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绅政治：苏社集团与江苏省治运动 : 1920-1927》，靳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月版，464页，98.00元

当我们将视线拉回到北洋时代，呈现眼前的是一幅黯淡的历史画卷：大小军阀混战于中华大地，欧美日本等列强肆意侵略，国运民运悲惨至极，革命烽火起不复熄。然而，这种宏大的历史叙述虽能简明扼要地把握时代潮流与演进方向，但是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可能性亦容易因此埋没其中。回归历史现场，聚焦于主流叙述之外的场域与人物，往往能发掘出特定时代下的历史纹理与社会潜流。新近出版的《耆绅政治：苏社集团与江苏省治运动（1920-1927）》聚焦于北洋时代江苏耆绅，通过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视角，论述这一群体在1920年代推进“苏人治苏”的各种努力及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揭示了北洋时代下地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士绅群体的多面性，可谓打开北洋变局时代的一把钥匙。

一

该书以“耆绅政治”为核心概念，呈现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社集团在中央政权衰微的背景下推动江苏省治运动复杂图景。苏社集团以张謇、韩国钧、张一麐、黄炎培、沈恩孚等清末民初的“耆绅”为代表，汇聚了一批兼具科举功名、现代实业经验和深厚声望的地方精英。他们试图在江苏省域层面探索一条介于革命与保守、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省治”道路。苏社推动省宪运动、兴办教育与实业、促进东南和平等一系列举措，力图构建一个以地方绅军共识为基础、以省宪自治为框架、以地方利益为导向的新秩序。靳君将这一独特的政治实践模式提炼为“耆绅政治”。

“耆绅政治”概念的提出是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士绅参政，古已有之。“耆绅”乃士绅之领袖。苏社集团成员在当时就被称之为“某老”“某公”。故“耆绅”本为时人对其定位，非学者自创之名词。靳君指出，苏社成员多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实为清朝最后一批科举士人，又多留学日本，并在晚清步入仕宦生涯。旧学新知兼备，财力名望并存，加以血缘姻亲、学缘科举、地缘乡谊、人缘朋僚相互纠缠所形成的复杂人际网络，成为苏社成员自清末便能插手政务并在北洋时代掀起政潮的资本所在。江南民风素称柔弱，更兼咸同年间所受兵燹之灾，致使苏绅极力抗拒暴力革命，致力寻求温和渐变之路，并对美国式议会政治与联邦制度情有独钟。

但“耆绅政治”较之过往通常意义上所界定的“士绅参政”又有不同：其一，时代特殊性。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军阀分裂混战，中央统摄力因之骤衰，各方势力的复杂博弈客观上给予了地方耆绅践行自身政治主张的生存空间。其二，层次复杂性。该书将苏绅按其影响力大致可分为省际、省域、县域与旅京同乡等四部分。从地域上又细分出南北之别。从职业构成上又细分出教育界与实业界的两大派系。由此“耆绅政治”在多个社会层面上都富有影响力，足以影响一地政局；同时苏绅内部始终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其三，主张鲜明性。江苏耆绅虽在出身、仕途、职业上存在差异，但在1920年代却齐聚于“苏人治苏”的大旗之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为之往返奔走，试图左右江苏乃至整个东南政局。苏绅周旋于各方之间，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苏人治苏”，从而形塑了北洋时代地方政局的一种独特面相。

“耆绅政治”的概念展现出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过渡性特征。他们不再是纯粹的传统士绅，也尚未完全转变为现代政党官僚或职业政治家。他们是“耆”（年高德劭、经验丰富）与“绅”（拥有非正式的地方权威）的结合体。靳君通过梳理苏社集团这一耆绅群体的社会构成、政治理念与实践策略，展现出耆绅政治集团对传统社会资源与现代政治形式的融合：士绅的道德权威被转化为政治资本，地方认同被整合进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体系，私人关系网络被制度化为政治组织的纽带。

以往北洋政治史研究多集中于中央层面的权力斗争、政党政治，或聚焦于大军阀的兴衰。这一时期，北洋中央政府权威衰微，地方军阀混战。然而国家失灵反而为地方精英领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靳君将视角集中到“省治”层面，论证省治群体并非接受中央的被动客体，而是能动的主体。在中央权威缺席时，以耆绅集团为代表的省治群体主动寻求自我组织和治理的方案。这种“中间（中层）”视角，揭示出北洋时期地方所蕴含着的多元且富有活力的政治探索，丰富了我们对北洋时期的认知。

靳君揭示出“省治”运动在口号之外的复杂现实。苏社追求的“省治”（自治），绝非独立分裂，亦非纯粹的民主诉求，而更像是一种由地方绅军主导的、旨在维护区域稳定与发展的“秩序重建”。其中交织着切实的地方利益考量（如保护江苏经济免受战争破坏）、精英群体的权力诉求，以及某种理想化的儒家式是绅贤治国理念。靳君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背后，实际上相当程度上乃是精密的权力计算、复杂的人际网络和务实的地方主义。

靳君对苏社集团“省治”理念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地方自治”概念，揭示了其中包含的多层政治想象。苏社集团倡导的“省治”既是一种权力再分配方案——试图在羸弱的中央与纷乱的地方之间确立省的自主性；也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强调精英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建构——在动荡时局中维护地方特性与价值。而除江苏耆绅之外，靳君在书中亦提到以“全浙公会”为代表的浙江士绅，以“文学社”为依托的河南士绅，以及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各省士绅群体。这些省域耆绅群体的多维度政治实践，为我们理解民国初期政治思想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案例。

