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光明。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纪录电影《山河为证》在今年的日本投降日当天，正式全国上映。如一座光影丰碑，全景式展现十四载抗战艰辛历程，以铁证如山的史实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向世界昭示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逻辑。

莫道山河缄默不语：80年前，它们目睹遍地的抗战烽火；80年后，它们守护民族的真实记忆。《山河为证》以两条主线交织成民族史诗：一条是线性时间轴，从“九·一八事变”撕裂山河的警钟，贯穿至日本投降的胜利旗帜；一条则是精神脉络，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生死存亡关头的中流砥柱作用——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敌后战场以人民战争拖垮强敌，更以民主革命重塑了根据地的新生。

影片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荣誉出品，总导演于鹏以严谨史笔与艺术匠心，领衔创作这部思想精深、制作精良的史诗之作，不仅赓续中国电影爱国主义传统，更以宏阔的国际战略格局视野重构抗战叙事，深刻揭示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层联动。近日，于鹏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于鹏导演片场工作照   受访者提供

对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日军心腹大患”

澎湃新闻：首先请介绍下《山河为证》的创作缘起？

于鹏：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点的抗战题材影片，这里面《山河为证》非常特殊。作为一部纪录电影，不同于其他剧情片，它要保证做到百分之百真实。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以下简称“中央新影”）是咱们国家生产新闻纪录电影的专业厂，其前身是成立于全面抗战次年（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可以说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同时，我们拥有大量权威的历史资料沉淀，在过往很多重要的历史纪念节点上，也都有作品问世。对于摄制国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有着丰富的操作经验，制作团队上来讲也有相应的传承。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你不仅是《山河为证》总导演，同时也担任撰稿，能否具体谈谈领受这个任务的前前后后，以及遇到的难点？

于鹏：要说筹备起码得有三年了，我是去年深秋正式接手这项任务，一直到今年6月份才基本完成。做历史纪录片基本都是按照线性叙事的方式，从1931年局部抗战，到1937年全国抗战，再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中国战场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每一步都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节点，这个结构本身是很清楚的。

难点其实在于容量，《山河为证》是一部纪录电影，不是电视系列纪录片，可以充分铺展开去讲。一部院线电影，片长不能太长，又要全景展示14年抗战，我记得开策划会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表示这太难了，装不下14年的内容。所以在前期准备阶段，包括整个撰稿期间我都在反复思考如何去搭这个框架，不能顾此失彼，又要详略得当。现在全片是104分钟，掐头去尾正片部分是100分钟，开头就是展现东北抗联，这部分占了大概十来分钟。

剧照 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战

澎湃新闻：2017年，教育部正式要求将中小学教材中的“八年抗战”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强调“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的完整历史过程。《山河为证》可以说是这之后首部全面反映抗战历史的纪录电影，在展现东北抗联上有什么难点？电影开篇的场景就设置在了隆冬时节的黑龙江小兴安岭，这有什么讲究吗？

于鹏：东北抗联的对日作战，从地域范围上讲是局部抗战，尚且没有上升到全民族、整个国家的抗战层面。我们给于这部分的呈现篇幅也是充分听取了专家意见，有一点大家是早就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抗联的作战、生存环境异常艰苦，从最初的三万余人到最后不到两千人，牺牲十分惨烈。

我们去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很多抗联战士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和梭镖，面对的是日军的飞机大炮。在抗战的历史上，东北抗联不仅牵制、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伪军，更成为一个号召抗战的精神符号——即便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但东北人民并没有屈服，燃起的抗日烽火久久不息，对全国人民来讲是精神上极大的鼓舞和感召。

你提到电影开场场景设置的具体问题——东北抗联的活动区域遍布黑吉辽三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小兴安岭地区是其中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属于李兆麟、赵尚志领导的北满游击区核心地带。平常我们一提到东北，有个形容词“白山黑水”挂在嘴边，“白山”就是长白山，“黑水”就是黑龙江，这也是东北抗联存续、发展的典型环境。面对日寇动辄搞“蓖梳山林”（拉网搜山）、“铁壁合围”的绞杀，抗联战士搭建的“密营”是其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独创的生存与战斗体系，具有典型意义。

