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二(12月3日)深夜突然下达戒严令，虽然仅6小时就遭国会否决而解除，但这起风波仍受到同为亚洲民主政体的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分析认为，虽然台湾法律制度不同于韩国，总统无权独自宣布戒严，但由于台湾也曾走过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因此对于这一限制人民自由的权力，仍感到格外警惕。

针对韩国发生戒严，正出访南太平洋友邦的台湾总统清德星期三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已于第一时间接获国安单位报告，并指示做好相关因应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及在韩台湾人的安全。

赖清德在发文中强调，台湾民主得来不易，是台湾“与世界交朋友的共同理念价值”，因此更要用民主团结彼此，让民主更为永续。

台韩制度不同 台湾总统无权独自发布戒严

与此同时，“总统宣布戒严的法律要件”和“军队能否阻止国会议员进入立法院开会?”也成为星期三上午台湾立法院议论的话题。

立法院副秘书长张裕荣在答询时说，虽然宪法所设计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他认为韩国的情况在台湾“不太可能发生”。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钟佳滨也在质询中指出，台湾宪法第39条虽赋予总统宣布戒严的权力，但须经立法院的通过或追认；条文同时规定，总统在戒严或紧急命令生效期间，不得解散立法院。

位于台北的执业律师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强调，台湾无论从法律程序和要件来看，都不可能发生像韩国一样总统动辄发布戒严的情况。

黄帝颖说，依韩国法律，总统一旦发布戒严，立刻生效，此后国会必须要过半否决才能使其失效。因此，从媒体上看到尹锡悦派军队试图封锁国会，就是为了避免戒严令遭否决的极端手段。反观台湾，总统宣布戒严，要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才能生效。

在法律要件上，台湾《戒严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总统唯有在“战争或叛乱”发生时才有权发布戒严。对照台湾社会，应指遭中国武力入侵等危急情况。至于立法院，就算执政党抱怨在野党的抵制反对是“毁宪乱政”，也远够不上戒严的门槛。

黄帝颖说:“就算国会有这些乱象、违宪乱政的问题，它都不符合战争或叛乱，所以台湾不论是程序或者是戒严法的要件，都不符合可以援引像韩国这样戒严的发布，完全不一样。”

台湾历经38年“戒严时期”学者：威权遗绪未完全消除

台湾社会对于韩国戒严的关切和议论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今年一月的大选中，民进党虽赢得执政权，但在立法院中未能单独取得过半席次。在国民党与民众党“蓝白合”夹击下，赖清德政府和韩国的尹锡悦政府同样面对“朝小野大”、处处遭在野党掣肘的窘境。

更深层的因素是，台湾自1949年5月起，就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实施戒严，直至1987年7月才解除。对许多民众而言，这段长达38年言论和集会等种种自由受限的“戒严时期”殷鉴不远。

在此情形下，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民进党团星期三凌晨于社交平台“Thread”(台译：脆)上发文，在提及韩国戒严时提到台湾立法院也面临在野党各种删减预算、违法扩权，结果立刻被国民党质疑是“挺戒严”，最后被迫删文。报道说，这个插曲更可见“戒严”一词，在台湾社会中仍十分敏感。

位于中台湾台中市的静宜大学法律系兼任讲师王鼎棫星期三在脸书发文，回顾台湾戒严历史，并直言台湾解严迄今近40年，但因转型正义的执行有限，大众仍停留在过往的潜移默化中。

王鼎棫警告，民众应对戒严保持敏感，因为社会上出现附和戒严的声音，就显示“威权幽灵依然冷飕飕地飘在台湾上空”。

在台北的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方隅也在脸书发文强调，就算在野党全面恶搞，执政者更需要用智慧和民主方式应对，“绝对不应该戒严”。

陈方隅说，以韩国为例，尽管国会以190:0否决戒严，结束闹剧，但若军队一开始就逮捕国会议员，或接掌国会使其无法投票，民主体制将瞬间被毁。

因此他认为，国会乱象要以倒阁、解散国会等现有的民主方式解决。除非遇到战争危机，否则戒严的必要性“甚至不应该被拿出来讨论”。

胡逸山：韩国戒严风波凸显亚太民主化仍脆弱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逸山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虽然现今全球各地“民主倒退”事件频传，但目前看来，他认为台湾朝野矛盾的问题，尚不如韩国严重，虽然立法院通过了一些“国会扩权”相关法案，但目前也还没有拿出来用。

他说，相较之下，2021年初，马来西亚也曾经为了对抗疫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且因首相拒绝召开国会，导致这项戒严令拉长将近一年，期间无人能够制衡政府作为。

胡逸山认为，从马来西亚到韩国发生的事件，一再凸显民主体制的重要性，唯有“三权分立”得到具体实践，才能对执政者形成有效制衡。

胡逸山告诉美国之音:“亚太地区民主自由体制的茁壮成长，其实还是非常脆弱。就说连韩国，在我们印象中是这么先进、应该已经自由民主非常扎根的国度，都在一夜之间有可能会民主倒退，所以说三权分立的相互持衡，非常非常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