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朝晖（章静 绘）

钱谦益（1582-1664）是明清之际最富传奇性与争议性的文人、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东林领袖；学术上，他是文坛盟主、史学巨匠。在明朝，与浙党、与福王、与阉党斗争；入清后，却剃发迎降，不久又反清复明。钱谦益复杂的人物形象，既有自我的“塑造”，也有后人的“涂抹”；既有政治的压迫，也有野史的捏造。从而也引出无尽的话题：投降是贪生怕死还是忍辱负重？反清复明是不是真的？“诗史互证”下的柳如是生平事迹是否全部可信？后世对钱谦益的评价为何两级分化？造神和造谣之间，是谁在“制造”钱谦益？

苏州图书馆研究馆员卿朝晖致力于钱谦益研究多年，整理有《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牧斋有学集诗注》，并承担中华书局新修订《钱谦益全集》的整理工作。近日，卿朝晖整理出版了三卷本《钱谦益年谱长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最大限度地搜集了目前可知的相关文献，获得了一批新见材料。围绕有关钱谦益的新发现，以及这一历史人物的争议性问题，《上海书评》采访了卿朝晖先生。

《钱谦益年谱长编》，卿朝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1624页，498元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绛云老人。图为《清代学者像传》之钱谦益。

钱谦益的年谱，前人已出过好几种，您为什么要做一部新的年谱长编？有什么新材料、新观点？

卿朝晖：2007年我到苏州图书馆任职，随后参与本馆的古籍善本普查，偶然发现一部清代学者何焯（1661-1722）的藏书，是钱谦益族孙、藏书家钱曾(1629-1701)注释《牧斋初学集》的抄本。新发现的这个抄本注释很多，没有原文。我将它与当下通行的钱仲联（1908-2003）先生整理的《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比较，发现多出不少注释，大概有四千三百余条。

钱曾少从钱谦益学诗，顺治十七年（1660年）开始为钱谦益的诗集作注，康熙二年（1663年）初稿完成，请钱谦益过目，得到钱谦益的指点认可。钱曾注在钱诗校勘、典故、本事等方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钱谦益也认为钱曾注将其心事“一一拈出”。不过不久钱谦益就去世了，钱曾此后三十余年虽不停修订、补注，仍觉尚有阙漏，因此也一直没有刊刻出版。学界只有抄本流传。大概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左右，吴兴凌凤翔、海昌朱梅在广东刊刻钱曾诗注，因为文字狱的关系，诗注删改很多，内容非常简略。钱仲联先生整理《牧斋全集》的时候，由于刻本比较易得，就采用了凌凤翔、朱梅这个本子。后来台湾的学者周法高先生发现了钱曾诗注的另一个抄本，内容比凌本多出一倍。周先生于是将此书影印出版，题作《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三民书局，1973）。但是我比对后发现，何焯藏本比他这个“足本”还多出一千三百余条。

意识到其中的价值，我联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旭东先生，以何焯藏本作底本，重做《初学集》中诗歌注释部分，于是在2012年出版了《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

我当时只关心钱曾的注释，见其多注典故，很少谈及“本事”——也就是诗歌写作缘起的人物或事件，就想作一些诗歌“本事”的补注工作，后来扩大到文章、尺牍、系年、交游等等，十三年来陆续增补填充，最后积累了八十余万字，就改作“年谱长编”了。

何焯藏《钱曾初学集诗注》钞本

发现何焯藏钱曾诗注抄本，是我研究钱谦益的缘起，但决定做年谱长编，主要还是因为旧谱存在诸多不足。此前常见的钱谦益年谱，主要有清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清彭城退士编《钱牧翁先生年谱》、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等。体量较大、相对完整的则是常熟学者方良先生所编的《钱谦益年谱》，大概有三十万字。

此前的年谱，问题之一是过于简陋，条目较少。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三部最早的旧谱。因为前人做年谱的观念和习惯，不像今天做长编这样追求细致。另外，旧谱多依据钱谦益自己的文集编排，友朋之间的交游，只存其一，不知其二，无法互相印证，会遗失很多信息。为什么要强调“互证”呢？钱谦益的《初学集》是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也就是他三十八岁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诗文大多被他删掉了。所以单从钱谦益文集去编年谱，而不从朋友交游中搜罗线索的话，早年这一段就基本上空缺的。新谱通过钱谦益人际关系网络中其他人的诗文、尺牍等材料补足了这一段。

