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名士们「风流」在什么地方？
丧心病狂刘老湿的回答
药酒女道。
说白了就是银趴加嗑药，磕嗨了爽够了，进入贤者时间，然后整点宗教思想，玄而又玄，卧槽，灵感这不就来了？
本质上来讲，魏晋名士风流的背后是魏晋时期士大夫思想上的一场巨大变革。中国的思想文化在魏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它以“魏晋风度”为表象，实现了由外而内的转型。魏晋名士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通过对玄学、道家等其他学说的探索，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单一思想体系外重构了士大夫们的精神宇宙。
我在这个回答里曾经简单梳理过汉初的思想变革史，简单来说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从黄老之学变成了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之后，一直持续到了东汉
那么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呢，最强调整体的礼法纲纪，讲究“名教“。
啥是“名教”？
“名教”，就是以“名”为核心的教化体系，你可以简单地将“名”理解为“名分”。在汉代儒家看来，假如人人都能恪守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天下大同、世界和谐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因此汉代的读书人讲究修身立德，读书学习，然后通过察举制被朝廷发掘，以建功立业。但一个尴尬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魏晋之际，政治动荡，政变频发，所谓君臣父子、伦理纲纪，早就被破坏得差不多了。以晋武帝司马炎为例，他一边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试图重建名教纲常，甚至恢复古礼，在司马昭死后守丧三年，但另一方面，他所宠信的臣子贾充、王沈等人又都是标准的“乱臣贼子”，贾充甚至亲自指挥了诛杀高贵乡公曹髦的战斗。表面推崇名教、实则礼乐崩坏，这样自相矛盾的做法，让朝堂上的有志之士陷入了困境：统治者不讲规矩，你要不要讲规矩呢？
从东汉末年开始，先是“党锢之祸“，然后是三国乱世，曹魏终结了汉朝的国祚，司马氏又终结了曹魏的国祚，可以说是礼乐崩坏。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原则、跟奸佞小人不懈地做斗争，那肯定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而不讲原则，谁的实力强就巴结谁，也说不定哪天就要倒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巴结的这位能不能笑到最后。西晋时有名的美男子潘岳——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貌似潘安”的那位——他乃是西晋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其所写的《悼亡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悼亡题材之先河。然而他在政治上也参与颇深，与贾南风的外甥贾谧关系颇好，是西晋“文章二十四友”之一，深度参与了元康年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结果在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孙秀所杀，而没过几天，孙秀又因司马伦兵败被杀，所以晋书干脆感慨到：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对八王之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猛击此处：
那我不做你的官，在乱世中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行不行呢？
对不起，恐怕也不行。以“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为例，三国志中记载曹操仰慕他的名声，想召他入朝为官，而他则接二连三地拒绝了曹操的邀请，最后甚至躲到了深山老林里。最后曹操命人放火烧山，逼出了阮瑀，强迫他入朝做官。不仅如此，曹操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严禁士大夫出仕后弃官不做，违者法办。
说到底，这还是古代教育资源长期被门阀士族所垄断、受教育人口实在太少的结果。乱世之中可以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国理政，还得让读书人参与进来才行。所以从三国时期开始，大多数统治者对名士的态度是即利用，又迫害。利用的是你的名气和学识，迫害的，自然是你那不识时务的举动了。
因此对这些士大夫而言，他们急需在思想上实现一次转型，从传统的儒家名教礼法下脱离出来，找到另外一条道路，来安放他们支离破碎的三观。而与此同时，自汉末以来连续不断的战乱、天灾与人祸使得死亡如影随形，始终笼罩在这些人的心头。在双重压力的作用下，最后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道家。
很多世家大族在魏晋之际都开始将教育的重心由儒家名教转向儒道兼综，比如说著名的太原王氏家族，就一度为自己族中子侄都起了蕴含道家色彩的名字，更告诫他们要“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那什么是道家之言呢？自然是清净无为，懂得进退了。