澎湃新闻：通过研究抗战历史，你认为其间哪个阶段对于中华民族的存亡最是危险？

于鹏：那肯定是战略相持阶段，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确实是中华民族很危险，也很难熬的很长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民生各方面的压力，都让日军急于尽快结束侵华战争，但越是妄图速胜，越是被中国军民拖入了持久战。

这期间，日本对国共两党以及两党领导的抗战力量的态度出现了分化。我们找到了很多当年的日本军官也好、政要也罢，都在回忆录里提到，他们并不怕跟国民党部队正面交战，因为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战斗力，整个军事素养要全面超越我们，这在战争初期表现的尤为明显。道理也很好理解，彼时日本是强大的工业国，我们还是落后的农业国。但他们“强”有强的瓶颈，我们“弱”有弱的韧性，怎么辩证地看待这些？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里写得明明白白，揭示出战争胜负的本质在于“人心的向背”与“矛盾的转化”。

在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是既打又拉（拢），对共产党军队却不敢抱有幻想。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日军心腹大患”这一观点的将领。他在1939年主持制定1940年“肃正计划”时，向军部提交了系统性分析，强调中共势力已构成“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其核心论点聚焦于中共广泛动员了农民群众形成“无法消灭的存在”。以致于日本的讨伐重点逐渐转而指向共产党的军队，一度将70%以上的兵力都投入到对中共根据地的“清乡”扫荡上。

剧照  百团大战胜利

澎湃新闻：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于鹏：没错，事实就是在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动摇。且不说1940年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这样的傀儡政权，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方面也曾同日本人有过多次秘密谈判，意图媾和。之所以要拍这部电影，从我个人的初衷上，也是希望影片上映后可以廓清网络上一些错误的、片面的说法，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展示客观公允的历史真相。

“中国正是有了无数个‘他们’，何惧长夜未央”

澎湃新闻：《山河为证》中有没有一些历史影像是首次披露？

于鹏：苏联的战地记者、著名的纪录电影先驱罗曼·卡尔曼，在1938年时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华报道抗战，用镜头记录下了武汉保卫战、重庆大轰炸等重大事件，特别的，他还去到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卡尔曼拍摄中国军民的抗战影像，在他返回苏联前只留下了一部分。今年，俄罗斯方面把他们留存的全部资料都提供了出来，捐赠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这边再通过总台提供的影像资料用在了电影里。这里面有很多，很难说某一个事件是首次披露，只能说很多的战场镜头是首次披露的。

罗曼·卡尔曼在战斗现场拍摄   这张图片来自网络

澎湃新闻：这些镜头里有没有哪个令你印象深刻？

于鹏：这太多了，比如当年一名女兵的笑容就很有冲击力。我觉得那个笑容太美了，是一种典型的少女羞涩的笑。可能是一场战斗之前，她在接受检阅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在我看来却代表了中国军人对于抗战必胜的决心。你要知道很多历史资料里是不会拍到个人，普通一兵那么细节的一个特写，基本上都是战场群像，队伍的行进之类，很少会关注到个人的情感。

澎湃新闻：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寻找王家川”。这个故事中的“兄终弟及”让人泪目，旁白道：“中国正是有了无数个‘他们’，何惧长夜未央。”

于鹏：这个故事也是最早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份晋察冀边区当年刊印的《抗敌报》，上面有一则通讯《王家川没有死》，特别吸引我。背景是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359旅抵达河北平山县招兵。结果全县1700多名青壮年报名要求参军打鬼子，最后有1500多人编入新成立的718团，由于他们的籍贯都是平山县，这个团又被成为“平山团”。“平山团”在战史上屡建奇功，聂荣臻称赞平山团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子弟兵”这一称呼随后迅速传开，并逐渐成为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1939年5月，上下细腰涧战斗后，“平山团”政治部办公室进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人，要求顶替王家川的缺额当兵。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地方的人？青年只答道，“平山人，俺叫王家川!”但王家川是这场刚结束战斗中牺牲的战斗英雄，他怎么也叫这个名字呢？一番甄别之下，才知道青年名叫王三子，是王家川的弟弟，但他坚持要求用哥哥的名字报名参军。他说，“不仅俺叫王家川，俺与敌人打仗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16岁的弟弟，他也叫王家川，俺村还有上百青年，他们都叫王家川，战死一个王家川，又站出一个王家川，王家川是牺牲不完的!”通过王氏兄弟的感人故事，可见“王家川”已经变成了当地的一个精神符号，鼓舞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前赴后继报名参军、支援前线。