问题之二是旧谱很多年月不能系年或者系年错误。年谱最重要的就是系年准确，前辈学者条件有限，很多材料没能看到，包括前面提到的钱曾诗注抄本。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新发现了一部《有学集》的抄本，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有编年，《有学集》大概有五百多篇文，其中三百多篇有写作时间，而《有学集》刻本，这些时间都是没有的。这部抄本有许多常熟地区的藏书章，也就是说这部书一直在钱谦益的家乡流转，很有可能是抄自原稿，是比较可靠的。过去没有见这些材料，系年就有很大的问题。

举个例子。严志雄先生和余英时先生曾就钱谦益提出“诗史”观的时间做过多次考证，他们依据的主要是《有学集》刻本系统中《胡致果诗序》一文。由于刻本没有保留写作时间，这篇文章写于何时也不得而知。严先生和余先生提出了几个假设，但现在来看，都是不对的。根据新发现的抄本，时间很清楚，《胡致果诗序》写于“颂系冶城”之时，即被软禁在金陵的时候，于是真相大白，那就是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黄毓祺海上起兵失败被捕，钱氏受到牵连，羁囚南京。这个时间也正好是钱谦益编辑明诗选本《列朝诗集》的时间，《列朝诗集》通过诗歌来保存明代历史，事实上也正是在践行他的“诗史”观。

国家图书馆藏《有学集》全集钞本（律吕本）绝大部分都有撰写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存在一些考证错误，这是大家都难免的，就不列举了。

总的来说，《初学集》是钱谦益自己选定的，没有入清，不存在文字狱的问题，因此版本较单一，基本就是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1643年-1644年）瞿式耜刻本。而《有学集》在钱谦益去世之前未能定稿，刊刻过程中又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删改严重，后来的金匮山房本虽然屡次校改，但仍和原稿差别很大。刻本易于流布，存世量大，容易获得，但缺失的信息也可能更多；而抄本有它的特殊性，尤其是清初的抄本，在文字狱的背景下意义更加凸显。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钱仲联先生主要依据刻本系统编成《钱牧斋全集》，方良先生又依据《全集》编定《年谱》，难免会留下遗憾。事实上，前人整理的很多经典文集，都有可能被改写，因为当年古籍整理的条件和今天完全不能相比。

至于你说的新观点，我没有把个人观点展示在年谱中，比如后面我们要谈的文坛诗派之争。我认为年谱还是注重材料，而不是注重分析。序言里写过，许隽超先生对我说，编纂年谱应该要有骨、肉、神三个层次——“将诗文编年，考证讹误，补其遗漏，就像叠床架屋，只是骨架；证之交游，突出细节和场景，人物就有了血肉。而只有立于当时，求其内在，方能得其精神”。这是一种理想，要求得一人之精神，何其之难！钱谦益是一个复杂的人，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形象，我想通过充足的材料，读者看过以后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牧斋初学集》，是钱谦益入清以前的诗文结集

《牧斋有学集》，是钱谦益入清后创作的诗文总集

《投笔集》，本是《牧斋有学集》中的一卷，由于涉及反清，刻本系统将其全部删除，后多以单行本出现。

您刚才提到了，写万历四十八年以前的钱谦益，参照了很多其他人的材料。他为什么要删掉这一段时间的诗文，和他成为“大佬”有没有关系？能否请您谈谈钱谦益的“封神”之路——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文坛领袖的？

卿朝晖：《初学集》刊刻于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1643年-1644年），明朝的最后两年，这段时期也正是钱谦益政治上的高光时刻。他作为东林党领袖，前期一直受阉党、温体仁等政敌打压，但此时明朝气数将尽，群臣束手无策，请钱谦益出山的呼声很高，不少人在政治上对他寄予厚望。钱谦益也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提出要江浙合守、注重海防，又建议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从福建调来防江，这样即使北边沦陷，南方还有一丝希望。

因此在此时编刻文集，我认为，钱谦益有他的意图。一是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进士，因为岳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一直在家守丧，十年没有出山。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朝野震动，他才决定出山。《初学集》第一卷就是《还朝诗集》，他把这件事作为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这也和他一贯主张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抢占了道德的高地。

