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传播速度飞快，微小的舆情都有可能随着网络传播而持续发酵和激化，对网络事件的夸大事实、扭曲真相、编造谣言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网暴后果。”针对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屡有发生，2024年8月1日起《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作为我国首部反网络暴力专门部门规章，标志着我国网络暴力治理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基石进一步筑牢夯实。

12月28日，以“反网暴、遏戾气——共建向上向善和谐网络空间” 为主题的上海反网络暴力论坛在沪举行。论坛聚焦上述一系列新规实施带来的网络暴力防治新理念、新路径、新模式。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环节之一，由“数字内容生态实验室”推出的《反网络暴力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对外发布。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法院审理的涉网络暴力案件数量远远不及网络暴力的发生数，受害人面临着取证难、案件审理期限长、获赔额低等困境。

失控的网暴背后：多样形式、情绪宣泄和算法推动

2023年8月，B站接多名UP主投诉称，一群人在海外平台组织用户对站内主播进行“人肉开盒”。经公安机关查明，该案牵涉18个省市，共计40余人，涉案人员主要活动者甚至是未成年人。

2023年10月，“上海4岁女童海滩走失”事件引发网友关注。网友质疑女童父亲提供不实信息，揣测女童父母“重男轻女”，造谣女童父亲是继父等，对女童父母造成二次伤害。

2024年6月，西安交大硕士毕业生李某某因其毕业演讲引发热议，进而李某某因艺术特长获得不正当利益，“学术妲己”等传言四起。后经警方调查确认，网传信息为假，‌涉及散布虚假信息的王某、‌郭某被依法处理……

《研究报告》指出，网络暴力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编造散播谣言”“挑动对立歧视”“侵犯公民隐私”“破坏营商环境”等，其可能对个体、企业和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导致网暴主体隐蔽性极强。研究发现，匿名为网暴事件施暴者披上了外衣，他们可以躲在虚拟账号背后肆意攻击和人肉搜索，对受害者造成精神上的压迫。而随着网络水军的出现，互联网平台验证身份变得更加困难，确认侵权主体成本较高，导致网暴事件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与此同时，网暴扩散速度迅猛。在全国性热点事件中，网民借助互联网发表各类观点和看法，广泛的关注引发持续激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导致热点事件愈演愈烈、持续升温。

《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网民数量庞大，部分网民缺乏辨别事件真伪的能力。由于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尤其在自媒体和“黑公关”的引导下，部分网民出于朴素的“正义感”、“道德感”和“同情心”，对网络事件不假思索地口诛笔伐和进行情绪化表达。网民往往对自己的施暴行为不自知，自认为维护了正义，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成了悲剧的推波助澜者。

此外，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极少数网民关心的其实不是客观事实，他们在互联网上对受害者肆意贬低和污蔑，通过网络发泄情绪、博取关注、娱乐和获利。

而互联网平台既作为开放的网络社区，也同时为偏激言论和极端情绪的扩散提供网络环境。一方面，大数据算法技术制造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让用户获取的观点和信息越发单一，降低了对不同群体和陌生话题的包容度；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以流量为王，理性的声音可能会陷入“沉默螺旋”，有的平台不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对未经核实的内容不严加审核，甚至出现为博取关注渲染推动事件发展的情况。

《研究报告》指出，与现实社会语言暴力行为相比，网络暴力的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因此网络暴力可能比现实社会语言暴力产生的危害更大，被网暴对象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均可能遭受严重影响，且这种影响通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社会而言，网络暴力破坏了网络环境的秩序和生态，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和冲突，阻碍了信息的准确、有效传播。同时，网络暴力行为导致的网络环境秩序紊乱，有时甚至会蔓延至现实生活。

诉讼困境：施暴者违法成本低，受害者维权取证艰难

《研究报告》根据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涉网络暴力案件的裁判文书，统计分析了2001年来涉网络暴力的案件数、案件标的和案件审理期限等情况。