剧照  平山县青年参军

澎湃新闻：普通人、普通一兵的抗战故事肯定有千千万万，有没有哪个故事让你印象很深，但出于电影篇幅考虑最终没有收录进来？

于鹏：太多了，咱们就还说平山县，这里是革命老区，八年抗战,平山县人口约有20万余人，超过12000人加入八路军，另有6万余人参加游击队和民兵。前几年，平山籍摄影师李君放寻访了当地200多名老兵，用镜头记录下许多老兵的生活点滴，为他们建立影像档案。

这个事情我们在电影中也有展现，李君放跟我提起过，他拍老兵肖像一般都是让他们站在自家的家门口留影，但有一位90多岁的老兵无论如何都要求到村口的墓地去拍，那片墓地就是闫庄烈士陵园，安葬着223名抗战烈士。这位90多岁的老兵当年跟他们一起参加八路军，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可最后活着回来复员转业的寥寥无几。你可以想见那些牺牲的战友也是他的老乡，这给他带来的情感冲击和心灵创伤是一辈子都抚不平的，即便是到了风烛残年要留下一张照片，老兵想的也是要跟这些老哥们照张合影。

澎湃新闻：《山河为证》中有哪些画面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去呈现？

于鹏：从画面上来讲，我们积极尝试使用了一些新的CG动画技术，还有对老胶片的修复技术，让画面更加鲜活可感。比如由一张黑白照片，通过对其中的人物展开合理的想象，让他变成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当中的人。像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战前线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现在留下的照片是很少的，更不要说影像了.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收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日记去构建当时的场景，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大浪?多少人挤在一个船上面？有没有小战士?完全是根据这些回忆录里的记述，经过相互佐证，然后用了一种动画的形式去表现，实际上基础底稿是油画，我们希望它更粗粝一点，更有质感一点，颗粒感更强一些，是在油画的基础上再去做动画上的处理。

剧照 八路军东渡黄河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八路军留下照片和影像资料很少，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请展开谈谈？

于鹏：关于我党我军的历史影像资料，抗战时期在延安的会有一些，到了解放战争才明显多了起来。具体就是1938年秋，随着电影人袁牧之、吴印咸等人携带着电影器材抵达延安，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这也是我们中央新影的前身，由此开启了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简陋，延安之外像晋察冀根据地这些地方的影像资料就更少之又少了。

类似罗曼·卡尔曼这样带着摄影机来华拍摄的还有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后者拍摄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重要历史场景。原本也想去延安拍摄，但被国民党阻止了。伊文思后来突破国民党封锁，将一台35mm摄影机和2000英尺胶片秘密赠予了延安电影团。

“他们而后各自奔赴的，恰是两大不同的战场”

澎湃新闻：电影中的一处处理让我印象深刻，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曾有国外部队来华助战。埃尔斯·卡尔逊，这位罗斯福总统曾经的卫队长，是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军官。他途径西安时，正好碰到了一群来自苏联的飞行员。电影在此旁白道：“历史的巧合，让美军上尉和苏联飞行员在中国不期而遇，他们而后各自奔赴的，恰是两大不同的战场。”这里指代的应该是日后苏德战争的欧洲战场和美日间的太平洋战场，同时也把中国抗战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宏大叙事之中。

于鹏：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支持者，从1937年10月开始，相继有上千名苏军飞行员来华参战，卡尔逊见到的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当时，卡尔逊是代表美国政府，要去华北地区考察八路军。他需要先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同我军取得联系，再进入山西观摩八路军抗战。而西安是外国盟军援华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赶巧在当地一个类似国际友人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美、苏两国军事人员都住在那。