道家思想的逐渐兴盛导致了汉末以来品评人才、议论时事的“清议”风气逐渐消退了。大家谈的东西开始越来越玄、越来越远离实际了，咱们只谈渊深玄奥的哲理，不说时事政治，因此后来人们也把这种对话称为“清谈”。后来甚至发展到了清谈只为彰显才华、愉悦精神的地步。而在此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崇道教随心所欲、清静自然的思想，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
什么叫“名教出于自然”呢？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都顺应自然规律而生，那么这个“自然”也就与“道”是吻合的。而儒家的“名教”呢？当然也是由“自然”所衍生出来的。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迷糊？没错，这就是魏晋名士们热衷的“清谈”了。在谈话过程中双方往往只谈论这些玄之又玄的话题，尽量、甚至是刻意避免讨论那些具有现实色彩的内容。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阮瑀的儿子阮籍，司马昭曾经这样点评过他，说天下间难道还有比阮籍更谨慎的人了吗？我每次与他谈话的时候，他都谈些玄奥远大的东西，从来不妄议时事人物，这也太小心了吧！
阮籍不仅不妄议时事，还喜欢纵酒狂欢，借以逃避政治。司马昭曾经有意与他联姻，然而阮籍连续大醉两个多月，天天烂醉如泥无法理事，硬是让司马昭找不到求亲的机会，断绝了这个想法。他与另外六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没事就跑到竹林里肆意畅饮、纵酒狂欢，号称“竹林七贤”。其中一个叫嵇康的人在“名教出于自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他认为“自然”，也就是人的本性，要超越“名教”的束缚，我们甚至应当脱离自己的肉欲，专注于精神的世界，实现精神上的超越与逍遥。
可有些人却只学到了这个思想的皮毛，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做人就该为所欲为，怎么痛快怎么活，有些人甚至完全不在乎世俗礼法，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纵酒狂欢、沉湎女色、不务正业。比如说阮籍的侄子阮咸，他不仅喜欢酣饮，甚至放浪到了“与猪共饮”的地步，简直是骇人听闻。
所以说酒、女和道，到这就都全了。
然后呢，道这玩意吧，衍生产品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道家本来就有追求长生的思想，而而魏晋之际瘟疫频发，社会动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始终萦绕在许多士大夫的心头。他们除了及时行乐之外，也当然会在日趋兴盛的道教中寻找精神答案，追求长生。
那怎么长生呢？
炼丹。
当然，长生也分很多种。有的丹药吃下之后，你能立马飞升成仙，可想想也知道，这种弹药肯定极为罕见，非人力所能得。所以大家往往退而求其次，去研究一些需要长期服用、延年益寿的丹药。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五石散”了。
“五石散”，又名“寒石散”，以服下之后精神亢奋、浑身燥热，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而得名。五石散源于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侯氏黑散”与“紫石寒食散”，又经过曹魏时玄学大家何晏的改良，将其中调和阴阳的药物全都去掉，只留下药力强劲的矿石类药物，以“补精益气”。烈性的矿石类药物能够刺激人体，让人浑身发热、精力充沛、面色红润。因此为了发散药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疾走，因此当时经常能看到豪门名士穿着很简单的衣服，在路上疾驰，发散药力。据说由于长期服药导致皮肤红肿容易溃烂，因此当时的魏晋名士往往不穿浆洗过的新衣，而喜穿柔软宽大的旧衣，旧衣不洗当然会长虱子，所以大家在清谈的时候往往边谈边捉虱子，于是“扪虱而谈”便成了魏晋名士们的独特风情。
不过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当然知道长期服用这样的矿石类药物最后只会导致一个下场，那就是重金属中毒。所以在“服石”短暂的快乐背后，往往却伴随着长久的病痛折磨，以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例，长期服石带来的后遗症严重摧残了他们的身体，以至于他们经常是脚痛、腰痛、头痛、处处皆痛；耳聋、目疾、呕吐，七窍不安。因此王氏父子的书帖中经常流露出对身体“衰朽”的哀叹，与对往昔畅游的追思，而这种情结也是许多魏晋南北朝文人所共有的，促使他们从更高的角度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思考。
喝酒嗑药玩女人，整多了，所以身体不行，身体不行，所以就更要借助药酒女道来释放自己，暂时寻求解脱，解脱之后陷入深思，又迸发出了思想的火花，最后对玄学的思考、对短暂人生的热爱、对未来前景的忧虑、加上对自由天性的追求，这些复杂的思想与情绪掺杂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魏晋名士；也催生出了独特的魏晋文章。魏晋诗文清俊华丽，文采斐然，既有晦涩的玄学诗歌，也有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更有辞藻华丽、对偶工整的炫技式骈文，两者相得益彰，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魏晋风流。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