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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字化应摒弃铸币思维

周子衡:货币是经济关系的量化体现。数字账户体系,将更优于银行账户体系。应抛弃货币的“价值说”,并对“数量说”做出有效的修正。

“货币”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的量化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货币也将做出相应的调整。

铸币时代的货币属性

这种经济关系往往主要体现上财富上,由此,货币作为财富的代表甚或财富本身,就慢慢地习以为常了。这样一种观念发展到政治经济学时代,就成为了货币价值说。这就是铸币思维的代表。

重商主义主张,金银是财富。之后兴起的重农主义则不以为然,其代表魁奈则不纠缠于财富是什么的问题,而提出财富来源问题,主张财富来源于土地。这个“来源”问题,到了政治经济学时代,就抽象为“价值学说”,货币价值说也便由此发生了。“价值”是物化的,还是劳动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些个问题尚待进一步厘清,而在货币问题上,则毫无异议地坚守着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的信条。这便是铸币时代的货币观。

银行时代的货币立场

“货币价值说”,“很快”就被“货币数量说”取代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系,“创造”出足够多的货币,这一“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只是银行账目上的“数字”而已。铸币还是保留下来,但是已经日益边缘化了。实践中,数量说保留了与价值说的一定的继承关系,就是说,仍以贵金属为“根”,在银行保持兑换贵金属的窗口;往后,这个“窗口”也被关闭了,只是央行“承诺”遵守不“滥造”的“纪律”;再往后,这个“纪律”也不复存在了,大量的中央银行开始奉行所谓的“泰勒规则”,就是每年2%的“货币注水”;现而今,以美联储为首,各大中央银行都开始尝试“大放水”,以提振货币经济。可见,数量说终究不会固步自封,而将打破自我。这便是银行时代的货币立场。

货币的“回归”或“复辟”

货币形态在货币史上的反复或为一个“常态”,货币复辟的实例也不在少数。以北美殖民地为例,伴随殖民经济的发展,当地的铸币出现了短缺,宗主国限制向殖民地输入铸币,且立法限制殖民地发行纸币,造成了流通中实物货币的大量出现:诸如,烟草、海狸皮、贝壳等都曾充当货币;再如,1948年中国恶性通胀事实上完全摧毁了它的货币经济基础,加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全面改造与确立,大量的票证事实上开始全面修补乃至替代破损不堪的货币经济的功能,事实上,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实物货币化——“引”的复辟,而在苏东计划经济体系则缺乏“引”的货币史,也无从其复辟可言。

美国里根政府时期,有人建议,回归金本位。因此举将强化前苏联及南非等产金大国的货币权能而遭白宫摒弃。现而今,复辟金本位的声音还在,不过越来越微弱了。事实上,货币是向前演进,还是向后复归,是由货币经济的现实需求决定的,来不得一点儿“浪漫”或意识形态化。

货币数字化,是铸币的复辟,还是账户货币的演进?

“现代货币是账户货币。”凯恩斯在其名著《货币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货币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账户关系,账户余额是否需要经常地脱离账户,并合法地以何种物理形态——是金银贵金属,还是合金硬币,抑或是纸钞——脱离账户约束,而流转或窖藏,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种需求总体上在萎缩之中,另一方面,脱离银行账户的现钞或硬币只是短暂地离开而已,事实上,还将迅速地流回银行账户,除非银行机构本身要对其实施收费等限制。也就是说,银行时代已经没有铸币时代意义上的铸币了。

数字货币兴起,许多支持者以政治经济学时代的“价值说”为思想基础,进而以此诟病“数量说”,否定货币的权威性。以铸币思维解读、捆绑货币的数字化,务数字货币之虚,在实践活动及政策主张上,行铸币“复辟”之实。

问题是,如果货币经济不出现全面的崩坏与坍塌,经济社会是不可能选择复辟铸币的,即便崩坏与坍塌,铸币也未必是最佳选项。虽然铸币有着这样那样的一系列的“美德”,甚或高贵的“品质”,但其终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世纪或前现代的货币形态。虽然现代经济社会仍旧保留着不大不小的铸币尾巴,而没有完全死掉,冀望借助于数字技术手段,复兴铸币的企图也是一种徒劳,何况现实中,数字支付正在榨干乃致切掉那条细长的硬币及现钞尾巴。

