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于2025年伊始宣布扩大“以旧换新”计划以刺激消费，此前中共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提振消费”列为2025年九大经济任务之首。这是否意味着北京转变了多年的“重投资轻消费”理念？北京的刺激政策能否有效拉动消费？为此，《纵深视角》专访了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博士。

北京真正开始重视消费了？

从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至今，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都会提到“提振消费”，但是北京实际上的政策着力点始终围绕着“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认为，最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振消费”列为任务之首，显示政策重心开始转移，而这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关。

史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分析道，中国经济此前主要依靠出口和公共投资，但是由于关税等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出口陷入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骤减，再加上政府债台高筑，靠公共投资拉动经济之路也走到尽头。“经济三驾马车”当中的两驾熄火，“消费”成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

事实上，消费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存在多年。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8%，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在60%到70%。自新冠疫情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消费降级”的趋势也愈发明显。中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一直提醒中国政府更重视消费，尤其要改变过度投资挤占消费的情况，但始终未获得北京的积极响应。

史鹤凌教授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于消费一直陷在某种误区当中。

他说：“特别是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一谈到消费的时候，好像以为就是纯粹的吃喝，纯粹浪费掉。所以他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生产上。”

这种“重生产不重消费”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潮。当时重商主义者认为，生产是产生财富的，而消费是消耗财富的。在当时金本位的年代，他们主张鼓励生产，然后出口产品以换取黄金。这种思潮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受到挑战。《国富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用消费来衡量国民的富裕程度，“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此后，重商主义思潮逐渐退出西方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消费-生产均衡”的追求。但是，重商主义理念却在亚洲获得了继承。昔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以“生产加出口”的方式获得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不过，大部分亚洲国家如今都已改变了这种发展理念，而中国却依旧执迷其中。

中国为何长期消费不足？

外界对于北京为何迟迟无法走出对于消费的误区有各种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的迷思——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权政府而言，生产比消费更“可控”，也似乎政府比人民更知道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

史鹤凌教授也认可这种看法。 “计划经济的幽灵一直在中国的上空，” 他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你看在美国，真正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比方说IT产业的发展也好，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好，实际上并不是在国家指导之下的发展，而是人自身的人力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需求和这样的一些供给。”

此外，史鹤凌教授还指出，中国消费不足源自老百姓消费能力的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和养老制度，导致普通家庭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大量储蓄；房地产价格下降进一步打击了中国家庭的消费意愿；更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钱确实不多”。

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约为48%，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约为80%，欧洲国家平均值在75%到78%左右。

“这里面就涉及到居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史教授解释说，“尽管从GDP总量来看，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位。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算的话，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的第一位。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你会发现，财富大部分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中国很少的一部分正好是体制内或者很幸运的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大部分人手里的钱很少。”

中国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北京并不愿意“藏富于民”。史鹤凌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是想尽办法，防止这种真正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因为真正的中产阶级产生以后，必然会对他们的政治的地位，产生一定的要求。”

北京的刺激政策有效么？

北京将在3月份两会期间公布2025年具体经济路线图。此前，中国国务院于2024年3月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简称“两新”）；2024年7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统筹安排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支持“两新”。2025年1月，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宣布扩大“以旧换新”计划，将更多家用电器列入补贴范围。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在1月8日的吹风会上表示，政府迄今已拨款810亿元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以支持2025年的消费。

中国官方表示，这些政策已“显效发力”。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CPI只上涨了0.2%。《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称，“接近零的CPI升幅数据表明，决策者在重振低迷的消费支出方面仍任重道远”。

除了财政政策，北京也计划动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共政治局在202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将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适度宽松”，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1月3日至4日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后发表声明称，将在2025年“择机降准降息”。

对此，史鹤凌教授认为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目前在中国经济体当中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三倍了，但是这些钱都在银行里“空转”。也就是说，银行系统里面有很多钱，但是贷不出去，因为“老百姓消费能力不足、出口遇到障碍、对中国前景感到悲观”这三大因素导致企业就算贷款成本下降也没有贷款的欲望。而这些在银行中空转的钱甚至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

他说，“如果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这些在银行系统或者经济系统里面的钱，立刻会变成通货膨胀的来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通缩和通胀两头跑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是通缩，但是如果产生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以后变成通胀，这个通胀也会来势汹汹。”

最大风险在于北京的经济决策“像坐碰碰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12月份PPI同比下降2.3%，这已是该数据连续第27个月下降。但是中国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否认通缩的存在，直到突然把刺激消费列为重中之重，大力强调通缩风险。这种政策一夜之间大转弯让外界联想到中国政府的新冠防疫政策——从三年严密封控到突然放开的失控。

“中国的经济决策过程有点撞大运的感觉，因为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可能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来个180度的转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说，“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经济政策的出台不是一个非常平稳的、连续性的过程，而是像碰碰车那样，碰到哪是哪。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史教授认为，真正能使中国经济摆脱低迷的方法是建议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减少政府干预，回归“国退民进”的路线，为民营企业提供不可逆转的保障措施，从而增强民企和消费者信心。

他说，“这在经济学里是有办法的，就看政府愿意不愿意这么做了。如果他本身就不是这么想的，自然也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