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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哲|女性主义“扫兴鬼”的任性和幽默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英]萨拉·艾哈迈德著,范语晨译,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464页,78.00元

在《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一书中,作者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对女性主义者的“不合时宜”做出了极为贴切的刻画。她带我们深入理解,“扫兴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

最初,扫兴鬼是一种外部标签的生成。女性主义者因直言不讳地指出“房间里的大象”而被视为扫兴鬼,“不和谐”是其原罪。艾哈迈德的文字重新武装了她们,让她们在不合时宜地开口之后,在鄙夷和漠视的沉默之中,依然对“时宜”展开反思。当她们从最初的委屈懊恼转变为泰然处之,甚至自豪称自己为“任性之人”时,束缚的标签转化为行动的能量,这是一种内部主体性的生成。

随后,当任性之人不再剑拔弩张而变得游刃有余,她们用调侃、嘲讽、大笑作为自己的工具时,一种策略生成了,扫兴者成为嬉戏者。幽默和大笑成为女性主义者手中更轻巧的武器,她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挑战和解构那些沉重的社会规范,也选择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全新生活方式。

女性主义者为何扫兴?

很多时候,“合时宜”是一种沉默的艺术,它引导人们选择不发一言,维持沉默的连绵。它要求人们对尖锐的“刺痛”保持缄默,而女性主义者却拷问“刺痛的发生”。面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嚣闹,人们常常又以沉默作为回应,阻止问题的蔓延。这种沉默并非温和的退让或应允,而是一种集体性的、主动的共谋,一种针对“说出问题之人”的联合进攻。这不仅能激怒女性主义者,也使她们因愤怒而陷入边缘,同时巧妙地维护共谋者的优雅体面。

幸福,这个世界上最常见的共谋,也是最容易滋生的“扫兴”的“温床”。“希望她幸福”是缀满鲜花的温柔枷锁,正如标榜幸福的传统文化期待。“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大众期盼只问该问的,以保持传统所维护的安全感。扫兴的女人打破了这层掩饰——“结婚能为我带来什么?”,她们无礼地打落枷锁上的花朵,露出闪着寒光的铁链。

“标准化幸福”即“不偏离前人踏过的路”(80页)。当幸福本身被想象成唯一正当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本该幸福的场景中出现的任何不快之情都是一种破坏。比如在婚礼——那被标榜为幸福巅峰的仪式——上,司仪总是问新娘“愿意为他生儿育女吗?”,而从不反问新郎“愿意孩子跟她姓吗?”这样的场合下,女性主义的提问就像一枚炸弹。

在2022年热播剧《幸福到万家》的开场,何幸运作为伴娘,在姐姐何幸福的婚礼上遭遇“婚闹”——一幕被包装成喜庆风俗的侮辱戏码。众人对何幸运的哭喊求救视而不见,直到何幸福反击始作俑者。这幅场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了幸福的标签是如何伤害女性的。幸福之下,婚闹的施暴者被庇护,女性的身体和尊严则被随意伤害。

何幸福的反击行为还被贴上了“制造麻烦”的标签,她的义愤被视为无理取闹的证据,抵抗在众人眼中是故意找茬的表现。当她被这个因果颠倒的逻辑循环所激怒,愤怒又成为她易怒的明证。这场婚礼的插曲,不仅被认为破坏了瞬间的幸福,还预示着何幸福未来的不幸。

这个例子放在当下或许有些魔幻,但它在荒诞中揭示了“扫兴鬼”的形成之道:被贴上标签的人被刻画为生来如此之人。与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侧重不同,扫兴鬼的形象并非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塑造结果,而是一种群体借由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境对个体强加的外部标签。在这种框架下,被贴上“扫兴鬼”标签的人的任何行为都被解读为可证实这个标签的事例。通过制造这种刻板印象,“扫兴鬼”的行为都显得格外突兀,除非以“扫兴鬼”的身份来理解她。因此,她为自己辩护的一言一行都在印证其身份,这就构成了一个“自证扫兴鬼”的封闭循环。

为了突破这一困局,“扫兴鬼”们应当主动发问:扫兴为何总是发生在幸福的场景之中?萨拉深入探讨了所谓的“标准幸福”背后的深层机制。她认为,幸福,就像女性的本质一样,是生成的而非固定的。我们的认知和选择受周围的文化所塑造,这些文化呈现的方式被历史惯例所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不仅形塑了我们对幸福的理解,还间接定义了我们的身份。所以,既然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构建,那么其中的幸福标准就不应当是天定唯一的。

