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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解,只有战争: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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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国会事件与“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正相反,它不是一场抗议。抗议的逻辑在于预设一种政治调解的语境:即在某种情况下,不同层面的社会与政府结构可能会以改革作为回应,仅仅在潜在的政治调解得以可能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由于政治调解的逻辑与可能性都不存在,抗议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于他们的行动,他们所期盼得到的并不是调解,而只是一种政治后果:维持权力。

迈克尔·哈特

让特朗普及其拥趸们在政治合理性层面得以维持相对连贯性的一条原则是:政治无非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点在过去几周出现的政治话术里得到充分体现,就像鲁迪·朱利安尼呼号要“用战斗来审判”(trial
by
combat),又或者像特朗普那样引导其追随者到美国国会山秀出他们的“力量”。这种战斗式的手段不仅用于危机时刻;实际上它已经渗进了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动因之中,并表现为一连串反动思想的直接产物。

在此,我要研究的与其说是特朗普式政治的“战争式”逻辑,倒不如说这一程式的另一面,也是这种政治模式的基础条件:即认为政治调解的传统逻辑是空洞且仅仅作为诡计存在的这样一种设想。于此人们可以从特朗普思想那神秘的外壳中发掘出一个理性的内核。

首先,且让我退一步来简单解释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福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提到了政治与战争之间的这种转化关系,即“克劳塞维茨原则的翻转”,以把握权力的运作(当然,那种政治语境与我们所处的情况非常不同)。当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出那句著名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时,他想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政治”)并不会随着战争爆发而停下,而是会以其他方式展开。又或者换一个说法,军事对抗并不意味着政治调解的终结,而是后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

福柯则把克劳塞维茨的说法颠倒了过来: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充斥着”政治调解,但对福柯来说政治则沦为对抗,“清除了”调解机制。我认为福柯是在对克劳塞维茨原则进行实验,将它作为用以解读新兴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关键一环,从而瓦解政治调解的结构与机制,例如工会、福利制度、改革派凯恩斯主义国家等等。(尽管他将对克劳塞维茨原则的颠倒作为其权力分析的一部分,但有理由推测福柯的主张也是对1970年代政治发展的间接分析,尤其是考虑到这一说法主要出现在他的授课中,而比起他的书,这些课程与时事的联系要更加密切。)新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没有政治调解的政治自然是存在于特朗普时代的世界之中,但在很多方面它都变得更加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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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美国纽约,一个通常写着“汤普森街”(Thompson St)的路牌被涂成了“特朗普走了街”(Trumpgone
St)。

这个框架有助于对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事件展开不同的解读。一些为这起事件辩护的人们声称冲击国会和去年夏天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没有不同,这一点倒是挺有启发性的。这种说法暴露了对许多至关重要的区别被忽视,其中之一就是,冲击国会事件与黑命攸关运动正相反,它不是一场抗议。抗议的逻辑在于预设一种政治调解的语境:即在某种情况下,不同层面的社会与政府结构可能会以改革作为回应。例如,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削减警费”(defund
the
police)的诉求,仅仅在潜在的政治调解得以可能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对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由于政治调解的逻辑与可能性都不存在,抗议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于他们的行动,他们所期盼得到的并不是调解,而只是一种政治后果:维持权力。就1月6日发生的种种来说,从政治到战争之间并没有过渡的可能。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实践已经被战争逻辑所激活,也就是说,没有调解的可能。

不相信政治调解也映照了特朗普及其拥趸们对于选举结果合法性的否认,因为在更深的层面,从概念上讲对政治代表制的主张与政治调解的主张是一致的。当然,特朗普对于某些选举结果的承认和另外一些选举结果的否认有着鲜明的机会主义色彩,因为这也呼应了共和党长期以来筛选排斥选民(尤其是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种选民)的策略。但这些机会主义策略的基础是一种扎根于反动思想的观点,这种观点宣称政治代表制是欺骗人的。例如在20世纪早期,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出于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权力层面不断崛起这一趋势的警觉,试图揭露他所谓的这些党派在代表制度合法性的错误主张:所有党派——哪怕是那些声称要表达民意的政党——说到底都是为精英们所主导的,政治代表只是这些精英们为了获得和维持权力所设计的骗局。

同样的逻辑——表现在不那么复杂的低层次上——则支撑起了特朗普对于政治代表的看法,以及更普遍的共和党观点。无论是通过不正当的立法来打压选民投票率(就像共和党长年所干的那样),或是销毁合法选票(就像特朗普和他的拥趸们近来所尝试操作的那样),都不显得可耻或虚伪,因为对代表权的主张——一如更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调解的主张——都被认为天生就是虚假的。如此一来,那些担心民主保障的自由派们就显得相当不真诚,因为这些支持代表制度的人们实际上并没有把权力交给“人民”,而是用代表权这一诡计来为他们阵营的社会、媒体以及政治精英赢得合法性。从根本上讲,每一场选举都是被操纵的。

由此,这一简略的说明表明,在谎言与丑行笼罩下,一种相对连贯的理性激活了特朗普主义:鉴于缺乏有效的政治调解,而代表制又充斥着骗局,这种思维就演变成,认为政治不过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上周,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和托马斯·米尼(Thomas
Meaney)就国会山的暴动之于共和党未来的意义展开辩论。如果我们接受特朗普及其拥趸持有某种理性这一假设的话,我们就应该也考虑一下这种理性对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左派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能够对这种竞争逻辑展开回应?有的人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我们应该质疑它出现的前提,支持现有的政治调解和代表制度结构是有效且进步的。又或者,有的人也会主张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处在同一层面并将政治对抗视作战争。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足够。其实,政治调解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解,代表制度的结构则相对而言缺乏有效性,但解决方法恰是去发明新的调解方式,包括新的民主参与和集体决策机制。事实上,这是当下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早就已经在做的工作。只不过,要去看清下一步该怎么走,还需假以时日。

文章来源:《新左评论》,原题位《其他手段引发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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