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中国人大常委会本周完成《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的分组审议，并对这部“提振发展信心”、保障民企的专法，达成“尽早出台”的共识。不过，不少企业主在历经上一轮的监管风暴和近期的经济滑坡后，对这部新法的关注和期望似乎不高。部分产学界人士表示，新法立意良善，但关键在落地执行，未来地方政府若落实不到位，新法就算出台，也恐流为“安慰剂”。

值此民企信心跌落谷底之际，中国拟出台第一部专法，来提振发展信心，但企业主的期望却似乎偏低，因为三年来的监管整改风暴和近年的经济滑坡，已让不少民企的经营压力大增、投资信心大跌。

企业主对专法的反应两极

位于浙江义乌的不锈钢家用制品业者Kimmy Hu告诉美国之音，她一年来的“出口销售腰斩、海外帐款也催收难”，已让她相当头大，根本无暇关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度，也不清楚这样一部专法能对民营经济有多大的扶持力度。

位于台北的工业总会大陆处处长黄健群也告诉美国之音，在华台商的普遍反应是“乐观其成”，但他们认为“真正有用、落实个两条就够了”，因为法令太多，全心投入市场竞争的企业主也“没空理”。

不过，此草案于10月征求公众意见时，一度收到上千则意见，可见仍有一定的关注度。

位于北京的电商分析师、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就告诉美国之音，相较于三年前出台打击民企资本和创新的政策，如严打无序竞争、投资黑白名单或限制上市等，中央若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只要是正面的，对民企信心回归“肯定有利”。

究竟《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及哪些面向？可能成效如何？又有哪些不足之处呢？

专法代表“国进民退”转向？

中国人大常委会于12月21-25日召开会议，据中国司法部长贺荣渔会上的介绍，此法草案共九章78条，旨在从六大面向扶持民企，包括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投融资环境、注重规范引导及加强权益保护等。

未来新法出台后，民企除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可平等进入”外，也有法源可以禁止各地政府为扩充财库，对企业主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或“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民事)纠纷”，甚至“规范异地执法行为”。

换言之，部分地方政府近来因财政吃紧、传出搜刮民脂民膏的“创收型执法”，包括以罚代管，对民企乱查税或查封资产的恶行，甚至派出公安进行俗称“远洋捕捞”的跨省执法，都或将因此法的出台而被究责。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11月曾形容，中共中央自去年7月密集出台鼓励民营经济的文件，包括国务院的“31条”措施、国发委等八部门的“28条”举措、乃至即将出台的这部新法，都是在建构“国民共进”的新格局。

大成企业研究院11月于北京举办企业首脑沙龙会，并向出席的70多位企业家发放问卷调查，其中56位参与评价的企业家中，有31人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内容“未达到预期，需要较大修改”，占比达55.4%，其余25人则认为草案内容基本达到预期。

部分产学界人士也不乏质疑声浪，更针对立法内容的不足处，提出了多项建议。

挑战：落地执行与罚则缺失

针对此部专法面临的主要挑战，各界的普遍共识是“落地执行”。

台商商会代表的黄健群说，这部专法目前的“宣誓性意义比较大，但执行还有待观察”，就算全国人大明年3月如期通过，还待国务院出台更多施行细节才能见真章，但更关键的是未来地方政府如何诠释和执行，因此，真正出现成效可能是好几年后的事。

黄健群说：“中央、地方的博奕一直都存在，就是中央的法规落实到地方(时)，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利益会向它个人(别)的利益倾斜。”

他举例，民企若与地方政府所投资的企业产生民事纠纷时，地方政府过去在执法和裁罚上，多偏袒央企或国企，这部专法未来如何规范，企业界非常关心，但也担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如中央力推的绿色环保法，地方为了税收，根本消极执法，只要求中央来检查的那一天停工，检查完，各地工厂继续违法开工。

黄健群还说，就其了解，中共中央为宏观调控各省市的产业发展，未来或将通过此部专法，收回对部分产业的补贴权利，不再放任地方在招商引资上的“过度承诺和重复投资”，好处是未来产业在全国的布局将相对有序，但地方未来如何因应恐有待观察。

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曾于11月底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指出，部分企业家反映，此部专法应增设具体条款以保障民企的权益，若新法对侵权行为无明确的限制和罚则，恐沦为“安慰剂”、也无威慑力。

陈永杰还说，部分企业家呼吁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疑罪从无”的要求，坚决避免“疑有逼供”以及类似“远洋捕捞”的不当执法行为。

北京电商专家李成东也说，这部专法要明确“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法治精神，也要针对部分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所采取的如“远洋捕捞”的侵权行为，出台具体罚则，不能只靠媒体喊话。

李成东说:“对于这些违规操作的地方(政府)，你没有处罚，就是纵容，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你(中央政府)如果只是靠媒体发声，我认为，(威慑力)相对来讲是有限的。”

民企的痛点：地方债与执法困局

除了不当执法，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恐非一部专法就能解决。

李成东说，不少民企和央国企合作后，只要遭欠款短短几万元人民币，可能就被压垮了，一旦民企倒闭解散，后续的究责赔偿处置旷日持久，更何况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有财力赔偿。

黄健群也说，中共中央已多次宣誓，呼吁地方政府尽速支付拖欠民企的款项，但地方政府若摆明赖帐，他说，他查阅过相关政策法规后发现，除了人事整顿，都看不出可行的惩处或解决方法，但对企业来说，就算地方首长遭开除，对恢复企业营运，恐无济于事，因此，他说，未来这部专法或施行细则就算增设具体罚则，对企业又能增加多少保障，仍很难说，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商誉受损或人事全非后，也非金钱所能补偿的。

专家建议：行动胜过法律

中国政府期待这部专法能起到提振民企信心的作用，但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印文凭无法扫盲”。

他说，中国法律不如政策、政策又不如行动，因此，他呼吁中国政府以实际行动证明对民企的支持，其中最有效的作法是，释放正在服刑的前河北省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

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比如说孙大午……你把他放了，比一百个法律都管用。他是个标志性人物，如同改革开放时的年广久、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你把人(孙大午)放了，把人家的财产还给人家，这样可能企业家才能稳住信心。

孙大午白手起家，但事业经营三旬有成，身价曾高达50亿人民币，也享有“良心企业家”的美名，不过，他因支持宪政民主、广交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敢言性格惹祸，两度获刑，包括于2021年遭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法院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等诸多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大午集团2022年也遭法院以6.8亿人民币的低价拍卖出去。

贺江兵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于80-90年代三度给予年广九支持，就是担心动辄关押民企会破坏改革开放的形象，因此，他说，一纸法律抵不上一个行动，“老邓示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