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是以一个经历过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因为有着最基础的现代医学知识，知道伤口如果不处理就会发脓会坏死，并且顺这个逻辑认为这种仪式习俗百害而无一利。

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有自残习俗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着应对的医疗措施，比如萨摩亚人纹身时使用的露兜树树叶灰烬 + 椰子油做的药膏，利用碳酸钾与单宁酸抑菌。

埃塞俄比亚的苏尔马人，给女人撑唇盘（dhebi a tugoin），或者用燧石切割伤疤后，会使用乳香和金合欢树的树脂做药膏，利用其中的乙酸香酯和阿拉伯半乳聚糖抗炎症。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胡利人，穿刺鼻中隔佩戴饰品的时候，会将竹片刀用火烤制消毒。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浣老师不是在吹嘘这些传统医学的神奇效果，但就如问题中所说的，即使要冒着这种风险，用这些土方法来保命也要实行这样的仪式，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民族生活的环境条件下，这样做会带来好处。

因为这些部落民本身除了缺少医疗资源外，同时也缺少社会凝聚力和组织度，这是其在极端条件下存续至今最需要的东西。

神经人类学中，一位叫 Ronald Grinker 的学者在对刚果的俾格米人进行田野调查后，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就是，青春期的疤痕仪式（scarification）所产生的集体疼痛体验，会让参与者和围观者内啡肽分泌激增从而增强群体凝聚力。

这种仪式观念就是塑造认同共识的最好机会，不光是因为仪式感，同样也是仪式造成的疤痕带来相似的外貌和体态特征，这些都会加强部落中“自己人”和“外来人”的界限划分，这就叫强化了群体边界感。

而有了内外分别，有了群体意识，那么这样最基础的组织度也就形成了，依靠这种原始的组织度，恐怖直立猿就足矣攻克许多自然界的难题，也是俾格米人能从桑加文明时代存续至今的原因。

而且许多人类学家还认为，疤痕仪式本身也是在锻炼提升疼痛阈值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悍不畏死，不惧疼痛的传统为荣，提升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也可以提升其在艰苦条件下生存的概率。

这个观点我没有太进一步研究，大家感兴趣可以自行查找。

但我觉得这玩意和一个华北地区比较熟悉的东西很像，就是天津卫混混的自残斗狠抽死签，从人类学角度上，这种当中展示敢削指头扎大腿，跳油锅大头朝下的行为，也是一种展示男性勇武的表现。

这就是自残行为，最终影响了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因为 那些跳宝案子的混混，敢挨打还敢不叫疼，所以他在人类群体中的地位从无赖，变成了能吃赌场甚至是官厅米仓的存在。

对于那些条件更加艰苦的地区，这样的道理也存在。

还有另一个观点认为，诸如留下伤疤、刺青、穿孔等等仪式本身是这些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不是所有文明都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能力，不是什么地方都有亚历山大图书馆，虽然他们可以考虑将文字刻在石头上，但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刻在身上。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萨摩亚人，他们的男性传统上要求全身刺青称为“pe'a”，女性则一般手部刺青称为“malu”，而这种在身上的刺青中的几何波纹图案里，包含的信息甚至包括其祖辈相传的航海知识，而只有接受了这种刺青考验者，才被认为生理和心理都有资格参与议事。

这时候刺青一方面是仪式，另一方面也是信息载体，只不过这个录入的方式比较疼而已。

类似的还有印度北方邦的那加人，现如今许多那加族群都有着很明显的东亚面孔相貌，因为其祖上很可能是流亡跨过山脉而来的藏人。

这帮人则是拿面部刺青当击杀记录，就是因为其战士文化鼓励男性去猎头，所以每一次战争后都会填补刺青，并且将其部族迁徙、战争、盟约等等记录信息都加载在身体上。

19 世纪在英国人开始控制阿萨姆后，这些民族依然想要跟外来入侵者碰一碰，但最终还是失败，但有意思的是因为那加人在印度传统社会中同样没有融入的机会，所以其中很多人很快的改信了浸礼会等基督教信仰，并且将基督教元素也融入了其刺青当中。

所以总结一下，这种习俗在许多部落文明中存续的原因有三个，分别是提升认同感和组织度、锻炼疼痛耐受力以及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

而且说句题外话，人类学在历史上作为一门盛产劳保学者的学科，在很多研究中都会走向一个很社达的结论，那就是“适者生存”，之所以在一个环境中，某种我们看似不能理解的习俗会保存下来，大概率原因是这种行为更适合他们的环境。

但有意思的是，在许多文化里本来用于提升凝聚力组织度的身体穿孔，到了 70 年代开始成了一种反抗秩序，反抗组织化和规训的表现，比如说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当年性手枪乐队的经理，为了宣传朋克反抗精神，就把满大街搞身体改造的朋克仔称为“反撒切尔主义视觉炸弹”，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这里是浣熊君，一个在知乎撂地的闲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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