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2日，《羊城晚报》发表香港作家陶然辞世前一个月寄来的纪念诗人卞之琳的文章《当年诗人二三事》，其中提及卞之琳1992年9月15日来信中抄录的“八月二十七日写了而没有给你寄出的信”：

1980年香港一晤，匆匆已十有二年，老来事繁心烦，久疏致候，谅能见谅。年来大作时见，与盛年同登佳境，可喜可贺。《香港作家》经常收到，谢谢编委诸公垂注，今年版面扩大，面目一新，新任总编辑功不可没。不巧，就在四月十五日这一期刊登的《京华文坛三老》写我的首篇文字颇有失实处，不无小憾。作者是旧同事家的小青年，与我相知不深，似正热衷中文写作，下笔还不知轻重，文中诸多失实处，亦无非鸡毛蒜皮，本拟不予置理，奈此文一再发表，已经起了一点混淆作用，因此我想还澄清几点，以免令人误会，甚至令不甚知情的异地朋友为我作不必要的担心。考虑到用“更正”方式，清单订误，发表出来，于作者和刊物都有所不便，所以写了一篇独立性的随笔式小文，作为例证，将《老》文订正几处……

卞之琳在“大致”抄录了上信之后接着表示：

现在还是决定把文稿寄奉审阅，看可否就这样发表一下，请提意见。试加题目，长了一点。你们如能代我拟一个妥帖一点的供我选用，就更感激不尽了。不急。照片徒费篇幅，我看不要，刊出的那张是多年苍梧一行香港文友第一次来京，在聚会场合照的，显得太年轻，也合不了今日的老朽文字。

 走笔至此，陶然先生评价说：“由此可见，卞老待人之诚，对当时小辈的真心客气，让我深深惭愧。”

当年无缘读到卞先生信中谈到的文稿，陶先生又是一笔带过，因而很快就淡忘了此事。近日机缘巧合，一睹《香港作家》改版号二十六期（1992年11月15日，总第四十九期）上卞之琳先生的《事实也许更有点意思》（以下简称《事实》），一连读了好几遍，结果岂止是“有点意思”，而是收获极大——此文正是上述卞先生提及的“寄奉”陶然“审阅”的文章，但未见收录进卞先生身前、身后出版的所有著作！尽管无法得知刊出文章的题目，究竟是卞先生本人“试加题目，长了一点”的呢，还是“你们如能代我拟要给妥帖一点的供我选用，就更感激不尽了”的呢，有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卞先生自称此文是“独立性的随笔小文”，实际上是写给《香港作家》编者要求订正文章失实内容的信函，如此这般，确实如陶然先生所言，是卞先生对“当时小辈的真心客气”，当然也是对刊物的客气。不过，卞先生对所谓作家纪实类文字中的“失实”变为“史实”的担心，历经三十之久，仍未过时，极富有先见之明，是研究卞先生生平史料乃至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的重要文献。虽然陶然先生也已于2019年3月9日去世，但祈望卞先生文章的手稿能被其后人妥善珍藏，有朝一日可以公开亮相。

《事实》一文的第一段，即卞之琳先生自称的“海阔天空的泛论”，谈及文人的回忆录“最不可靠”，存在刻意拔高，存心贬抑等状况。不过，文章并未从文人回忆录的不可靠或夸张深入下去，而是牵扯出一篇写他的小文章，“失实点随处都是”，让他难安缄默。此文就是发表在《香港作家》1992年改版号十八期（1992年4月15日，总第四十二期）上的《京华文坛三老》中描写卞之琳的“首篇文字”，作者为一个小青年，是“朋友家的孩子”、 “和我并不相熟”，“有写作才份的，只是目前显然没有抵挡得了时髦的不正趣味的诱惑”。

卞之琳先生在《事实》一文中指出：

就写我的这篇文字而论，首先错把我这个生活中并无光彩的平凡人物硬充舞台上的显眼角色，无意中诉诸扭曲、颠倒、“创造”、以假乱真的手法，文中写到的是有些真实的，例如我在他索赠书上写的两行字和请他读序的一句话，他借此发挥评论，也有点意思。我理解人家是“做”文章，倒是想抬举我，殊不知我偏不配“做”戏，至少目前还进不了派给我的角色。文章中失实点随处都是，虽然都是鸡毛蒜皮，无关宏旨，但是在作为纪实的文章中绘声绘影了，传开去，传下去，自会有好事的文史研究者坐享现成搜罗去，再七嘴八舌，重复三遍两遍，也就成了铁打的“史实”。

卞之琳先生自称平凡人物，不愿作舞台上的显眼角色，自然是谦词。他原本以为，失实“这种溃斑，是要经过些时日才会积久到洗刷不净的，且不去计较也罢，既免得像太珍惜自己的渺小形象，也免得挫伤年轻人文艺习作的积极性”，但问题在于，《京城文坛三老》这篇文章，“一再发表”——此前已见于北京出版的杂志，卞先生曾就失实部分向作者“提过口头抗议”，遗憾的是，作者略加修改后，又把文章投寄到了《香港作家》。对此，卞先生摆出事实，对“妙文”的“妙笔”作了回答：