“目前可搜索到的法院审理的涉网络暴力案件并不多，且2020年至2023年呈下降趋势。”《研究报告》指出，一方面，网络暴力事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相对较少，多以诽谤罪、侮辱罪定罪处罚，该类案件一般应为自诉案件，但因网络暴力实施人多为网络上的陌生人，受害人在确认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困难，而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之时，才会转为公诉案件。很多网络暴力事件尚不构成犯罪，但随着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后，相关部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对其予以了行政处罚。

另一方面，知名社交平台所在地案件多发。从地域来看，北京、广东两地的网络暴力案件量排名靠前。除当地网民基数大、互联网普及率高等因素外，还与当地聚集较多知名社交平台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8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近五年涉网络暴力案件审理情况报告。报告指出，81.37%的涉网络暴力案件标的低于10万元，一般仅会被追究民事侵权责任，多采取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方式来承担民事责任，或赔偿有限的经济损失，涉及刑事责任情况极少。“施暴者违法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网民的道德标准和守法意识。”

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年通报的涉网络暴力案件来看，38.5%的案件中，原告提出了经济损失的请求。48.6%的案件中，原告提出了赔偿维权合理开支的请求，维权费用主要为律师费和公证费用。68.3%的案件中，原告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

在法院支持赔偿经济损失的案件中，赔偿金额从96元至36万元不等，具体数额由原告的实际损失决定，其中支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1元至10万元不等，其金额主要由原告精神受到损害以及造成严重后果决定。

“受害人往往较难证明因人格权遭受侵害产生的实际损失，更加难以证明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仅部分受害人通过提供侵权信息的实际浏览量、点击量、转发量等证据对经济损失进行佐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受害人大多以其主观感受为依据进行主张，缺乏一定的衡量依据。”《研究报告》称。

此外，90%以上案件审理期限在一个月以上，逾50%案件审理期限超过3个月，审理期限半年以上的超30%，更有11%的案件审理期限超过1年，仅有1.59%的案件在两周内能结案。

《研究报告》指出，涉网络暴力案件审理期限长与同一纠纷中涉及侵害多项人格权、案情复杂和涉案人员众多等因素密切相关。如侵权主体难以直接锁定进而影响审判周期，特别是网络暴力案件可能涉及众多侵权主体，进一步加大了调查取证的难度。

 网暴治理探索：多部门协同，构建规范新模式

《研究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法律体系尚未设立专门的网络暴力罪名，但诸多规范性文件已提及网络暴力概念。如2023年9月“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及202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目前，我国已构建多维度网络暴力治理规范体系，多部门协同行动。”《研究报告》称，国家层面，多部法律法规夯实网络文明建设根基，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打击违法犯罪。

上海也积极探索建立市级治理路径。上海市网信办开展多项整治，如2023年上海市网信办开展的“清朗浦江·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从严打击“网络厕所”“开盒挂人行为”“煽动地域对立”等七方面问题；2024年开展“清朗浦江·e企守护”整治网络暴力专项行动，共指导属地重点平台清理违规信息超过363万条、处置账号5.8万余个，并督促网站平台开发具有平台特色的防网暴功能。

此外，近年来，上海市网信办积极探索建立“发现-核实-辟谣-处置-曝光”辟谣追责机制，不断提升互联网企业和网民对清朗网络空间建设的感受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巩固上海网络生态治理成效。

在此背景下，《研究报告》提出探索网络暴力治理新模式。一是形成协同攻坚模式，明确各部门职责，建议地方网信部门组织协调多部门加强联动，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提升协作效率。二是强化依法惩戒模式，依托相关规定推动行业管理升级，加大公诉力度，畅通举报渠道，让公众看到执法效果，震慑网络暴力行为。三是建立全程治理模式，要求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特征库、预警模型等，完善一键防护功能，提供保护救济途径，落实全流程治理责任。四是探索共建共享模式，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加强自律，提升公民素质营造监督氛围，整治 “饭圈” 乱象，同时加强新技术风险评估，利用新技术赋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