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上，中国官员庆祝深度求索（DeepSeek）的微创新，并称赞中国模式，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科技产业政策和科技史学者董洁林博士提醒中国决策者，不要被美中科技战争带偏了路。

董洁林曾任职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多家中国智库，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分析建言。她认为国家的科技产业发展与国家的资源禀赋有关，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她认为对中国而言，发展电动车是正确选择，但花大力气去做人工智能则是双刃剑，如果中国再以举国之力与美国进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大战，这将成为美中之间的新星球大战，中国可能如同前苏联一样，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被经济拖垮。

深度求索（DeepSeek）“微创新”，北京当局进入炒作时刻

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为美国科技业敲响了警钟。中国有舆论赞其为“国运级别的高科技”。董洁林博士认为深度求索模型仅是在美国创新基础上的完成的“微创新”，在获得美国各界赞誉后，中国政府欣喜若狂。因为北京一直在寻找可以宣传的中国创新案例，借此宣传中国模式和中国体制。她指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过，“深度求索引发全球轰动和一些人的焦虑恐慌，说明技术遏制和技术限制无法奏效，这是全世界、特别是美国需要学习的一课”。

中共的《环球时报》认为DeepSeek证明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制裁倒逼创新”，进而提出美中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探索合作。不过，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助理研究员卢比·斯坎伦(Ruby Scanlon)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虽然DeepSeek引发了美国对中国芯片禁令的讨论，但并不会使华盛顿改变政策。

深度求索（DeepSeeek）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例外？

深度求索(DeepSeek)让世界再次关注中国科技崛起现象。中国科技如何能够迅速崛起，并能成与美国同类产品展开竞争呢？

美国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管理系主任李少民教授曾经说过,中共把整个中国当作一个大公司来管理，总书记就是总裁，共产党就是管理层。董洁林博士说，李少民教授提出“中共大公司”这种说法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科技崛起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长期生活在中国，并曾出任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的董洁林博士说，深度求索的人工智能成果并非北京举国体制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果，而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个例外。因为它是一家体制外公司。

新浪财经的一篇文章说，细究深度求索的起源，“其成功不在于政府投入，而在于市场探索。”深度求索的成功，不是国家政策大力出奇迹的结果，这看似反常，恰恰是科技创新的常识。这篇文章指出，深度求索来自量化基金幻方，这是一家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公司，其足立点甚至不是在央企国企云集的张江科技园，而是在民营经济繁茂的杭州。

董博士指出，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科技发展模式陷入“后发劣势”鸿沟的可能性非常大。她分析说，国家推动的创新在模仿方面比较有效，但难以做到从0到1的突破。

“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话，对于搞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的挑战都是不可承受之重。”董博士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还会受到外部世界的非常大的反弹。美国现在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大力封杀反弹，不是针对公司，而是针对中共这种科技体制。

中国AI产业是双刃剑，北京决策是否带偏了路？

OpenAI首席全球事务官克里斯·勒哈恩（Chris Lehane）对CNBC说，DeepSeek先进但低成本模型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人工智能与中共领导的专制的、威权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着非常真实的竞争。”

在董博士看来，美中科技竞争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每个社会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创新，一个国家的科技产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是有关系的。因此，不要让科技创新竞争带偏了路，带到沟里去。

她认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是双刃剑。首先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改进服务业的同时，可能会提高失业率，她因此认为现在中国专注于人工智能并非正确选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说，2024年12月份中国青年16至24岁失业率为15.7%，尽管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仍在大力推动AI发展，这引发了人们对AI的大规模普及将使中国就业市场雪上加霜的担忧。

董博士还指出，如果北京投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跟美国竞争，这会像另外一场星球大战，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曾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导致共产党统治的苏联与美国进行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最终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可以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董博士在专访中强调，中国推行一孩政策会让中国未来面临劳动力短缺，借助人工智能或可帮助解决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压力。

不过，对中国为何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2023年6月发布的报告《中美竞争与军事人工智能——华盛顿如何在与北京的竞争中管理战略风险》说，中国与美国一样，正迅速将AI整合到其军事领域中。

相反的，董博士认为美国应该发展人工智能，因为这对美国经济、制造业回流、军事和生活等方面都非常重要。美国无论是跟中国进行军事还是生活领域竞争都需要智能化。她进一步解释说，美国多年来是制造业外包，大量的服务业留在美国国内，人工智能会极大的提升服务业效率并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人可以再造美国制造业，而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使用可以有助于减少美国目前每年三万亿美元的进口量。

美国如何赢得美中“国运之战”？

从芯片战到人工智能战，有舆论将之视为“国运之战”。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Ray Dalio）就持这种看法。他对媒体说，美中间科技战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美中双方都输不起。他建议美国将能源投入和数据中心建设、AI等技术放在首位。因为要赢在技术才能赢在军事。

董博士则认为，美中科技战的输赢难以预测，但对美国来说取胜关键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极权主义国家有时候会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多数时候因为缺乏制约，造成的错误更多。她提到自己在中国上海亲历的动态清零，她认为这不仅带来灾难，也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董洁林认为未来北京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自己造成的人口灾难，这也是因为极权主义错误决策带来的。她最后指出,美国历来并不信任极权主义，因此应该减少经济和技术往来，以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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