二是文学上的想法，想通过打压“后七子”和竟陵派来掌握文坛的话语权，塑造自己的形象。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举人，在此之前，他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支持者、学习者，他能把王世贞（1526-1590）的集子倒背如流。考中举人后，他认识了嘉定的李流芳，转而学习归有光的“唐宋派”。钱谦益的几个朋友都有记载，说他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时候，有意抛弃“后七子”之学。瞿式耜刊刻《初学集》，说钱谦益手刪十之四五，删的主要是早年学“后七子”以及和竟陵派交往的诗文。他把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以前的诗文删掉，就是要和王世贞剥离开。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钱谦益炮制了所谓的王世贞“晚年定论”。钱谦益在很多场合下都提到一件事，说王世贞给归有光写像赞时，后悔年轻时追随复古派。这是借“后七子”领袖之口，来彻底否定“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不少学者都认可这一说法，认为这个事件是钱谦益出于自己的目的编造的。

钱谦益对另一文学流派竟陵派（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的批判，则始于钟惺（1574-1624）去世之后，主要是从返经汲古（知识层面）、国运与文运（道德层面）两方面来彻底否定对方，说他们不学无术，是“亡国”的“诗妖”。钟惺是钱谦益的同年进士兼好友，关系不错，经常见面，钟惺的文集中有记载。但在《初学集》里，没有记录与竟陵派主要人物的交往，只有对竟陵派的尖刻批评。钱谦益给钟惺的书作过序，《初学集》也没有收录。另一个竟陵派主要人物商家梅，也和钱谦益交往密切，商的诗集里有几十处与钱见面的记录，而《初学集》中却只字未提。

另外是弟子们的推波助澜。比如弟子陆贻典（1617-1686）编撰的《虞山诗约》，选编常熟士人之诗，并请钱谦益作序。后人谈“虞山诗派”，都把钱谦益当作是虞山派的领袖。计东曾经评价《虞山诗约》，说它“尽删王、李、钟、谭之体”。

总之，《初学集》是钱谦益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这部集子，也基本上奠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黄宗羲在钱谦益去世（1664年）后作诗悼念他，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差不多就是从《初学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篇目开始算的。《初学集》经由钱谦益本人有意识地删改再审定，包含了强烈的个人意志。从抢占道德高地，打压文坛对手来看，我觉得《初学集》里面就隐藏着他自我的“造神之路”。

《初学集》第一卷就是《还朝诗集》

福王政权覆灭之后，钱谦益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作为明朝的群臣之首剃发降清。尽管广为流传的“水太凉”“头皮痒”这类讽刺故事是虚构的，但“贰臣”是钱谦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撕不掉的标签。您个人如何理解他的降清？

卿朝晖：对于降清，他的弟子顾苓说是忍辱负重，“行文种、范蠡之事”，就是要复国，不得不委曲求全。从事后的种种证据来看，他确实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活动。

而沈德潜却引用钱谦益另一弟子吴祖修的说法，说是未得相位，心有不甘（政治投机）。我觉得这个“心有不甘”看得很清楚。钱谦益先是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和魏忠贤斗争，差点被杀；后来一直被温体仁压制，没能进入内阁。明亡之后，想拥立潞王而非福王，也未能遂愿。没有拿到相位是他的遗憾。如果清廷给他相位，他也有可能不“反”。

吴祖修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也有意思：牧斋不死，是为了修纂《明史》——国家可以灭，国史不能亡。钱谦益在文集里很多次提到王通的《元经》里面有一句话“书陈亡而具五国”，就是说南朝已经亡了，但晋、宋、齐、梁、陈五国的历史不能亡，透露出明朝虽亡，不能没有国史的意思。黄道周就义前也有类似说法，“虞山不死，国史不死”。

这几种说法，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事后的说法。在我看来，当大兵压境，他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位高权重，逃也逃不掉，只有死或者降。“贪生怕死”和“忍辱负重”，我觉得兼而有之。他没有选择死，当然可以说是贪生。但是在诗文中，他又自比姜太公，可能是有忍辱复兴的想法，当然也可能就是政治投机。人性是复杂的。

“水太凉”说的是钱谦益原本要投湖殉国，结果以“水太凉”为借口不跳了。图为电影《柳如是》（2012）对这一情节的演绎。

关于钱谦益参与“反清复明”，您发现实质性的证据了吗？

卿朝晖：“反清复明”，从顾苓等人开始，金鹤冲、陈寅恪、钱仲联都考证过，学术界都认可。但麻烦的是，“事涉隐秘”，缺乏细节的记录。

比如策反清廷金华总兵马进宝之事。顺治六年（1649年），任永历朝内阁大臣的钱谦益的弟子瞿式耜上书南明永历皇帝，说钱谦益虽在“沦陷”之区，却无时无刻不想恢复旧土，他以下棋作比喻，提出一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目的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又叫“楸枰三策”，其中有一条就是策反马进宝。次年五月，钱谦益去了金华。但他去金华做什么，却谁也说不清。

