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美]菲利普·莱曼（Philipp Lehmann）著，赵昱辉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384页，79.00元

气候变化是当代最具全球意义的议题之一。人们是如何开始思考大范围内的气候变化问题，并诉诸行动改造气候的？以及当“气候变化”作为现象被媒体提及，作为概念被科学工作者使用，作为变量被城市规划者考量时，其中有几分是确凿的事实，又有几分是人为的设计与渲染？很长一段时间，学界论著多关注20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化的政治议程，尤其是发生在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语境和联合国议事框架下的情形。此前，戴安娜·戴维斯对法国殖民时期北非、阿兰·米哈伊尔对中东的相关研究开创了新的气候史阐释框架，并将研究的时间线向前推进。环境史学者菲利普·莱曼的《撒哈拉海计划：技术、殖民与气候危机》一书一方面增加了地域性的个案，同时也展现了方法论上的独特性，即从人地互动、知识生成等多个角度对气候变化与环境焦虑之间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气候变化是怎样进入政治议程的？

作者关注的第一个层面是：人们从何时开始担心大范围的气候变化会把苍翠的森林变成沙漠，工程师们又从哪些知识谱系与理论汲取灵感设计出大型项目，以及关于气候变化理论又是如何以崭新的面貌进入20世纪初以来的政治议程的？纵观全书，作者从科学史的内外两条路径着手梳理，并不断深入两者之间的交错。

作者熟稔气候史的内史，清晰展现了气候知识与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欧洲人很早就开始思考气候对人类与周遭环境的影响。洪堡曾在长途考察后产生南美气候干化的想法，布冯也提出过改善北美气候的畅想。但是直至19世纪初，科学家们很大程度上认为气候是稳定的基本环境特质。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冰川学的研究，气候被认为是一个变量。人们逐渐认识到气候条件不仅可以形塑地球的景观与生态，同时也会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19世纪下半叶，科学界通过国际会议的召开、国际期刊的发行进行信息的沟通与气候数据的交换，使得关于大规模气候变化的理论得到了发展，学界广泛认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特定的地域和地区，还会影响整个地球。这些讨论引发的环境焦虑进而也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文学家将气候变化作为背景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易卜生的戏剧、凡尔纳的小说中都先后出现了改造撒哈拉沙漠的情节；历史学家、哲学家开始思考环境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斯宾格勒、威尔斯也都曾在著述中有所关照。

作者更加关心外部因素对气候研究的影响，尤其是殖民探险对科学界气候变化认识的影响。其中的关键事件就是19世纪50年代德国人海因里希·巴尔特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探险。他在考察中发现了刻有牛、羚羊与狩猎场景的岩画。海因里希据此断定撒哈拉沙漠的环境和气候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他的观点对19世纪中后期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学家争先恐后对撒哈拉沙漠的过去进行理论建构，并将大范围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纳入变量计算。欧洲科普出版物也开始向普通读者传递由探险家们从非洲带来的消息。这一切最终写就了撒哈拉沙漠气候变化的退化叙事：撒哈拉沙漠曾经是郁郁葱葱的土地，由于非洲人不合理的利用变成了荒漠，而且沙漠化还在继续。

顺理成章，工程师不仅通过植树造林等方案来应对潜在的环境灾难，甚至企图设计大型工业项目来对抗干旱化和荒漠化，扭转气候的恶化，即便不能够实现，也不断验证工程的合理性。这一思潮最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改造计划：19世纪末法国殖民工程师鲁代雷在撒哈拉沙漠创造大型水域改变气候的设想；20世纪20年代泛欧主义建筑师赫尔曼·索尔戈尔改造地中海，企图将欧洲的气候和文化移植到北非的黄粱一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景观设计师海因里希·维普京将消除荒漠化的设想渗透进纳粹在东方占领区实现日耳曼化的宏愿。