我们知道苏德战争是1941年6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1941年12月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都要晚于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但在1937年的年底，两国的军事人员在中国西安相遇了，可以说是各自国家中第一批感知战场态势、感受战争氛围的军人。卡尔逊在1938年底回国后就大力宣讲中国人民抗战的真相，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当作抵抗日军和民主的典范来加以颂扬，并告诫美国公众日本在远东扩张的危险性。朱德老总曾称他是“一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

苏联方面，他们的驻华大使馆武官兼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55年获苏联元帅军衔）也曾在回忆录里说过一段话，这次也援引在片中，“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1938年1月，聂荣臻陪同卡尔逊前往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司令部。沙飞摄      这张图片来自网络，我记得也在这部电影中出现过。

澎湃新闻：片中提到卡尔逊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受到了朱德、彭雪枫、任弼时、聂荣臻热情接待，并向他讲述关于我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之后在晋察冀抗战一线，又现场观摩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八路军高级将领的现场指挥，并同他们深入交流，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率领卡尔逊突击队采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思想打了多个胜仗，也是美军特种部队特种作战的雏形。

于鹏：卡尔逊看到的是我军的“攻势防御”打运动战，也就是依托根据地的复杂地形和群众基础，诱敌深入，通过伏击、突袭、破坏交通线等战术不断消耗敌人，待时机成熟发起反攻。作为西方职业军人，卡尔逊此前对这些是闻所未闻的。

通过研读史料，包括翻阅卡尔逊写的《中国的双星》，足见他对我党我军的认同推崇乃至是热爱。我个人认为卡尔逊在抗战初期，对于美西方对日的绥靖政策是不认同的，而且美国国内也有人构陷他被“赤化”了，是在粉饰中共，所以他一度退出了海军陆战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二次入伍归队。而他率领的突击营在1942年，连续突袭太平洋上日占的马金环礁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岛时，都采用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期间，除了学习八路军游击战，还敏锐地观察到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回到他亲自打造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也吸收了很多八路军的政工思想。罗斯福总统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是卡尔逊突击营的参谋主任，小罗斯福在军中的角色甚至很像我们的“政委”，每周还要和战士们做当前形势报告。

剧照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

澎湃新闻：通过卡尔逊的视角，也佐证了抗战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也是“追求民主进步的社会变革”。

于鹏：没错，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胜利，不仅是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更是把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前景带给了人民，是通过“民族解放”进而实现“人民解放”。抗战期间的根据地不仅是一把把插入敌后的尖刀，也是我们党对未来的理想中国进行实践的“试验田”。这里面从制度创新上讲，提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模式；经济民生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垦荒自给自足；文化上通过鲁艺推动抗战中的文艺，可以说方方面面的气象都为之一新。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延安，和毛主席的那场“窑洞对”。在回答共产党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时，主席的回答，“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于鹏导演工作照 和陈建斌在配音间   1938年，卡尔逊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央档案馆提供）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这部电影配乐。特别的，电影的旁白解说听来让人觉得特别熟悉，观影时我就在猜着是陈建斌的声音。

于鹏：实际上我们最早就想找影视演员来配音，他们都是受过台词训练的，本身会有角色感，所以他们来配音，处理的方式跟普通纪录片里的配音演员是不一样的。建斌老师特别棒，从他的解说里，观众会感到他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理解，在声音上有一定表演的成分。历史题材纪录片要想让观众完全沉浸进去，配音解说的魅力，声音的艺术感染力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建斌老师这次非常支持配合我们，其实他挺忙的，几乎一直在拍戏，可只要我们邀请他，他总是一口答应，从不拖延，包括之后片子做修改，又请他过来，人家照样没有二话，非常严肃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次在配乐方面，我们请到了业界知名的中国音协理事、一级作曲王备老师来创作，曲风不仅有中国元素，也有国际的音乐元素，整体给人的感觉会更宏大一些。通过交响组曲的形式营造出史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