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耆绅政治实为军阀混战下各方势力平衡之产物，不具有独立性。耆绅寻求“军绅合治”，已说明军阀在此合治局面当中的强势地位。江苏一省，富甲天下。然而军绅合治之下，苏社集团虽握财权，亦不能削减军费，致使财政逐年亏空，这足以说明耆绅未能触动军阀核心利益。苏绅之所以能屡兴各种运动，是因为全国政局变幻莫测，各方势力此消彼长，给予他们纵横捭阖之机，而非其本身具有与军阀分庭抗礼之力。耆绅数次试图掌握军队，均以失败告终，亦注定其难以在近代中国政局中实现自身抱负。军绅合治数年，江苏竟陷入财政绝地，并几遭战火，说明军阀实为中国社会发展之阻碍。事实上，和平裁军及财政整理只能在全国统一局面下展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局粗定，江苏财政得以开展大规模整理工作，这反过来说明省治恐非救国善策。

耆绅政治混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结社与西方议会政治，本身极易陷入党派斗争。靳君指出，苏社成立之初便呈现出数个系统和群体，利益常有冲突。此外，首任理事长张謇与苏社其他核心成员在诸多观点乃至利益上存在分歧，这些内耗又预示着“苏人治苏”之成效难遂人愿。苏社内部分歧对立贯彻始终，意味着耆绅政治与“苏人自治”天然具有分散性。省治运动甫经开展，县绅亦谋求自治，事权不一，权柄下移，既不能集中资源突破困局，也不能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此外，所谓自治亦非各阶层民众自治，而是各地豪绅掌权，在回避制度失灵的情况下，这加剧了传统官僚政治当中袒护徇私等痼疾。

靳君认为议会制度“隐含着维护自身绅权的功能”，苏绅倡导的联省自治“是国家统一的诸多路径中最便捷、代价最小、变革程度最低的一种，故他们才不遗余力地支持”。此精要之论，但耆绅政治及其所倡导的军绅合治、联省自治缺乏现实根基，并非中国近代乱局之出路。耆绅作为既得利益者，天然恐惧民众运动，故无法掌握近代中国破局的关键。北洋军阀面对兵力劣势的党军节节败退，原因固然与双方战略、装备、士气相关，但更根本的在于国共两党（尤其是中共）注重发动群众。耆绅作为社会的主导阶层，难免与广大贫民产生利益冲突，亦是其惧怕民众运动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耆绅之所以青睐议会政治或联省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条渐进温和之路能够保障乃至扩大自身权势。但无论是彻底改革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并充分动员全国资源，还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并在列强侵略中赢得民族独立，最广泛的发动民众是必由之路。

正因如此，苏绅虽在实业、教育、财政、舆论等领域颇有势力，但既不能掌握决定时局的军事力量，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故难以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力量。耆绅政治虽一度主导省政，但非近代中国走出内外困局的真正道路。随着主义时代的降临与国共两党的北伐，耆绅政治最终退隐幕后，渐进改良终究让位于全面革命。

三

尽管靳君力求客观，但全书仍隐含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基调。苏社的失败在后见之明下，似带有某种必然性——因其无法解决与新兴的党国体制（国民党）和革命动员时代的根本矛盾。耆绅政治依赖的传统社会资本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不可逆转地衰微，其精英主义取向难以应对大众政治时代的挑战，其地方主义立场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央集权潮流存在巨大张力。这些结构性矛盾或许注定“耆绅政治”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而非可持续的政治模式。全书主要从精英视角，揭示张謇、黄炎培、张一麐、韩国钧等苏社集团中人的雄心和挣扎，但普通民众如何感知和回应“耆绅政治”叙述相对薄弱。这种政治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民众认同？其对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力和影响深度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略显模糊。

若稍稍上溯，可知苏绅能在北洋时代成一省自治之局，其权势之构建并非一朝一夕。自五口通商以来，江浙渐染西洋之风，其士绅官僚成为推动近代政局的关键群体。太平军兴，江浙士绅支撑何桂清集团与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天国。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奄有两浙之地，苏绅退守上海并与英法官员暗通款曲，浮海北上京师送书，促成清廷“借师助剿”之举。甲午以降，民族危机日深，苏绅亦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庚子之变，苏绅参与东南互保，始知联省之力；辛亥鼎革，苏绅拥护共和，共推江苏独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关节点上，江苏耆绅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既增强了其对联省自治、议会道路的信心，又让其权势与人脉不断扩张，隐然与地方军阀势力相颉颃，给予了“苏人自治”的生存空间。若溯自明代，在绅士耆老的主导下，各省已隐然形成了“地方公议”的政治传统，对此新近出版的毛亦可教授出版的《地方公议：16-18世纪中国绅士耆老的政治参与》或可为“耆绅政治”的前史，因此对于“耆绅政治”的探讨仍可从长时段中拓展出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靳君大量使用新近出版的《韩国钧朋僚函札》《徐兆玮日记》等丰富史料，重构苏社集团内部的关系网络与权力结构，展示如何通过教育、实业、报界等多重联结形成政治集团网络。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展现出北洋正式制度背后的非正式运作机制。揭示出中国政治中始终存在的“关系”维度的具体形塑过程。正因如此，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书中描述的“耆绅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种种现象形成了呼应与对照。虽然历史语境不同，但如中央与地方的张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的互动、地方精英网络的形塑与变动、传统资源在现代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等一些深层逻辑仍具延续性。正因如此，该书的启发意义则不囿于北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