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 —
2025年年初,在鹿特丹市唐人街附近的一家汉堡店,62岁、来自中国湖北的范士贵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作为前六四囚徒的流民经历:在中国几十年没有户口,2017年迫不得已前往柬埔寨谋生,2023年入境土耳其,历尽千辛万苦在欧洲十来个国家辗转,跨越半个地球,最终来到荷兰寻求庇护。他虽然“润”出了中国,但等待他的是荷兰移民法庭的诉讼和不确定的未来。
走吧,去欧洲
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他一开始没有打算“润”到欧洲,他最初的目标是美国。
近年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以他们所说的“走线”的偷渡方式,途经南美洲和中美洲,再通过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进入美国。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厄瓜多尔是偷渡者的一个热门跳板。
2024年7月,厄瓜多尔停止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今年4月2日发表的一份公告中警告说,前往美国边境的路途充满危险,违反法律、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不值得。
这份公告说:“犯罪团伙、贩毒集团和人口贩运者以非法移民为对象,对他们实施暴力、敲诈和袭击。许多试图走这条路的人从未抵达目的地。”
公告表示,美国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密切合作,执行移民法,打击危险的蛇头和人口偷运网络。公告说,自唐纳德1特朗普总统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国。它说,通过加强边境安全,美国不仅是在保护美国公民,也是在预防非法移民活动造成的苦难。
而早在这之前,范士贵偷渡美国的尝试就碰了壁。
“准备从南美洲到美国,买了到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往返机票。从泰国转机的时候,他们不让我登机,不给我办登机牌,没办法,又返回去。那是2022年。”他说。
2023年,范士贵得知一个在柬埔寨认识的朋友走线去了荷兰后,也动了去欧洲的念头。在筹措到一些路费后,当年8月,他从柬埔寨飞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准备在那里乘土耳其的航班前往欧洲。
他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买了到泰国的返程机票,但是他在马来西亚也差点登不了机。
“马来西亚那里也是对我们华人,所有华人从东南亚往欧洲方向去的,他都查得很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他们盘问了我半个多小时。幸亏我在柬埔寨待的时间长,我有柬埔寨的长期签证,有柬埔寨的工作证,有柬埔寨的劳务证,那个劳工卡,有柬埔寨所有的能证明的东西。”他说。
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范士贵退掉返程机票,再买了一张机票,直接飞到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中东欧国家,跟中国建立了所谓的“铁杆友谊”。自2017年1月15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赴塞尔维亚旅游、经商或探亲,每次入境后可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
范士贵说,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买了往返机票去塞尔维亚。出乎他预料的是,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机场,根本就没有检查,人家连护照都不看,闭着眼睛就给他盖了章。一路紧张的他这才略微放松了些。
他说,在塞尔维亚住了几天后,他乘长途公共汽车去了邻国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小时候他看过那部曾在中国很出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何曾想到有一天他会逃亡到这里。
花500欧元从网友手上买一个路线图
在萨拉热窝住了几天后,范士贵说,接下来该怎么走,他并不知道。他认识的那位“润”到荷兰的朋友是花了4000欧元包了一辆车,被人从波黑一直带到意大利,而他没有这么多钱包车偷渡。最终,他花了500欧元,从一个从波黑偷渡到德国的网友那里得到了一个简略的线路图。
范士贵说,他按照这个线路图,从萨拉热窝乘火车先到波黑最南端距离边境还有十几里地的小镇卡布吉纳(Capljina),从这里入境克罗地亚。他在一家餐馆吃饭时请餐馆老板帮他找出租车送他过境。餐馆老板的一个朋友开车送他去到边境,但不愿过境,他只好自己穿越从波黑到克罗地亚的边境。
他事后回忆说,这500欧元花的还是很合算的。
“为什么呢? 一是他告诉了我这个路口;二是他告诉了我很多注意事项。例如,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带,把我的衣服也扔了,把我的包也扔了,就剩下我的手机、我的护照、我的钱,就这三样。”他说。
