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重申大西部开发计划，强调“西部稳则中国稳”，并聚焦西部的能源、优势产业及一带一路枢纽地位等发展。政经专家分析，习近平此时老调重弹，乃因中国深陷经济下行和对外关系紧张之困局。不过，西部开发面临的挑战多，恐沦为政策口号，而难达到实质成效。

据中国官媒《人民网》报道，习近平4月24日在重庆主持自中共“十八大”以来首次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就涵盖内蒙古、新疆到广西的12个省区市，这块占中国72%面积、27%人口的区域，做出部署指示，包括发展该区域的优势产业、能源安全、一带一路枢纽地位及生态安全屏障等。

西部大开发老调重弹

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得又早又蓬勃，因此中共早自2000年就运作开发大西部，盼将产业由内陆西移，以解决区域发展及现代化不平衡的困局，但20多年来成效缓慢。

分析人士说，中国值此经济下行及外部国际局势不利时，习近平重提大西部开发政策的宣示意义恐大于实质意义。

针对产业西移，旅美的中国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分析，除经济诱因外，也有利于中国的战时布署。

他说，面对美日韩三国的军事结盟日趋紧密，台海和南中国海等区若突发战事，中国经济密集的东部沿海城市恐受创严重。

蔡慎坤告诉美国之音：“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是它(中共)要武力收复台湾，(中国)制造业也好,东部的城市也好，都面临很大的危险，它(中国)必须找到所谓的纵深腹地，把西部利用起来。”

忧海路遭封锁 中国发展西部铁路战略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紫云也说，习近平开发西部旨在调整经济安全战术，以铁路战略取代海洋战略，因为一旦爆发区域战事，东部海运遭封锁后，中国还有西部铁路可输送物资。

苏紫云告诉美国之音：“它(中国)等于一边看着太平洋，要变成海上霸权，可是它本身是个陆地霸权，陆权经营又加速，变成新动脉，也就是减少对新加坡海峡的依赖，来让它的国家安全更为稳固。”

他说，两大因素催化习近平对西部的开发，一是经济瓶颈，在美中爆发贸易战、科技战，外资撤资后，中国急需找到经济新出口；其次是地缘战略布局，连接中西部的中欧铁路完成后，有助开发西部，来作为东部的后勤基地。

苏紫云认为，西部铁路战略虽正确，但却窒碍难行，因西部的山区、沙漠地形并不适合大型开发，而中共的侵略本质，也让欧洲民主国家在合作上却步，形成发展阻碍。尤其乌俄战争后，中欧铁路面临地缘政治新挑战，另一方面，中俄虽是战略伙伴，却仍具竞争关系，让俄罗斯也对中亚铁路保持警戒，方方面面都加大西部开发的变数。

苏紫云形容，中国现在的处境犹如一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为避免英国封锁海路而大兴铁路，但外交战略失效后，加上邻国意大利也不合作，让德国的铁路战略无法发挥效用而以失败告终。

西部地区的军事和能源优势

西部也是中国发展“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军事基地，据美国国防部2023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境内的三个导弹发射场分别位于甘肃玉门、新疆哈密和内蒙古，預估配有逾300个发射井，适用射程逾55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另据美国国防部估计，2021年中国拥有约400枚核弹头。

除了军事实力外，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智说，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还奠基在能源安全上，这也是西部能发挥之处。

他说，美国重返印太后，强力反扑，加大对该区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投资，以拉拢位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这让中国警觉，一带一路倡议的海路变数增多，因此，须另辟陆路来保障能源的运输和后勤供给。

陈亮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拉(拢)它的战略伙伴跟同盟国在东南亚、南(中国)海、西太平洋(扩张势力)，这个海路如果被切断的话，它(中国)还有陆路的能源供给线。”

国安大旗下 城镇化难施展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说，习近平虽强调城乡经济均衡发展，高喊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但在国家安全的优先前提下，城镇化的进展恐不彰。

他说，习近平盼打通西部大开发来带动“内循环”，扭转各地政府的“诸侯经济”，例如，将早期高污染或劳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及部分重点产业西移，例如移至西安的高科技业和云贵的大数据产业。

不过，随着部分制造业西移后，东部经济近年因外资撤离，资讯科技或金融业也尚未递补到位，难逃产业空洞化，因此各省市招商引资相互竞争，如广西各市和上海分别祭出设厂优惠吸引外资，加剧中国产业结构的扭曲。对此，王国臣预测，西部难以与东部竞争，只要中央财政不提供支撑，西部大开发注定只是口号。

连接中欧市场的“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或开发大西部的关键基建，据新华社引述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公司4月1日发布的统计，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列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7.6%。另据新华社3月7日发表的时评称，地缘风险虽加剧海运的脆弱性，但却凸显中欧班列做为全球产业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

中欧关系若交恶 中欧班列恐停摆

但分析人士说，西部大开发的另一个挑战是中欧关系的恶化。“中欧班列”十年来虽让少数搭配政策扶持的西部省市，如重庆、成都等地，改善了经济条件和战略重要性，但西部部分地方政府仍债台高筑，贫困人口也多，财政依旧艰困。

在此前提下，王国臣说，尤其中国全力发展的“新三样”产业，亦即电动车、光伏和锂电池，已让欧盟有所警觉，展开反倾销调查，未来若对欧出口受挫，中欧班列恐因此停摆，也会让西部开发的优势戛然而止。

另一方面，他说，欧美等国基于对中国、伊朗、俄罗斯跟北韩结盟的忌惮，恐将一带一路扩及欧洲的势力范围慢慢退缩至中东，届时也将冲击到西部发展。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这几年跟谁关系最深?中东国家、中亚五国。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比例在上升，可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消费能力比不上美国，所以它整个出口的量受到比较大的限制。”

蔡慎坤：西部大开发“炒冷饭”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策略早于1999年的江泽民时代就筹划，当时旨在消化东部沿海经济过剩的产能，并将改革后倒闭的国企所衍生的失业人力引流至西部。

更早的毛泽东时期，自1964年开始则有中国中西部13省区市的“三线建设”。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美中又处于冷战之中，因此中共基于备战备荒的考量，将国家重要战略生产基地，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军事制造业转移至中西部的三线城市。

但史上这些规模不等的西部开发计划都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中国时评人蔡慎坤分析，最大的原因是中国西部地区人、财、物样样都缺，气候环境条件也受限，因此市场经济难发挥效用。以中国现在面临的“内忧外患”条件下，他说，习近平的西部大开发计划若仍延续计划经济的旧套路，恐怕不过是“炒冷饭”、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