从金华返回后，钱谦益写了一首诗：“帽檐欹侧漉囊新，乞食吹箫笑此身。南国今年仍甲子，西台昔日亦庚寅（皋羽西台恸哭，亦庚寅岁也）。闻鸡伴侣知谁是，画虎英雄恐未真。诗卷丛残芒角在，绿窗剪烛与君论。”（《书夏五集后示河东君》）从用典来看，“画虎英雄”指的是东汉名将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中的名句“画虎不成反类狗（犬）”。汉光武帝时，拜马援为“伏波将军”，故马援又称“马伏波”。而钱谦益在《有学集》中给马进宝的“代号”正是“伏波将军”。由此看来，金华之行应该和劝说马进宝有关，但可惜这件事没有明确的记录。

不过，在这次年谱编写过程中，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反清复明”的证据。比如钱谦益支持、资助彭士望（1610-1683）、姚志卓等反清人士和永历王朝联络，就有可靠的文献支撑。

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钱谦益在扬州福缘庵写了一组诗，其中有两句：“铃铎人天语，如闻替戾风。”典出《晋书·佛图澄传》，说十六国时期石勒将攻刘曜，群僚皆以为不可，石勒便去问法师佛图澄，法师说这塔上的铃声“替戾”作响，说的就是此次出战，定会捉住刘曜。最后刘曜果然被生擒。刘曜是胡人，钱谦益用这个典故，隐约有反清的意思，但过去并没有证据。而在彭士望的诗文集里，也记录了他自己也来到了福缘庵，并明明白白写着，相见的有钱谦益、姚志卓等人，主事者就是庵主德宗和尚。姚志卓、德宗，都是有别的文献记载反清复明的人，福缘庵本身就是反清的一个秘密据点。彭士望文集里还有一首诗，记载了他那些反清的同伴，中有一句：“更有一老翁，破产图再光。”很明显，这个“老翁”就是钱谦益。但这么明显的记载，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发现呢？因为彭士望的诗文集也存在刻本和抄本的差别，刻本中许多内容被删改，抄本则保留了完整的信息。彭士望诗文集这个抄本，现在就藏在上海图书馆。

钱曾则更进一步，在《投笔集》注释里特意讲了姚志卓这个人。顺治九年（1652年）秋，姚志卓专程去安徽拜访了钱澄之（1612-1693）。钱澄之曾和方以智一起在桂林支持永历皇帝的流亡政权，与姚志卓的父亲姚之朔是朋友。姚父病死广西，钱、方二人将其安葬。钱澄之回到家乡后，姚志卓去感谢他，并把钱谦益资助他去贵州安龙（永历皇帝所在之处）的事都告诉了钱澄之。这件事也记载在钱澄之儿子钱㧑禄编写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中，两种记录可互相印证。

此外，顾苓为钱谦益所作传记以及一些野史的记载，也和上面的记载在时间、事件上高度一致。过去钱谦益参与“反清复明”这件事由于没有细节，不知道都有谁参与，现在我们有了时间、地点、人物，就是彭士望等人的记载提供了确证。

清人对钱谦益的评价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后世的形象。您曾写文章介绍过全祖望对钱谦益的“造谣”。如何理解清人对钱谦益形象的各种塑造？

卿朝晖：清人对钱谦益的评价可以分为三段。清初较为客观，毁誉参半，“毁”主要是在降清和学术两个方面。比如吴殳写过《正钱录》，汪琬也指责过钱谦益的某些文章过于芜杂，不是唐宋派的正统，这都是从学术角度来批评的。事实上，清初士人对他降清的容忍度比较高，一是他的文坛上地位摆在那儿，二是他确有反清活动，好友们都知道。他们都经历过这种天翻地覆的动荡，也比较能理解一个人在生死面前做出的选择。

转折点在清中期，特别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禁毁牧斋著述，皇帝给他贴上了“贰臣”标签。人们对钱谦益的评价完全趋向负面，钱谦益被视为人品道德极坏之人。

到了清末“驱除鞑虏”，又是一种矫枉过正。特别是1928年常熟人金鹤冲编的《钱牧斋先生年谱》，完全把钱谦益视为抗清的正面人物，挖掘他抗清的事迹，“发潜德之幽光”，这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陈寅恪先生所撰《柳如是别传》就是金鹤冲的追随者。