在探索这些深层文化结构的过程中,萨拉分享了她无意间成为“扫兴鬼”的趣事。她在二十出头时,给刚生了女儿的姐姐寄去一张蓝色贺卡,结果意外地激起了姐姐的怒火。姐姐斥责她为何一定要在这种“幸福的”时刻挑起女性主义话题——毕竟,她送了一张蓝色的卡片给一个小女孩。这次意外的“越轨”使萨拉领悟到,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颜色选择,也深受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幸福不是唯一佯装不可打破的规范,性别系统同样如此。

颜色系统就是性别系统的一种,人们通过日常的符号不断重塑和强化性别角色的社会预期,这些预期反映在性别“天性”上。如果顺从“天生”的性别角色才会被视为幸福,而“天生”又意味着社会在人们形成自我意识之前就强加的先见,那么性别确实是“先天”,是与固定的交通规则、实在的道路一样的“先天”。这些规则塑造了我们身体的习惯,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但是,“习惯”实际上是在做“社会允许的”事,而非“我们能做的”事。倘若将偶然的“习惯”当作必然的“天性”,这样不仅会让我们对长久以来的不公保持沉默,还会扼杀想象力。

既然幸福不存在天定的本质,那么对幸福的违抗就不一定是扫兴,“扫兴鬼”的行为只是在讲述“某事不是上天注定的唯一的,而是可变的多样的”这一事实。当“扫兴鬼”意识到了这点,就准备好了放弃自证,转而向世界宣告自己是“任性之人”,即敢于以“不幸福的”方式生活。不幸福不是不可能实现幸福,也不是制造不幸,而是一种拒绝、一种要求、一种抗议,甚至只是一些平常之事,一种生活本来的质地。

成为“任性之人”与任性(willful)的辩证法

主动地“拒绝幸福”是任性之举,而女性主义者常被标记为“任性之人”(willfulness)。这里的“任性”指一种声明某人的主体性成问题的判断。实际上,任性之人比扫兴鬼更进一步。不同于总是被动陷入“指出问题—制造问题—愤怒—成为问题”循环的单纯的扫兴者,任性之人主动选择成为挑战者,于是,“任性”既是外界的标签,也成为她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在外界看来,任性之人是故意犯错的人,女性主义者不仅敏感易怒,还爱有意找茬。这种视角认为,正是社会的默许和纵容,才导致了她们的任性。然而,这种看法的背后逻辑是,当你拒绝被他人摆布时,人们就会指责你自私。在社会中,这一逻辑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往往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或者选择不婚主义,因为她们担心自己得在婚姻中过度妥协,放弃自我,但这却让她们被统称为“剩女”,被骂作自私。由此可见,当女性有强烈的意愿将自己作为行动的主体和目的时,就会因“任性”而承担骂名。

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考虑也会被视为制造麻烦的原因。既然女性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不存在唯一的幸福,因此,面对“任性之人”的标签,她们也无需过度地自我解释。甚至可以说,她们应当主观地选择任性,将任性变为一种“自我描述的行为”(120页)。这不仅是在将外界眼中的弱点转化为内在自我的力量,也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女性不再甘为附属。

但是,“任性”不只是会造成违逆和紧张,它具有强大的张力,既是“断裂”也是“连接”。首先,任性经常带来断裂。正是通过与“幸福女孩”身份的断裂,女性主义者不再退却。这种断裂切断了退路,杜绝了形成适应性偏好的可能。在成为女性主义者的道路上,总能听见这样的话:“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当你必须在“敬酒”和“罚酒”之间选择时,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没有选择——“敬酒”就是“罚酒”的结果。如果你不主动屈服,世界就会迫使你屈服。于是,选择“敬酒”似乎是一种生活智慧,它既能让人如释重负,又可保全“自由”。