范士贵说,他来到波黑的边境小镇时,正好是下午五六点下班的时候。他在路上虽然遇到警车,但他跟着本地人走,只是自己一个人,又什么都没有拿,就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他走了一个多小时,穿过了边境,有惊无险的来到克罗地亚边境小镇梅特科维(Metkovic)。他在这里的长途汽车站买票上车,在次日早上七八点钟到了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到了萨格勒布,我就再问那个我买线的那个人,我说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他说到了萨格勒布,你就等于已经进入了欧盟了,下面就不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了,下面你就自己找路线,往你自己你要去的地方走。我说那我也不知道往那个地方走啊,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要往克罗地亚东南角的一个什么地方,叫里耶卡(Rijeka)。”范士贵回忆说。
其实,里耶卡是克罗地亚西北角的一个城市,距离斯洛文尼亚边境还有二三十公里,从这里可以步行穿过铁路到达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都是欧盟国家,也是申根区和欧元区国家。
克罗地亚在那一年的1月正式加入申根区。邻国斯洛文尼亚警方表示,进入斯洛文尼亚的非法移民人数随后暴增。
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Frontex)2023年前四个月的数据显示,沿着巴尔干路线检测到了22500起非法越境事件,该机构表示这是自北非地中海越境进入欧盟后,非法移民使用的第二活跃的路线。
深山走枕木,进入斯洛文尼亚
范士贵说,他乘长途汽车折腾到里耶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青年旅店住下,并买了一个包,因为他之前联系的那个网友说,进入克罗地亚以后,带行李就没问题了。
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谷歌地图,他查到有一趟去边境的火车。次日早晨四五点钟,他就去火车站,看到四个武装军警站在火车站门口,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庆幸没有人查他。火车6点钟出发,但那列火车并没有停在站台里,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它,赶紧登车。他发现,整个车厢居然只有他一个人。到了终点站,他才发现,那是在山里面,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有一间火车站的屋子,却明显早已停用,锁着门,门窗可见一层厚厚的积尘。
范士贵回忆说,那个时候才早晨7点,距离边境还远。旁边有一条窄窄的和铁路平行的公路,但没有前往边境的公共汽车。过往车辆开得飞快,拦了半小时也没人理他。不得已,他按网上有人给的建议,返回山间铁路,沿着铁路线,踏着枕木在山里绕圈。他后来意识到,其实那都是建在深山里的铁路桥,罕有人迹,基本都废弃了。
他说,这些枕木是真正的木头,虽是夏天,但山里很冷,他的衣服在入境克罗地亚前都扔了,穿得很单薄。枕木上湿漉漉的,有些滑。他穿着老婆在柬埔寨给他买的一双凉鞋。那是他最好的一双凉鞋,花了7美元买的,他老婆说是品牌鞋。这双鞋,范士贵至今还在难民营里穿着它。
不知要走多久,他走一走,坐下来歇一歇,再吃点东西,走不动了就唱赞美诗。
“我觉得腿上没有劲了,我就唱赞美诗,我就祷告。”范士贵告诉美国之音。
他估计自己大概在枕木上走了五六个小时,在中午时分到了斯洛文尼亚边境的一个隧洞。
“进入那个隧道后才发觉,那个隧道老长了,根本看不见底下的路。它是两个国家相隔,隧道中间的铁路啊。那个枕木都坏了,然后铁道上的石子啊,也都坑坑洼洼,我都没法走。我就只能打开我的手机的灯。”他说。
范士贵说,他用手机断断续续照明往前摸索,因为怕耗完手机的电,只能照一下就关掉。等他到了出口处,手机的电还是用完了。还好,他带有一个充电宝。
“然后出了那个口,看到一群穿那个黄色的像工作服,像铁路工人的人,向我走过来。我想这肯定是铁路工人,他们这么早就来干活啊。他们靠我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跟他们打招呼,我说good morning(早上好),他们没有回我,然后他们自动就分到两边,站在火车路两边,那个领头的号说了声good luck,祝我好运,我就走了。我还以为他们就是建筑工人,但是后来我进到斯洛文尼亚火车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是警察,因为他们穿得跟警察是一样的。”范文贵说,
范士贵说,这些斯洛文尼亚的警察没有为难他,他在心里感谢上帝。
这一天是2023年8月26日。
同年10月21日,斯洛文尼亚对与克罗地亚的陆地边界重新实施了边境管控,这种临时管控不断延期。
在斯洛文尼亚政府通知欧盟从今年6月22日至12月21日继续实行临时边境管控时提到的理由包括:“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有组织犯罪对公共政策和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包括人口走私和武器贩运、恐怖分子通过西巴尔干地区渗透到移民流动中的风险......”。
绕道,走铁路线,爬进意大利
范士贵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后,沿着铁路线,继续在山里绕圈走枕木。他说,他估计又走了三四个小时,才遇到一条小公路。他顺着公路下了山。然后按照谷歌地图,又走了一段路,才找到火车站。