气候变化几分确凿？

作者回应的第二个层面的科学史问题是：气候变化多大程度上是确凿的事实，又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建构，以及两者之间又有何联系？首先，在众多科学门类中，气候研究的方法颇有些特殊。19世纪时，气候研究人员往往依赖历史数据和地理观察来推断气候现象，这也导致气候理论与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种类繁多。20世纪初气候研究领域未能形成共识性的、自洽且稳定的理论框架。气候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迟迟难登科学殿堂，但又使得气候学讨论更容易进入公众领域，一些在学术界不再流行的想法与术语不断被公共讨论重新提及，进而引发公众对环境恶化甚至潜在气候灾难的忧虑。19世纪中后期以来气候研究与公众讨论之间的这股拉扯一直不断上演，也未因气候学研究最终的理性化与科学化而终止。相反，在这种背景下，气候学的讨论开枝散叶，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作者关注的前两段故事中，沙漠成为重点的研究对象。由于沙漠气候的特殊性，沙漠洞穴里的壁画、干涸的河床都为长期气候变化提供了证据。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是人为造成的，还是自然过程造成的？19世纪末期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当中，气候学家、气候观察的爱好者以及工程师倾向归因于前者，并创造了一系列概念与词汇，将撒哈拉描绘成符合欧洲人想象的典型“沙漠景观”。欧洲人对于沙漠景观的恐惧愈烈，改造的愿望也就愈发迫切。撒哈拉不仅彰显了自然在人类面前的压倒性力量，也成为智力增长、武器库日益丰沛的人类施展才华的舞台。通过技术工具来创造符合欧洲人期待的富饶景观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科学命题。救赎不仅是探险故事的基调，甚至影响了气候研究的学术发展。19世纪末的气候研究是一门帝国科学，气候学是政治议程和理论探索的融合。与气候学研究相关的地质史等学科的发展亦与帝国主义全球的扩张、中北非的沙漠探索密切联系。

撒哈拉沙漠气候变化塑造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比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气候长期变化使得沙漠更容易成为殖民工程师的试验场。气候变化的叙事与气候改造项目的实施其实都深受殖民扩张的推动。从非洲到中亚，直至南美洲，“沙漠景观”几乎无一例外都处于殖民地，是欧洲人笔下尚未被占领的土地。沙漠的退化危机叙事往往是以救赎叙事结束的：沙漠是需要遏制的巨大威胁，亦是可以让现代工程师一展宏图的广阔天地。工程师的目标在于纠正自然本身运转过程中产生的谬误，进而解决社会运转中发生的问题。气候理论从来没有脱离产生时所具有的殖民背景，科学家会参与政治性的讨论，并且为解决殖民地环境问题贡献力量。鲁代雷淹没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境内的大部分沙漠的直接目标是将北非内陆的水体表面作为蒸发面增加降水，从而改变地区的气候，以恢复至历史时期的气候条件。即通过改造水体来改变气候，利用现代技术重建罗马粮仓，服务法国人在非洲内陆的殖民，而这些操作恰恰掩盖了殖民者并不了解撒哈拉沙漠气候史的事实。

作为思想史的气候变化研究

也正因为此，从环境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最关切的问题并非技术层面的环境后果，而是气候科学的知识根源与预期环境效果以及知识上的长期影响。前文提及的三个项目都是未曾真正实现的计划，甚至是以彻底失败告终的。对于作者来说，气候变化的史学研究意义不仅在于重建气候变迁的史实，更在于通过案例展现关于环境的科学思想、殖民话语与殖民进程的关系，以及改变环境和气候的愿景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怎样成为殖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的。