根本上,这种所谓的“自愿”不过是高明的自欺。当你用自愿来避免强迫,强迫已悄然发生。所以,所谓的自愿不过是一种认命。若接受命运被赞誉为“明智之选”,女性主义成为“病症”,那么“任性之人”既是客观意义上的反常者,也在主观意义上接受了这一诊断,这种病症“阻止或防止女孩放弃自己的意志”(117页)。那些勇敢站出来反抗“某某婊”“某某媛”等侮女词汇的人,乐于称自己为“婊子”“疯女人”“女拳”,因为女性主义正是夺回发声权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是在积极地重新定义“任性”,更是在主动夺回话语权。

另一方面,“任性”同样具有建立“连接”的潜力,而这种潜力经常会被忽视。当社会的厌女框架将女性相互分离,任性就意味着团结和回归。萨拉对格林童话中《任性的孩子》一篇进行了重解。在原故事中,任性的女孩因一意孤行而死去,即便在墓穴中也不安生,她不断地将手臂伸出墓外,直到母亲用棍子敲击其手臂,才终于安息。“不顺从”便是孩子最根本的任性,而与具体行为无关,但是,父母随意地使用棍棒却不被视作任性。此时,存在一种将其他意志贴上“任性”标签的意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白鹿原》中多次强迫白灵裹小脚的奶奶和母亲,女性长辈无视白灵的痛苦,而执着于管教其“任性”。

需要看到,那个孩子伸出的手臂,即便已经成为死亡的一部分,依然获得了自己的生命(104页)。在女性主义者的改写中,任性不再是断裂,而是斗争的持续,或许我们能将团结一致的斗争,诠释为母女间的纽带。母亲不再拿起打击手臂的木棍,反而紧握那不屈的小手。当她们见证了并共情了女儿们反叛中的勇敢,便与女儿并肩而立。任性之人不会屈从于权威,虽处境脆弱,却能通过暴露脆弱进行联合与反抗。比如五四时期,不少女作家塑造了母女间的纽带,如冯沅君笔下的母女羁绊。由于母亲的权威与父权不同,更多地体现于无限的爱女之心,这足以抵御叛逆所带来的不确定与虚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92-94页)。新女性既是弱者,也是父权制下的叛逆者。当她们的任性被母亲等上一辈女性理解时,便形成了跨越代际的女性主义纽带。

任性,虽可能切断和谐关系,却也催生了新的羁绊,将脆弱转化为力量。女性主义者,从客观的扫兴者转变为主观的任性者,便已准备以反叛者之姿结盟。

女性主义嬉戏:幽默与大笑

“断裂”并非总是出自刻意抵抗或精心策划,而常生于日常生活的微小瞬间。任性之人在这些时刻中培养出一种“回应的惯性”,以机敏应对各种场合。这是在恰当时机巧妙制造“断裂”的能力,是揭示事物复杂性和机智反击冒犯的艺术,这即是女性主义的嬉戏。

人们总是认为,女性主义的近亲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当然,我们拒绝对性别歧视的玩笑发笑。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开玩笑或不会发笑。如果说“扫兴鬼”识别并挑战了束缚女性自由的父权制之网,而且致力于剪断每一根绳索,那么,这份工作不免沉重,扫兴鬼确实需要减轻负担的策略——嬉戏者就将束缚之网视作一场“翻花绳”游戏。

嬉戏者轻巧地参与其中,既保持了游戏的连续,又巧妙地反击不公正的规则。当历史的重量压在我们身上,让人难免情绪低落,但嬉戏者能将这种低落感转变为能量,“我们可以拿它开个玩笑”(380页)。这种巧妙之举,既尊重了世界的秩序性,又悄然改变了游戏的内在格局和规则。通过“嬉戏”,我们打破沉默、颠覆权威、重构话语。

幽默是嬉戏者最趁手的工具。它既需要一抹狡黠的机智,也需要豁达的心境,常以反讽开辟探讨被忽略或禁忌话题的新径。脱口秀是一把利器,它提供了一种营造轻松氛围的方式,演员和观众共同期待那一刻的“触碰禁忌”。观众在笑声中接纳那些不协调的真相,使说话者得以自在游走于生活的禁区,挑战敏感话题(David Nelson, George Pacheco Jr. (2021), Invitational Rhetoric and Humor: Making Audience Laugh, Inviting Them to Think, Social Science and Culture, 3[3]: p.21)。以唐香玉为例,她以“进不了祖坟”的方式,揭示了女性在乡土社会中日常遭遇却难以启齿的重男轻女问题,由于直击核心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脱口秀式沟通或许是嬉戏的女性主义者努力的方向,反讽总是能四两拨千斤,巧妙地质疑和颠覆那些维护性别不平等的权威和传统观念。世界级脱口秀演员黄阿丽(Ali Wong)在脱口秀作品《小眼镜蛇》(Baby Cobra)中贡献了一段对女性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对女性而言是最悲惨的事,过去,女人的工作只是躺在家中无所事事,理所应当地做个什么也不会的蠢女人,但女性主义者却要告知天下,女人能做一切!可快闭嘴吧,别让他们知道啊!

