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豕的回答

作为一名典型的民哲，我当然知道怎么回答“人类存在于宇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给出了编剧和导演的答案，我挺开心他们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与我的哲学产生了共鸣，但也觉得还不够好。这里我给大家详细解读下，看看多少读者愿意分享一位民哲最重要的智慧成果之一。

“人类存在于宇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是在科学视角下重复的哲学问题，本质是西方哲学最关心的“存在主义”命题，“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只不过想用科学的、理性的答案去回答它，甚至寄望于或许拥有更高智慧的外星人来回答。

这种对真理的渴求，盲目到让人忘记了落后文明面对先进文明那种“黑暗森林”式的危险，所以电影中唐志军的同事说外星人来地球烧杀抢掠时，唐志军就是人类的叛徒（没敢用“带路党”这个词，我估计导演心痒痒的）。

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将大量思考融入了这个西游记式的故事中，我在另外几个解读里说得非常多了：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英文片名 Journey to the west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何理解？《宇宙探索编辑部》中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细节？

简单来说，唐志军在这个科学技术的“末法时代”，因为不被社会需要，而陷入了事业、生活与家庭的共同破碎。其中最严重的是他的女儿因为抑郁症自杀，给他留下了这个问题，“人类存在于宇宙中的意义是什么”。

唐志军的西行之旅与其说是他表面讲的那样，继承老主编王老师（又是王老师）探索宇宙的志向，不如说寻求真经度己度人。想要依靠或许拥有更高智慧和道德的外星人，帮助他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寻找内心的宁静。嗯，就像唐僧去寻访三藏真经一样。

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中反复排比了“理性”与“情感”。唐志军自己处在痛苦的第一个阶段，拒绝承认。他把食物的粗糙解读为人只需要六种营养，把寡居的寂寞解读为任何生殖之外的性都是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把女儿的痛苦解读为缺乏好奇心，而充满好奇心的他绝不接受，绝不原谅女儿。

他用拒绝来掩盖内心的愧疚，以逃避那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从而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人。

而电影最终就在为这个命题寻找答案。原来喜欢数学、喜欢确定性的唐志军，一直苦苦寻求的那个外星人，却附身在诗人孙一通（孙-一通-悟空）身上。而他喜欢的是“感性”，喜欢的是表达情感的诗。

而唐志军最终找到的真理，宇宙的意义，却是一个双螺旋结构，像 DNA 一样，象征着人类自身。唐志军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就像鸟烧窝村那头被外星人拐走的驴一样，一直被胡萝卜吊着，盲目地推着磨盘。

外星人掳走那头驴，不是为了吃火烧，而是为了“解放”他。而唐志军也终于解放了自己，他给《宇宙探索》杂志出了终版，结业了编辑部，并在精神病院的出院仪式上，终于哭了出来，接受了女儿的离去和自己的痛苦。这些解读，更详细的内容请看：

《宇宙探索编辑部》中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细节？

以上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对“人类存在于宇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的回答。我翻译成白话，导演编剧说的是，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宇宙当中”提示了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只是把人类异化成对象，却解决不了人类得到意义的需要，反而是回到感性，回到人类自身，才能找回意义感。

为什么我说电影的答案与我有共鸣呢？因为本民哲用自己的哲学框架，在二十年前已经实现了回答：

我不知道“人类的意义是什么”，但它却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没有反应提问者的动机和真正想实现的目的。这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寻找正确的真理，如同水中捞月。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创作者在科学命题里重新发现了释家哲学，因此他们也得到了类似的论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共鸣部分。

那么正确的问题是什么呢？

正确的问题是：人类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询问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用我的哲学体系来看，几乎一切的人类思想，本质上都是两套思维架构，一套是第一人称的，一套是第三人称的。

第一人称思维以我们的内在感受为出发点，去认知外部的客观世界，与之互动。如同梨子是一个外部存在，它“好吃”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少女是一个外部存在，而“心动”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孩子是一个外部存在，“可爱”是我们的主观感受。

第一人称思维不足以让人类成为统治地球的智慧生命，人类还能够形成思维的“镜子”，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对象”，用第三人称的“理性”来权衡利弊与行动的指南。比如找工作面试要打扮整齐，见爱人的家长要端庄得体，演讲要激昂澎湃，倾诉要娓娓道来，唱歌要动听，舞蹈要柔美。

偏重感性的人行事鲁莽但敢作敢为，偏重理性的人条理清晰但举步维艰，只有两种思维架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能成长，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困扰了人类千百年的哲学命题，行易者知难，知易者行难，知行合一是修行的真谛。对于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我们见过他困扰人生的意义吗？

“人生意义”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人类的第一人称思维，和第三人称思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行动策略，从而让人陷入精神鏖战的痛苦。而所谓的“意义是什么”，无论答案为何，本质上都不过是“第三人称”的一套阐述，而第三人称的阐述再多，也解决不了第一人称的痛苦。而这套阐述的最终范式是，“因为人生是这个意义，所以你应该继续服从这个人生”。

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 星期一要上班，面对蛮不讲理的客户和用鸡汤PUA 你的领导，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 星期一要上学，老师说上学是为了找到好工作，取到好老婆改良人种，而读书不过是重复做题、枯燥乏味，上学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再看《宇宙探索》的主编唐志军，老婆离开，女儿自杀，探索宇宙的使命变成了地摊故事，自己也成了被人围观的精神病，每天吃着味同嚼蜡的饭菜，盯着破旧电视满屏幕的雪花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探寻人生意义的时候，往往是他所习惯性服从的第三人称的社会人格，和第一人称的自我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这个人习惯了服从社会人格，以至于他在内心的鏖战中，想的却是遵循哪种第三人称的意义论，才能抚平第一人称的痛苦。

这就像一个断腿的人研究穿什么鞋跑得更快，断腿的人研究用筷子还是刀叉吃饭更方便，眼瞎的人研究开什么品牌的车更安全，耳聋的人研究哪种耳机能够听出电流的产地……

就像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探索着用哪种姿势来放弃理想，“最有意义”。

人类的意义是什么，答案不在宇宙之中，答案在人类社会自身。如同孙一通所说，如果宇宙人乘坐 UFO 来到地球，也是为了询问人类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一个人是否感觉到了意义，也不取决于普适于全人类的“意义”，而取决于他理性的社会人格，是否与感性的自我达成了统一；取决于他的社会人格，他的工作与家庭、事业与生活，究竟是激励他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内心燃料——还是挂在面前的那个胡萝卜，或者换一个更新的胡萝卜，将他像一头鸟烧窝村的蠢驴一样牢牢拴在石磨上。

所以哲学的关键不在于“回答”，而在于正确地提问。当一个错误的问题不复成立时，它的精妙回答，也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