全祖望（1705-1755）则比较特殊，他有强烈的道德观，对遗民、烈士的表彰称赞不遗余力，对投降派则恨之入骨。他凭空捏造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故事，包括顾炎武入狱时拒绝钱谦益搭救，钱谦益与其弟子谢三宾争夺柳如是，为巴结阮大铖而自称是阮大铖弟子，抗清志士钱肃乐等人未卜先知不愿和钱交往等等。

全祖望称顾炎武杀奴被捕入狱，归庄（1613-1673）联系钱谦益出面搭救，钱谦益开出的条件，是让顾炎武自认门生，被正气凛然的顾炎武严辞拒绝。这件事在顾炎武、归庄的文集里没有，两人编纂较早的年谱也没有。但自从全祖望给顾炎武写过神道碑之后，便广为流传，被后世采信，《清儒学案》等都有收录。但事实上，全祖望没有见过顾炎武，这件事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者凭空想象出来的。

全祖望还称谢三宾与钱谦益为柳如是争风吃醋，而成“贸首之仇”，但事实上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以后，钱谦益和谢三宾还一直保持来往，并未失和。全祖望无非是讨厌钱谦益、谢三宾、柳如是三人，而编造了这一段故事。

全祖望诗文中有关钱谦益的记载大概有十余条，都是负面之词。我们以前对他的碑传文评价很高，现在来看，恐怕要重新审视。因为他的人物书写，显然受到其主观价值评断的影响。

另外，清人对柳如是的评价很高，从文采到气节，她几乎是一个完人。民间野史说柳如是的不是，往往都是为了“黑”钱谦益。比如，钱谦益变节之后北上做官，传言说柳如是独居南京时与人私通，钱谦益的儿子报告了官府，要求严惩奸夫淫妇，钱谦益知道后把儿子大骂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你还指望一个妇人守节？”这个故事的本质是在讽刺钱谦益。

柳如是（1618-1664），本名杨爱，后改名柳隐，字如是，明末歌妓，钱谦益侧室。又称“河东君”、“蘼芜君”。图为清代钱杜《河东君象》。

我记得您在《年谱长编》里收录了顾炎武拒绝钱谦益搭救这一条。

卿朝晖：是的。我觉得它比较重要，不收也不合适，所以在前面加了“传”字：“传归庄为救顾炎武，来虞山请牧斋救援。牧斋欲炎武投其门下，炎武拒之。”（《钱谦益年谱长编》，1001页）加了“传”的都是我不信的。

陈寅恪先生晚年撰写了巨著《柳如是别传》，影响很大。您编写的年谱中提到柳如是的地方不多。您如何看待陈先生对于柳如是生平的考证，以及他所倾注的个人感情？

卿朝晖：陈先生这本书很有意思，他不叫“传”，叫“别传”，因为柳如是的资料不多，且真伪难辨。但我们现在都把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认为是信史，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陈先生内心的写照，或者说是一种试验品。那我觉得，我们重视《别传》，主要还是在他的“诗史互证”方法。但是作为一种方法，一不能无限扩大，比如“杨”就是“柳”、“影”就是“隐”，“云”“影”“怜”都是柳如是，我觉得就是夸大了；二不能先入为主，先假定再论证；三是不能过分相信野史。

关于柳如是的生平，遇到钱谦益以后的部分问题不大，因为有可靠的文献支持。主要的问题是柳如是遇到钱谦益之前的生平，比如和李雯、陈子龙、唐时升、程嘉燧、谢三宾交往等等，我认为很多是靠不住的。比如钱谦益和柳如是初见那一年的冬天，我闻室落成，程嘉燧也来到了钱家，和柳如是有很多唱和，看唱和的内容就知道他们俩以前并没见过，是初见，不可能以前爱得死去活来。说程嘉燧失恋后写的《縆云》组诗，是怀念柳如是，根本没有可能。由于我这个年谱是钱谦益年谱，不是钱柳合谱，所以，柳如是早年的生活把握不住的，我在年谱中都作了回避。

另外一点，我觉得陈先生写柳如是，主要还是在写钱谦益，当然，陈先生在书中也寄寓了自己的情怀。我们现在研究钱谦益，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也在“塑造”钱谦益。钱谦益作为一个大IP，后人对他的“塑造”，恐怕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