这段话的幽默感源于对女性主义观念的颠倒。黄阿丽塑造了一个“聪明但鸡贼”的女性主体,她明里批评女性主义,建议女人“装傻”以保持依附的“优势”,实际暗示女性不应该为了满足社会期望而隐藏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明里称赞传统,实际上暗示女性主义带来的积极变化。在反讽中,枪口总是对准言说者自己,但子弹会拐弯,最终击穿问题。

再者,幽默为重塑和重新诠释性别议题提供了全新的话语和挑战旧观念的视角。在《是谁的玩笑》一文中,作者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位女性和她的表弟在街上散步时被路人吹口哨。这种情况常使女性陷入两难,要么羞愧难当无法回应,要么攻击性很强过度回应。但是此时,表弟立即转身对那人说:“谢谢。”(Lisa McKeown. [2022], The Joke’s on Who?: The Performative Possibilities of Humour, Nordic Wittgenstein Review, Special Issue: Wittgenstein and Feminism, p.6)

这种回应让“口哨男”崩溃,因为他调戏女性是为了彰显男性气概,但表弟的回应使目标受众从“她”变为“他”,加入了同性恋元素,他反而因成为被调戏的人而男性气概受损,引发尴尬和焦虑。表弟的幽默以一种极具教育意义的方式避开了黄色笑话给女性带来的两难处境。

另一方面,大笑也十分重要,“女性主义的笑声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379页)。大笑不仅能传染情绪和力量,而且有助于构建一种共享的抵抗身份。马克·吐温早已强调过笑的力量,他曾说:“……在贫穷中,真正有效的武器是笑声。权力、金钱、游说、恳求、迫害——这些能够逐渐推翻巨大的骗局,随着岁月的流逝,使其动摇甚至削弱;但唯有笑声能在一刹那间将其粉碎。”

女性主义的前辈们早已认识到“大笑”的抗争意义(Marvin, A., Feminist Philosophy of Humor, Philosophy Compass, 17[7], e12858)。海伦·西苏(Hélène Cixous)则将笑声与女性写作联系起来,认为笑声是变革的力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出,美杜莎的笑代表着女性的自我表达和独特性,还象征着女性反抗男性中心的行动。西苏认为,笑声远不止是身体的释放或简单的表达,它更是对语言和文化的根本颠覆。笑声在男性中心的体制、法律和所谓的“真理”之外,超越了由男性中心的语言和社会构建强加于女性的“黑暗”或“无法理解”的地位,为女性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女性写作中,笑声变成了对读者的一种呼唤,鼓励他们倾听并真正理解女性的声音。

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则视笑声为女性解放的起始步骤,它能瓦解男性中心的严肃性。是探索男性想象之外的女性可能性的第一步——女性的位置不再是阴影或仆人。伊利格瑞将女性的笑声与解放的最初阶段联系起来,认为通过笑声可以掩盖男性的“意义严肃性”,从而在男女之间形成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在她的观点中,女性的笑声不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还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挑战和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的方式。女性的交流方式,如闲聊、八卦和笑等,通常被轻视,但实际上这些方式构成了对男性为中心论述模式的有效抵抗。通过这些被边缘化的交流形式,女性能够揭示男性中心主义的失败之处。

女性主义者通过幽默和笑声制造出无数“轻盈的断裂”以挑战和改变世界。无论是西苏的美杜莎还是伊利格瑞的人解放之笑,都是女性主义的笑声——不仅是欢愉的流露,更是自主和解放的标志。笑声与幽默一道,成为女性挑战传统、重塑自身和重构社会话语的独特方法。于是,在每一次“轻盈的断裂”中,陈旧的规则被颠覆,世界中则出现了全新的可能和更深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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