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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飞行常客将不再常飞——如果我们啥也不做的话

李瀚明:空中旅行和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空中旅行为全球化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人员货物流动渠道,而全球化则为空中旅行带来了需求和增长。

前几天读到斯卡平克在FT上的文章《疫情后飞行常客将不再常飞》。文中提到企业差旅成本的削减将会促成企业将传统差旅转型为线上会议,从而让“空中飞人”们减少实际出差的次数。这是个目前在软件业界非常热门的观点。此类软件在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肆虐的时候,这些软件为白领工作确保了可靠性和可用性,为控制不必要的人际接触,早日结束疫情提供了不少贡献。

不过,身为一个“浅蓝领”工程师的我,对于商务旅客的存在仍然保持乐观。对企业主而言,留在家中更多是迫于无奈,而非主动之选——一旦环境允许这么做,企业主会将工程师和专业人士“赶回”天空。

事实上,很多企业已经在这么做了:2020年5月的时候,德国企业就开始把回国休假的工程师通过包机送回它们在中国的合资工厂(当然目前看来这是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只有来华的一程,没有回德国的一程),从而确保它们为新产品设计的生产线能够正常工作。而其他企业进行的更快一些:韩国人已经开始在首尔和北京之间来回穿梭,日本人也开始在进出大连和上海的航班上飞行。

值得留意的是,线上会议,或者说呆在家中所需的基础设施——电脑、平板、游戏机、手机、路由器、调制解调器——是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生产环境下制造出来的。很多人对他们的电子设备背后写着的“Designed in California Made in China”想必不会陌生——这句话的背后是无数往返于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穿梭的工程师们。根据一份据说是被无意泄露的海报照片,这句话的作者每年从美国三大航之一采购了价值一亿五千万的机票(其中有三千五百万美元是往返于旧金山和上海之间)。

对于这些工程师以及他们背后的企业,甚至是产品的消费者而言,无法飞行的代价太大了。即使在疫情期间,美国的跨国公司也希望恢复美国三大航往返中国的服务,从而能让工程师继续飞行(它们通过种种手段游说美国交通部和中国民航局,以至于产生了中美险些断航的小插曲)。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倘若美国三大航运营的中美航班没能在去年六月份重启的话,可能我们就无法在2020年见到下一代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了。

这些工程师显然是无法呆在家中的——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一种细致的角度看待他们正在设计的玩意儿。通过视频会议等线上手段设计制造业产品,和赵括的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区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世界各国制造业从业者普遍秉持的价值观——从稻盛和夫的“做东西的原点在制造现场。发生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回到现场。离开现场在桌子上理论推理,再怎么样也无法解决问题”,到“Deeds are fruits, words are but leaves”这句英语名谚,都在阐述这一简明却深刻的道理。

同样无法呆在家中的还有高保密要求部门。例如,疫情期间出行最多的人,就是各国的高层公务员和企业职员——他们的工作对保密性的高要求,决定了他们不能采用远程形式工作。

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远程工作下所有数据的传输,都是复制——发送者无法决定接受者如何处理数据。在面对面会议的场合,我可以给你看一份文件,但不允许你拍照;在远程会议下,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远程会议服务商都会标榜「自毁文件」功能——但客户对此的信任是另一码事了)。

同时,由于摄像头和其他技术手段的客观限制,企业对员工,会议双方之间的监督都只能是部分监督。换言之——一方无法监督另一方在摄像头之外的行为,难以防止另一方通过物理手段在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泄密。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坐在另一方对面的人”:A和B正在视频会议,而坐在B对面的C,可以在不被A看到的情形下,知道A和B之间的所有对话(如果接入一个第二显示器,甚至连文件内容都看得到)。这使得通过远程形式谈论高度谨慎的话题变得不切实际。对于那些“不可与外人道”的事情,还是当面沟通比较稳妥。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需要面对面沟通的行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对现场细节的关注。制造业需要通过现场细节,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而高度保密行业需要通过现场细节,确定会谈本身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远程工作无法解决这些行业的关切,因此这些行业会在疫情受控后,为商业出行贡献大量人流——就像现在中国发生的那样。

换言之,欧美的大企业之所以暂时将员工放在家里,更多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因为现在的疫情局面,使得安排员工面对面交流携带着巨大的员工健康风险。对于任何企业而言,有着丰富经验的员工都是宝贵的财富,不可轻易损失。这就印证了企业差旅成本的下降——谁会派自己的员工出去冒着感染病毒的减员风险谈生意嘛。

因此,我对疫情后的发展倒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只要能够及时控制住疫情事态,为面对面差旅提供安心的环境的话,市场会告诉我们面对面差旅的巨大需求的。

不过,成也市场,败也市场。如果生产企业进一步向高端前进,以至于企业高度集中的话,企业间的沟通就不再需要通过航空,那飞行常客确实有可能“不再常飞”了。让我们以智能手机为例:从旧金山的设计中心到上海的工厂,需要飞行10000公里;从首尔的设计中心到胡志明市的工厂,只用飞行3563公里;而从深圳的设计中心到东莞的工厂只有 50 公里,我想并不需要飞行,坐出租车就好了(甚至有手机生产商把自己的设计中心搬到了东莞,那就甚至可以骑自行车了)。

事实上,空中旅行和全球化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空中旅行为全球化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人员货物流动渠道,而全球化则为空中旅行带来了需求和增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全球化的支持,飞行常客是无法继续“常飞”的。

但是,全球化必须建立在各国人民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赢取他人的信任上。要想让商务客人重回蓝天,就必须尽快地将疫情消灭,从而为国际人员往来恢复正常积累基础。如果任由疫情发展,只会让商务客人开始在华强北打出租车,而不是在希斯罗机场坐飞机。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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