《老科技的全球史》的作者大卫·埃杰顿说：“人们对革新的渴求与革新的失败经历会继续影响环境改造的进程与历史。”的确如此，与鲁代雷几乎同时代的英国人唐纳德·麦肯齐在西非也有与前者类似的尝试。此后，工程师们把自然浪漫主义与机械论概念结合起来的企图，更是不断改头换面地出现在非洲南北两端。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不仅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也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拥有了全球性。20世纪30年代，这一想法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即索尔格尔的亚特兰特罗帕（Atlantropa），该项目意欲在直布罗陀海峡建大坝直接沟通地中海和大西洋，通过输水将撒哈拉变成良田。亚特兰特罗帕是一个生造的词汇，它将英语“大西洋”（Atlantic）的词首与“欧洲”（Europe）的词尾结合，却抹去项目实施后受影响的“非洲”的痕迹。这个计划既是上个时代的思想回响，更展现了当代的印记。

以后见之明的角度看，亚特兰特罗帕计划看似只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重大事件中的奇异插曲。实则不然，经历了一战的能源短缺后，世界各地涌现出利用河流、海洋和太阳能发电的探索，以寻找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亚特兰特罗帕显然属于这一潮流。亚特兰特罗帕更深一层的目标是满足能源与安全的双重需要，防止欧洲内部出现分裂，重构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为危机中的欧洲寻找出路。在索尔格尔的计划中，气候工程不仅是创造合适欧洲殖民地的新景观和政治结构的核心，而且是创造全新的社会或文明的关键。“突破欧洲的自然疆界”，让地中海成为真正的内湖，才能帮助欧洲摆脱环境的恶化和现代文明的弊病。撒哈拉依然是欧洲人门前的真空地带，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亚特兰特罗帕呈现了20世纪初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是如何一步步被政治化的，且绝非孤例。它是殖民主义理念、种族主义、文化悲观主义的结合体，还隐藏着对即将到来的化石燃料短缺和全球环境恶化的焦虑。

不久之后，实验的地点被转移到了东欧，草原化的概念成为纳粹知识分子与规划者关注的重点，进而成为重要的理论工具。《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失去了海外殖民地，此后殖民主义剑指东方的平原。当时的气候现实是亚非欧的气候干化，曾经的沃壤成为干旱的草原。“草原”成为一个专门描述东方景观的术语。草原是草地、荒原，是仅次于沙漠的存在，有时候甚至可以用于指代沙漠。1929年保罗·索科洛夫斯基出版的《欧洲之沙》，指出欧洲正受到来自东部沙漠化的威胁，（威胁的）环境过程也是文化过程。德国民族与文化土壤研究基金会“系统研究”了斯拉夫人对环境的破坏性以及日耳曼人与自然亲近的历史渊源。森林被誉为德国的原始景观，纳粹思想家甚至采用了不同物种为争夺森林资源不断进化斗争的形象，作为人类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而斗争的讽喻。

知识与公共文化领域对气候变化的焦虑为纳粹规划师们的工作继续推波助澜。直至第三帝国时期，“草原化”成为一个具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色彩的术语，是论证纳粹军事征服与占领合法化的知识工具。在官方口径中，草原指的是那些曾经肥沃、现在却在退化的土地。通过改变基础的物质条件来遏制文化和环境的衰退成为东方总计划的底层逻辑。和索尔格尔一样，东方总计划的设计者维普金也利用斯宾格勒的言论来预测西方的没落，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代人阿尔温·塞弗特关于荒漠化和草原化的理论。两人都在德国政治边界之外寻找可殖民的土地，前者的目标在南方，后者在东方。维普金的思想是混杂着反共、反犹太、反工业主义以及优生学思想的理论怪物。因此，作者的研究也提供了理解纳粹德国的新视角。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与扩张计划一定程度上是对感知到的生态危机的反应。

最终“荒漠化”“草原化”都脱离了地理学本身的学术概念，被吸收进法国的殖民主义与德国第三帝国的军事景观规划。作者也据此展现气候变化的知识发展、宏观技术以及社会治理三个方面的复杂关系。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则是作者并未点出的：正是殖民进程使得气候研究成为一门全球性的科学，并为气候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此外，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疏漏之处，即作者关注的是处于帝国核心的知识分子脑海里的自然，却几乎没有记录作为殖民地的撒哈拉和东方德占区的环境对气候研究、环境改造计划有何反馈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