那是斯洛文尼亚边境小城伊利斯卡比斯特里察(Ilirska Bistrica),距离边境约有五六公里。他回忆说,此时已经天黑,他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在一个餐馆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下,继续往小城中心走,想找个便宜的旅馆赶紧睡一觉。他找了三四个旅馆,都说没有床位,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客人,他猜想也许人家就是不想接待偷渡的人。在当地人的建议下,他打算去火车站的候车室过夜,但走到火车站后,发现有一趟火车去斯洛文尼亚与意大利的边境,他于是连夜乘车继续前行。在距离意大利边境还有一两公里的边境小城科日纳(Kozina)住了一晚上,次日天不亮就起床,查路线,但是接近边境的地方都有警察防守,而且有边境墙,或树林,他发现只能走远一点绕过去。
范士贵在谷歌地图上查到一条铁路线,可以到20多公里外另一个边境小镇塞扎纳 (Sezana)。他回忆说,乘火车赶到那里时,大约是上午10点多。下车后,他沿着铁路线往边境行走,呼啸而过的列车,好几次差点把他震倒。
铁路线在山间蜿蜒前行,大约行走了四五公里,范士贵来到了意大利边境小村奥皮奇纳 (Opicina),一路上没有遇到边防警察。此时已是中午12点左右。
他说,他知道,距离这个村庄四五公里的地方就是意大利最东端的一个城市特里埃斯特(Trieste)。他希望找到公交车,去那个城市乘火车前往法国,然后去他的目的地荷兰。
范士贵发现,这里的公交车必须要公交卡,付现金司机不收,他请当地人帮忙刷卡也不行,他们说自己的卡只能自己用。他想租辆车去边境城市,也没人愿意。他猜测,这也许就是当地防范偷渡者的措施,有些“坚壁清野”的感觉。
他说,他记得他在那个村子磨蹭了一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辙,只好步行,而且一路都是下坡路,因为这个村庄是在山顶上,而且是在山间绕着圈下坡。
“这个是我走得最累的一次,尽管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长,但是那个下坡走得很累很累。你手必须扶着边上那个栏杆,你不扶着栏杆,腿稍微一弯你就得滚下去。不过它每一段不是太长。它是之字形嘛,它是那个地方拐个弯,拐个弯又是一个之字形。那个是我活了60岁,爬了那么多山,走得最难过的一条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很多高山我都爬过,但是国内的高山,它没有这种连续的这种陡下去。”范士贵说。
他估计,花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完这条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的山路,晚上七八点才来到山下的海边城市。他在这里花了四五十欧元在一家青旅找到一个床位住下来。他回忆说,尽管下山的路使他的腿肚子很疼,但他睡得比较踏实,因为总算进入了意大利。
从东到西,横穿意大利
到了意大利后,范士贵决定先去米兰,因为那里有一个他在柬埔寨被车撞伤时曾捐给他300欧元的网友。这个网友在一家餐馆做工,说他可以留在这里打工,但范士贵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去荷兰。
由于意大利北面是阿尔卑斯山,很难穿越,这位网友建议他走西南海边这条路,就是去法国尼斯的方向。范士贵于是又坐火车从米兰经停威尼斯前往意大利西部边境小镇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这一天,他从东到西横穿意大利,行程大约500公里。
小镇离法国边境线还有四五公里。范士贵决定凌晨三四点就动身,沿着海边凸凹不平的岩石行走,当时天未亮,到处黑黢黢,又没有路灯,在巨石之间很艰难的行走。大约六七点钟,天蒙蒙亮了,他总算走到了边境线附近。
法国就近在咫尺,他打算就这么从岩石之间走过边境,但他突然听到有一群警察在上面喊 ,要他上去。他只得上去。他把自己随身带着的一份英文简历交给了警察,然后被带到一个地方登记后,关进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很小的一个房间,大概就只有十几平米,跟我这个集体宿舍差不多大,单里面装了总有上百人。不要说坐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他回忆道。
他估计这些是从非洲偷渡到意大利的人。
“这个时候我想拿出电话,给我老婆打个电话,顺便拍一下这个环境。那里头的人不让我拍,大喊大叫,拼命地吼我。外面的警察听到他们吼我,把门一开,把我拽出去了。他怕。他可能是担心那些人打我。把我拽出去之后,就把我单独放到一个小房子里。”范士贵回想当时的情景说。
他说,大约半个小时后,警察开门把他带出来,冲他喊go,go,go(走,走,走)。没想到他就这样被放走了。
法国、比利时、荷兰
范士贵说,过了法国边境线后,他步行了大约2公里,进入了法国最东边的小镇芒通 (Menton)。他从这里乘火车,很快到了尼斯,在这里又买了硬座火车票,前往相距六七百公里的巴黎。到了巴黎南站后,发现路上订的旅店下车后仍要走一两个小时才到。他次日早晨在巴黎北站买了9点钟去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但由于火车站太大,他没赶上这趟车,只好再买次日的票。
他回忆说,他次日早晨7点就起床去赶火车。火车从进站到发车只有10分钟,于是在人丛里仓皇挤进车厢。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途径比利时,除了一个查票的,并未遇到警察。
申请庇护,住进第一个难民营
