极端不平等辩护的理论家的恰当驳斥。

第四个迷思是“亚当·斯密反对政府”,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喜欢把亚当·斯密看作是政府和国家干预的敌人。事实上,斯密的确在许多地方都对政府的负面影响不满,特别是在对贸易的干预和监管方面。而且他极为深刻地批判政府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压迫和推行暴政”。 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市场应该完全独立运作,政府完全不必干预,相反他明确指出市场以及整个社会一般是靠信任和信用来维持的,而这和某些事务的存在依赖于外部机构,尤其是法律和政府。反之,如果商人任意而为,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因此诺曼说,“仔细阅读过斯密著作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181页)

最后一个迷思是“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的首要身份”,恐怕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或想法。诺曼指出无论是在十八世纪或是今天的现代意义上,斯密的首要身份都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这个问题为什么也很重要?我从诺曼的这段论述中获得某种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非常有选择地借鉴了斯密的理论。现代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挖掘,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也是出于适应其专业和意识形态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世界观的核心特征一一将市场活动嵌入规范的道德和社会框架内。”(185页)更重要的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对既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反对教区委员会和教会管理人的琐碎规定;反对阻碍穷人自由流动的定居法;反对公司和行会的限制性做法,特别是对学徒的限制性做法;反对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的腐败;反对重商制度的补贴、关税和赏金。这里面可能只有最后一条会被认为主要与经济相关。此外,我们还忽略了政治游说在斯密提供的解释中的核心地位。”(184页)应该说,斯密不仅是哲学家、经济学家,而且更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也可以看到斯密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

接下来从第七章到第十章是对亚当·斯密整个思想体系和深远影响的全面分析和论述,作者把对亚当·斯密思想体系的分析置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当代市场的真实状况、全球化进程中的掠夺式的资本主义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语境中,引领读者结合亚当·斯密的思想在当今充满思想混乱和利益冲突的公共舆论场中重新找到原点、建立合理的坐标和框架。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断指出了有关不平等、人类尊严、剥削等关键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都是使亚当·斯密的思想仍然在今天的思想前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出色论述。

作者在“结语”中谈了斯密究竟是谁:“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转向《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他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当然也没有宽恕奴隶贸易。但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永远是,一位具有非凡深度和力量的思想家。” (315页)然后还谈了应该怎么做——“最后,必须进行政治革新。实际上,斯密的思想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放弃极端的愿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间地带,再次参与到改革资本主义,维护和发展商业社会利益的现实的、复杂的、混乱的问题中去。”(322页)

因此,“今天,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极端主义和误解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亚当·斯密,以及将他的思想贯彻到底的智慧”。(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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