货币数字化是(银行)账户货币的“再提升”——决策功能

银行货币是账户货币,但是银行体系的服务确是物理形态的。银行的网点的覆盖,营业服务时间的覆盖都是有着天然的约束的。银行业的成本约束和技术约束下,虽然造就了货币史上最大的货币体系,但是,仍然不能做到全员、全时、无差别的业务覆盖。一定意义上说,银行体系的服务效率也是存在技术与财务上的约束,而难以有更大的突破。银行体系对于整个货币经济的支配或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化,创造了过多的银行货币,但是,自身及其货币的局限性也越来越突出,且不断爆出银行机构乃至金融体系的危机,应当说,银行货币已经步入到平滑期甚或衰落期。

即便如此,银行账户体系的功能逻辑还是不能否定的,只是需要造就出较银行账户体系更有效能的账户体系;另一方面,银行货币也不会伴随新货币形态的出现而骤然消失,仍然要承袭货币的历史继承性。

数字货币对于银行货币的再提升,关键就在于,数字账户具有决策功能,而银行账户则不具备决策性,只是以支付功能为基础的账户功能体系。现而今,我们常说的数字货币“场景”问题,就是所谓的数字货币账户体系所应支持的“决策活动体系”。

经济数字化的本质,是决策活动的数字化,也就是说,远程在线的数字决策已或将成为经济决策活动的主要样式。决策的数字化,要求支付活动的数字化,进而要求,决策账户与支付账户的功能复合在一起,成为数字货币账户体系。

这个提升是本质性的,是银行账户体系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机构在推进货币乃至支付数字化问题上,不在于其技术上的引进与创新性,而在于其功能结构上的先天局限,也就是说,货币数字化必然要寻求在银行账户体系之外获得突破。

加密资产成为数字货币,存在难以克服的短板

加密资产有其数字账户体系,并创立了属于自身的计量安排。这似乎已经非常接近货币形态了——具体来说,即“铸币”形态。于是,相当加密资产货币化的支持者,便以铸币思维为基础,主张货币数字化的加密资产路线,进而排斥乃至攻击其他数字货币主张。其理论主要有二:第一,总量的固定性;第二,去中心化的安排。这两个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说,其论述基础是已经被抛弃的铸币学说的牙慧。

首先,加密资产货币化的主张,反对货币垄断,而支持货币竞争,那么,加密货币的长期竞争性拓展就是常态,不断涌现的加密货币,虽然有所谓优胜劣汰,但是,加密货币总量完全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加密货币主张者,并不是彻底的总量控制主张者。如果说某一甚或各个加密货币自身的总量是确定的,也不等于加总总量是确定的,且各个加密资产一旦取得优势地位就将倾向于根据“需要”而拆细,其局部总量固定也是不存在的。所谓总量固定说,是货币数量说的一种理论上的假定,从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即便是价值说,也从未把货币基础确立在固定量上。从货币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上看,固定货币总量固然有其优势,但是其劣势也是明显的,否则也不会有货币创造下的数量说。总量固定说,本质上要实现的是总量的可控性,加密资产事实上也没能提供这种可控性。

其次,去中心化的安排。没有绝对意义的去中心化,英文原意也是“弱中心化”。现实中,数字资产与数字货币的尝试中,往往是一个多中心化的样态,多中心化与弱中心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的。货币的计价功能是“中心化”的,记账单位也是“中心化”的,只是在支付环节是可以根据需要而多样化。因此,货币的去中心化,其实践意义就在于发行环节的多中心而已。货币史上,铸币货币发行事实上多中心的,维持名义上的中心化而已;及至账户货币的银行时代,中心化就是常态了。多中心货币发行,在流通总量上,是不确定的,在时间先后次序上也存在许多状况。去中心化的主张,事实上,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货币主张。

加密资产货币化的两个主张如上,其两个短板是:首先,在支付上效率低下,不能满足数字决策后的支付安排需要;其次,因其资产属性,自身价格的波动性,严重影响到计价功能和记账单位的稳定性。其致命的缺陷是,不支持决策活动的数字化,缺乏必要的场景支持。因此,即便在包容性监管的环境中,它也没能迅速成长起来。

一些意见认为,加密资产的法币价格上涨过快,证明了其货币功能属性,这是缺乏基本逻辑的。因为,价格波动恰恰是其货币功能的缺陷,并且,加密资产在价格波动中往往是被动接受外部货币环境变化的一种应激反应,并非是其功能稳定与强大的标志。货币史上,既不会选择价格高企的资产作为货币,更不会选择价格被动波动的资产作为货币。

货币是经济关系的量化体现。现代货币关系是复杂的账户安排下的产物,数字账户体系,将更优于银行账户体系,能够做到近乎全员、全时、全额、实时的记账安排,并能够绑定数字决策活动。这就要求我们,从认识到实践,都要努力摆脱陈腐的铸币思维,抛弃货币的“价值说”,并对“数量说”做出有效的修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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