现在他还是不忍割舍这篇“妙文”的多少“妙笔”。出言还不知轻重，不自知其为恶俗不堪的污蔑语中有一句算改了，否定了原来文中所横加我的笑柄——紧接“大跃进”的“三年困难时期”捡别人扔掉的香烟头过瘾——说是误听了张冠李戴的谣传（实际上我们文化界还没有谁寒伧到这地步，招惹过这个谣传，恐怕是作者谦让了自己的发明权。)作者在文中还继续让我说口头戒了烟却还是没有戒掉，还笑我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一见别人拿出好烟来，就破戒大抽！我也不需他替我谦虚说平时只买便宜烟，我还不至于穷酸绝顶，“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还和许多文化人一样，同被划入过并不相称的“三名三高”的行列，也算戴过这顶歪帽子，并不光荣，倒也享受过一点实惠。就在这三年困难来临的时候，我充分利用每月发给的两张优惠券，去供应站买两条当时算最贵的“大中华”，还借用邻居同事一位不吸烟的大学问家的那两张券去加买两条。在以前以后，在海内海外，我一直不买烟则已，买起来还相当挑剔。如今我辈“臭老九”当然更无从攀比“个体户”新贵了，幸而不少人如我，早已根本不理会香烟了。

卞先生罗列的事实，不必多做解释。只是其中“三名三高”一词，年轻一代可能比较隔膜。《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82年8月版）的解释是：“即名作家、名演员、名导演、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文革”是由文艺界开始，而文艺界最早批的就是三名三高人物。如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就因系三名三高人物而被迫害致死。此词主要流行于1966年至1968年。”这个词语源起可能更早，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卞之琳文中称自己“文革”前被划入“三名三高”行列吻合。

对《京华文坛三老》的失实之处，卞之琳先生提出，“我虽然不必去全面订正，还是得澄清几点，而这类事实本身大致比求趣虚构还更有意思一点”。

《事实》一文中对《京华文坛三老》中失实文字的订正，除了上述所引文字外，还有文章弄错了卞先生的住址“令人怀疑我搬了家”、以及戒烟未获成功等多处，恕不一一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事实》一文细读。

拙文在收尾之前，尚有几个关键之处还需要费点笔墨，这也是我十来年养成的史料癖和考据癖的习惯使然：卞先生给陶然先生的信及《事实》一文，无论提及失实的文章是“一再发表”“最初见于北京出版的杂志”，还是谈及作者是“旧同事家的小青年”“朋友家的孩子”，均未点出具体名称，这当然是卞先生的宅心仁厚和对晚辈的客气。我本来也应该遵循卞先生的客气，对此不予深究的，不过，因为有所发现，深感老人家的客气是不应当作福气的，因此，不揣鄙陋，只提供下面几个事实供读者去参考。

卞先生在给陶然去信之前，曾在1992年7月22日晚给广东《华夏诗报》主编写有一信，刊登在《华夏诗报》1992年第7期上，后转载于《香港作家》改版号二十五期（1992年10月15日，总第四十八期），题目为《补趣》，内容同样涉及上述失实文章。从信的内容推断，应该是《华夏诗报》主编看到《香港作家》刊登的《京华文坛三老》一文后，想加以转载而给卞之琳去信，结果，卞先生迅速回信“赶快建议你们不要转载”。这封信透露失实文章初刊北京的杂志，名为《中华儿女》（双月刊），作者为“龙冬”。卞先生在信中说：

龙冬这孩子当然是聪明、善良的，将来也可能是写文章的能手。目前却像多少沾染了时髦的低级趣味，为文爱耍花招，不够认真。他最近在《香港作家》上发表的有关我的那段文宇，我早就在内地出版的繁简两种字体版的《中华儿女》这个刊物上见过。我了解他对是我（“对是我”疑似“对我是”之排版错误——海注）尊敬的，但是弄巧成拙，我曾当面向他抗议，指出过许多失实以至无中生有的捏造。后来好像在以后出的一期上改正了。现见《香港作家》第19期上，他只改了自以为最有趣、而不知道是最侮辱人的、不知从何处捡拾来的诽谤话，说我在“三年困难”期间，捡人家丢掉的烟蒂头来吸。他承认是根据张冠李戴的传闻，还有多处与事实不符或正相反的地方，说我住“史家胡同”，即是一例(这本来无关紧要，但己害得你们怀疑本来写的正确的地址了)。

查询《中华儿女》，1990年第3期“文化长廊”栏目上确有署名“龙冬”的文章《文坛三老》。继续在网络上搜寻，原来“龙冬”是熊耀冬的笔名（其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算是卞之琳的同事），199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在多家出版社任职，2017年辞去公职，迄今已出版著作多种。再回头查看，《中华儿女》1990年第3期扉页的编辑名单里，有“熊耀冬”的名字，当期刊物中也有数篇熊耀冬担任“责任编辑”的文章。

《文坛三老》之“卞之琳先生”部分，卞先生文中提及的“原来文中所横加我的笑柄”的文字，以“据说”开头：

据说有人亲眼见到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在一个汽车站弯腰捡起地上的一节烟屁股，我不敢相信这个传说，也许是那人当时没看清楚。可他是对香烟比较喜好的。

很抱歉，限于网络等条件，我至今无缘看到《香港作家》刊载的《京华文坛三老》原文，不知道卞先生所言“恶俗不堪的污蔑语中有一句算改了”的具体情形。不过，偶尔浏览“豆瓣”，发现有署名“龙冬”的网民发布于2019年2月25日、写于“1990年元旦”的旧作《卞之琳先生》（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708159011/?_i=32978623aN1YHw），有这么一句话：

据说有人亲眼见到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捡烟屁股，后来才知道，这大概是一个张冠李戴的传说。但他过去对香烟的喜好，却是特别的。

这句话，大概就是经卞之琳先生抗议后再度发表的《京华文坛三老》中有关卞先生的相关部分所作修改的文字。既然已经知道“据说”的内容是张冠李戴的传说，却依然“不忍割舍这篇“妙文”中的“妙笔”，甚至在“张冠李戴”之前还要加上“大概”这个模糊不清的定语。岂不闻“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的古训。难怪卞先生在《故事》中会无奈地指出“是作者谦让了自己的发明权”“出言还不知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