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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变的秩序:GME逼空折射美国社会风险

章凯恺:GME事件中,除了美股散户组织协调性和显著效果令人关注,背后理由也耐人寻味;金融秩序、社会资本关系、货币政策框架,都在改变。

美股GME(游戏驿站)的散户逼空事件是近期资本市场的焦点新闻(此前FT中文网已有报道《Reddit炒股大军死磕金融精英》)。令人注意的不仅是美股散户此次行动的组织协调性和显著效果,还有其背后的理由。一封据称流传在美国股票论坛中的公开信,提到了美国草根阶层在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中遭受的痛苦,并毫不掩饰其对华尔街资本的愤怒和报复意图。GME股票成了这种积蓄已久力量的一个宣泄窗口。

正在改变的金融秩序

刚刚过去的两周是无疑令美国华尔街感到不适应,甚至可能有些担忧——道琼斯指数在1月27日至29日出现了超过3%的下跌。直接或间接持有GME股票空头仓位的金融机构遭遇了巨额亏损,久负盛名的做空机构香橼宣布不再发布做空报告;部分指数型ETF因GME的异常表现而面临扭曲,市场在重新认识这只在半个月以前徘徊在退市边缘的股票的威力;部分量化基金正在重新审视金融衍生品工具的风险,可能会风险再评估后明显削减其衍生品工具的空头仓位和相应的现货多头仓位;以知名券商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基础设施,由于限制GME等个股的开仓及强行结算期权,在此事件中也备受争议。华尔街正在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险冲击。

GME从1月中旬的20美元上涨到下旬的450美元以上,显然已经脱离了游戏驿站公司的基本面,那么它反映的是什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眼下这场金融暴力的烈度,以及愤怒的美国草根散户的能量。当人们都在讨论西方经济体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在短期没有明显代价”时,代价已逐步显现。贫富分化,或者说社会阶层对立风险,这头“灰犀牛”正是这些问题的幕后推手,因该社会风险具有长期性,类似GME逼空事件很可能会再次上演。长期社会风险有短期加速爆发的迹象,这是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

正在改变的“社会-资本”关系

被改变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自身的秩序,社会和资本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2007年1季度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全社会总财富份额是29.3%、前10%的富人(刨去前1%)占比37.9%,排名后50%的美国人共占比1.7%;在2020年3季度,这一比例更新为31%:38.2%:2%。数据呈现出两个特点:一、少数富人占有的社会财富绝对比例很高;二、前1%富人拥有财富的上升速度最快。美联储公布的连续数据也刻画出08年金融危机对不同财富阶层人群完全不同地影响:前1%富人财富比例在2008年2季度后经过3年时间恢复到29%以上水平,而后50%的美国人足足等了10年,在2018年1季度才恢复到2008年2季度的1.6%,在这期间长期徘徊在1%以下,甚至在2010年和2011年最低达到过0.4%。

如果我们将前1%富人的财富值除以后50%美国人的财富值,我们发现这一相对比例在2010和2011年达到了70倍以上的惊人水平,然后逐步下降至2020年3季度的15.5倍,这已经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有数据记录的1989年以来,一直至2003年,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在10倍以下。

数据的结论是清晰的:贫富分化的程度是惊人的,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强了这一分化。如果说20年前美国人民对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还抱有一些憧憬的话,20年后这些憧憬无疑换来的是失望。在GME逼空事件中,08年金融危机后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是因,这些当年的受害者长大后以金融暴力的方式打击华尔街,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是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问题和资本问题的循环映射——资本的扩张和风险爆发,通过金融风险的外溢侵蚀社会秩序,导致社会问题加剧;而社会问题又会导致对资本的敌视甚至攻击,造成资本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本来是社会与资本之间一座稳固的桥梁。“积累更多知识,继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让财富通过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一朴素的社会共识正在失去市场。最近十年,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知识的平等化,但是同期财富分配的极化问题明显加剧,知识与资本的正向联系被削弱。这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现象,如“学区房的价值高于学历”,或许换个说法,“土地资本的价值高于知识”,就更易于理解了。

正在改变的货币政策框架

美联储在近期对货币政策框架的阐释中,将“就业”因素的重要性提高。美联储称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即使通胀水平抬升也不考虑加息。无独有偶,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发表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分析文章中也突出对“就业”因素的重视。就业率的提高对解决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20年疫情期间,李克强总理就多次表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就业为'六保'之首”,第一时间控制住了社会风险。

2020年3季度,美国前1%富人持有资产中比重最大的为“股票和基金”,而后50%美国人持有资产中比重最小的也同样是“股票和基金”,前者的绝对金额达到后者的88倍。这一比例在2000年前稳定在30倍的中枢水平,2000年后一路不断走高。可以说金融资产膨胀是推动美国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随着2020年3季度之后美股的良好表现,有理由相信美国财富分配格局中最富有人群相较最不富有人群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是美国散户将怒火倾泻在美国股市与华尔街的经济背景。

人民银行体系高级别领导近期多次强调“资产价格应纳入通胀考虑”,其背后深意值得思考。货币政策如果继续无视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而继续延续大力度的宽松取向,无疑会加剧财富两极分化的格局,对整个社会体系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金融体系是经济系统的产物,而经济系统依赖于社会系统,这是人类经济社会结构的普遍层次框架。此次美股逼空事件,绝不应该仅限于金融和经济层次上的讨论,应该把讨论的目标聚焦在社会层次上。2021年1月美国白宫的骚乱事件也证明,社会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已经出现,这种变化上溯至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已有迹象。特朗普执政美国的这四年,这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得到了控制还是强化?答案只能交由历史来回答。美国在2020年以前的高就业率是个好消息,但2020年大幅量化宽松或许不像想象中的美妙且没有代价。是时候由央行来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边界和局限性。

在著名投资人雷•达里奥的重要研究文章《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第八章,他写道,在一场“同自己的战争”中,“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他的这一预言如今似乎出现了新的涵义——一种社会阶层间冲突加剧的风险警告。当桌子上的茶杯在震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查看这张桌子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去查看门外是否出现了地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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