范士贵说,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Schiphol)下了车,因为按网上指引,走线的或跳机的都是在这里找机场警察申请庇护。
他告诉美国之音:“我就去飞机场找警察,警察根本就不理我。在阿姆斯特丹飞机场,我说我要申请庇护,他说你申请庇护你自己去申请啊,你别跟我说啊。我说别人说要找你们这里的警察,他说我们警察不管,这不归我们管。他说申请庇护找那个移民局,我说移民局在什么地方啊。他就给我写了个地址,就是那个Ter Apel。我说这个地址怎么去啊?他说你去火车站买票,别人给你票,你就按那个票就行了。”
买到的票是两张,一张火车票,一张汽车票。范士贵说,他坐火车先到兹沃勒(Zwolle),再转车到埃门(Emmen),之后又转公共汽车,总计走了大约一两百公里,终于到了特尔阿佩尔(Ter Apel)。到了之后他发现,这里根本就是农村,一个孤零零的小镇,看起来很荒凉,却有一个中国人开的薯条店。在别人的指引下,范士贵说,他又走了一两个小时,才找到小镇西边的移民局IND。
“进去之后,他们IND把身上给搜查一遍,把行李全部收走,然后给了一张牌子,拿在手里,那上面有号码。就把我推到一个像是候车室一样的地方。那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等着。”他回忆说。
叫到号码后,他就拿着护照去窗口登记,登记完又给一个带号码的条子,缠在胳膊上,继续坐在“候车室”等着。
他记得,大约晚上八九点了,这些胳膊上缠着号码的人都被喊出去,坐上一辆大巴车。一两个小时后,他们被送到了一个叫艾森(Essen)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厂房,就像中国那个方舱一样。厂房里头有一个个隔间,一个隔间里头有四个房,把我分到其中一个隔间。”他说。
他记得,屋子里的四个人,其他几个都是阿拉伯人。大家都刚刚来,似乎都很兴奋,那几个对他问东问西,很友好。虽然兴奋,但他疲惫极了,倒头就睡。次日早晨,同室只剩两个人了,有两个人不见了。
在这里不久,范士贵被送去荷兰南部的弗利辛恩难民营,开始了他的难民营生活。
六年逃亡路,行程18100公里
至此,范士贵“润”欧洲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
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始,历经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到达荷兰,如果算上空中越过的保加利亚,他在欧洲的“走线”经过了10个国家,总行程约为4100公里。
如果从他2017年去柬埔寨算起,范士贵“润”出中国的旅途历经了六年,经过了亚洲三国以及欧洲10国,总行程约18100公里。
他几乎绕了半个地球,去寻求一块他希望能够安心过几年幸福日子的乐土。
乐土何在?
但范士贵也许无法移民荷兰。在弗利辛恩难民营,他收到了移民法庭的诉讼。
他精心筹划,寻找路线,历尽千辛万苦“润”到了荷兰,事先却没有想到还有个《都柏林公约》。根据这个公约,难民只能在入境的第一个签约国申请庇护。荷兰移民和归化局认为,范士贵应该被遣返回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去。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了,但官司还拖着。范士贵依旧还是“悬”在荷兰,前路未知。
大批庇护者的涌入已给这个发达的欧洲小国带来政治冲击。
范士贵是在2023年9月5日进入的荷兰,大约两个月后,荷兰的执政联盟因为无法就限制庇护的政策达成一致而瘫痪。在随后的选举中,右翼的自由党成为议会最大党。
而就在本星期二(6月3日),自由党因为该党收紧移民政策的计划得不到采纳而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荷兰右翼政府破裂了。
在荷兰,范士贵等不来庇护身份,也等不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也已离开柬埔寨,来到了塞尔维亚。但是,偷渡是艰难和危险的,三个女人从未经历过在野外走山走水的事情。
目前,由于移民危机,包括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内的欧盟国家也都大幅收紧了移民政策并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防范措施。据范士贵说,在他之后走同一条线路“润”到欧洲的中国人告诉他,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边境防备现在大为加强,空中有无人机监视,地面上有布置在树林里的摄像头监控。
范文贵说,娘仨也尝试越境,但多次被抓,被送回塞尔维亚。
由于中国公民可以在塞尔维亚停留30天而不需要签证,在波黑每180日停留最长不超过90日便不需要签证,她们现在只能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两个邻国间兜圈。
这一切都需要钱,而范士贵自己是个毫无收入的难民,娘仨的生活成了他心头最大的苦衷,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曾尝试去鹿特丹打黑工,但人家嫌他年纪大,不要。
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他的心里和脸上,似乎充满了问号。
半生流浪的范士贵,好像一直生活在问号里。他走线的路径,在欧洲大地上画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地球上也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