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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封: 中国清零政策的末路 - 历史回归还是社会觉醒?

Mon, 28 Nov 2022 22:04:38 GMT

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手举白纸抗议严厉的防疫政策,悼念日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死于火灾的至少10名遇难者 (022年11月27日)

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自从11月10日“二十条”颁布以来,中国的社会局势似乎陷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当中,每一天的形势都在变化,仿佛进入到了一种奇怪的无政府状态,如同文革爆发初期的情形。特别是,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之后,短短几天,抗议的烈火席卷全国,形成一个1949年以来空前规模的人民自救运动。

而且,这种高度自发的抗争和形势的快速发展,不是任何组织或者所谓外部势力能够动员的,也超出了传统官僚机构和媒体的官僚主义的僵化理解,并且正在朝着一场近乎革命的方向演进。如何评估这场运动的发展,是否将赶上伊朗过去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还是重现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抑或回到中国政治的传统轨道,例如香港民众在2019年举行的大规模示威和随后的残酷镇压,或者更早,回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唤醒中共党内的纠错机制?

如果仅从动态清零的政策角度来看,这是民众不满的指向,也是当前局势混乱的主要根源。仅仅一周前,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中国还处在“二十条”发布之后的混乱。一方面坚持动态清零、另一方面做出轻微调整的“二十条”所发出的“既要、又要”的矛盾信号,仿佛文革后期“抓革命、促生产”的回魂,给地方政府和人民带来无所适从的同时,也导致一场政治危机的酝酿。

如此情形,既像“三年饥荒”行将结束的1961年底,又像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在“516”通知发布后的半年,毛泽东固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绝对权威,但是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砸烂公检法”口号下对官僚体制的颠覆也将中国社会带入空前的混乱。在上海“工总司”夺权之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按照毛泽东“要搞几条”的指示制定了所谓“公安六条”,以临时刑法的方式贯穿整个文革直到1979年才被正式废除。与之对照,“二十条”的出台时机和目的,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下“踢开国务院搞清零”的诡异政局。

11月10日由习近平主持、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大上选出的清一色宠臣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所谓二十条,翌日再由总理缺席的国务院颁布。尽管相比此前国务院颁布多时却难实行的“九不准”,二十条只是沿用并且只做了极其细微的技术性调整,但却让此前一直奉守清零为唯一标准的地方政府,陷在撤退与掩护、坚持与躺平、清零与共存之间的过渡区域无所适从。

这,其实也是1961年底到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前的情形。同样在11月10日举行的中央会议上,面对邓小平下达的1962年度征粮指标,各中央局书记陷入沉默,正是这一集体沉默启动了翌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发难,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当然,这一斗争最终引爆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对出身红卫兵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们来说,这段历史或许最为熟悉不过,也因此被称为“艰辛探索”。反而,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要么沉浸在全球化的余晖中,要么困于疫情的折磨,也包括那些对文革苦难念兹在兹的知识分子,都或许已经淡忘了1949年之后、文革爆发前这段最为关键的转折,那也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短暂却不完全的纠错。当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制度和现实都重复着1959到1961年三年饥荒的灾难,甚至疫情期间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如同1961年10月底苏共二十二大上苏中矛盾的公开化,如何防止三年疫情结束后出现第二次七千人大会,或许就成为二十大之前中国领导层最为忧心的问题。

60年前,在1962年1月27日下午,大会刚开始,刘少奇就甩开讲稿,以薄一波后来称之为“大无畏的勇气”讲真话,即讲经济形势的糟糕、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三七开”、公开否定毛泽东著名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为当时的全党精英做了一次“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政治动员,才可能在会后主导中共政策调整,走出导致三年饥荒的错误政治路线。

当然,这次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却未完全取得胜利,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埋下了伏笔。后来只有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得上部分继承了七千人大会模式,真正完成了思想和路线上的清算,帮助中共这个百年老店及时转向,回到人民欢迎的正确道路上来。也因为这一历史理性的存在,中国的许多政治老人、作为改革开放受益者的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们,直到二十大之前都还抱有幻想,以为中共内部的纠错机制和力量并未丧失,仍然可能在最后关头,或者在二十大之上或者在二十大之后,能够站出来扭转乾坤。

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个幻觉,很天真的幻觉,丝毫没有意识到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生态和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一个威权主义的世俗政党在经历了连续不断的自我清洗之后已经趋近一个没有任何内部挑战力量的极权主义体制。

同样,现在看来,二十大会场上的戏剧性一幕和最后的清一色班底,不仅是这一转型的必然结果,更是为了防范第二次或者新的七千人大会出现,防范党内任何可能的力量以对三年疫情的检讨为由推动政治转向。这或许才是二十大前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初心,一种以政治安全为名的历史性恐惧,也是政治恐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虽然在上海封城之后就已经破产,民众心理早已经进入到了后疫情时代,但是可以想见的,2023年不会发生新的七千人大会,而动态清零政策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当局可能放弃或者改变动态清零的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闭关锁国模式,当局会把动态清零的制度内核作为二十大体制的重要遗产,长期坚持、甚至永久化下去。

对民众来说,这种政治预期让人绝望,这或许正是过去几天全国爆发抗议浪潮的根本原因。对上海市民来说,上半年封城积累的怨气和怒气一直得不到宣泄,而二十大的人事布局却如封印一般锁死了人民的不满。对广大青年学生来说,三年的校园管控和网课早已受够了,他们在心理和大脑层面都饱受创伤。而对大城市的普通居民或者中产阶级来说,三年疫情最后阶段来自基层管控的任意暴力,已经严重伤害到了他们的尊严。在“二十条”之后的政治混乱和绝望中,一场社会大觉醒正在形成。

中国社会在“二十条”颁布后的三周,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就在这个临界点上,乌鲁木齐的一场火灾将新疆和上海的历史感情、新疆的集中营和各地的方舱、富士康的工人和校园等等纽带唤醒了。接下来的行动: 要求解封、走出小区、推倒隔栏、悼念死难者,便如烈火一般扩散开来。一场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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