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年谱长编》，李楚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1240页，498.00元

朱启钤（1872-1964）

因“中山公园”结缘朱启钤

我与朱启钤有一点特殊的因缘。2003年，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当时是研究生二年级，在尚小明老师“中国近代社会史”课上选了“中山公园”作为报告题目，第一次接触到朱启钤其人。民国初年担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的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有过不少影响深远的施政举措，包括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开发北戴河海滨疗养区等等，而他也是将原来专供明清帝王祭祀典仪的社稷坛改造为中央公园（1928年改中山公园）的主事者，用他自己的话说：

民国肇兴，与天下更始，中央政府既于西苑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两阙三殿，观光阗溢，而皇城宅中，宫墙障塞，乃开通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为两长衢。禁御既除，熙攘弥便，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埴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巨丽，乃于民国三年[1914]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以经营之事委诸董事会。园规取则于清严，偕乐不谬于风雅。因地当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中央公园记》，《朱启钤年谱长编》上册，323-324页）

朱启钤《中央公园记》（1925年10月10日）碑刻拓片

正阳门城垣改造工程竣工后，相关人员在城楼上合影，前排正中为朱启钤（1915年）

1914年开辟的中央公园，可以说是北京第一座对民众开放的、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故时人有谓：“京师之有公园，自中央公园始，而创造之者，则为紫江朱蠖公。”（朱深《〈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序》）我在报告中使用了“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的分析框架，主要利用《蠖园文存》（民国二十五年[1936]紫江朱氏刊）、中央公园委员会编《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1939）、京都市政公所编《市政通告》《京都市政汇览》，以及一些报刊、回忆录资料，简单讨论了“公园场景中的市民生活”“茶座的魅力——一个公园细部的放大观察”“谁是公园的消费主体”等问题，文中还借用了“城市公共空间”“国家与社会”这样的理论概念，虽然结论有保留地申明这属于“尚有探讨余地的两分法”，但可以清楚看到行文受到当年“时趋”与“风尚”的影响。这篇文章后来经过修订，竟然有机会正式发表（《中山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现在看来，当然是很不成熟的东西，许多部分简直可以重写，不过，作为中央公园董事会首任会长的朱启钤，也自那时起在我心里挂上了号，他的《中央公园记》《一息斋记》等文字一直留给我很深印象，而其长期主持的古建筑学同人社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京师首创“公共讲习体育之地”的“北京行健会”也都落址在中央公园内，因为这些机缘，我对这个人物比较留意，也会出于兴趣，追踪相关的研究和材料，虽然后来再没有正经的专门研究。这一次北大文研院举办“《朱启钤年谱长编》座谈会暨朱启钤稀见文献展”，得到邀请，感到非常荣幸，这使我有机会再读朱启钤文献资料，倍觉亲切，也以为深有意义。距离初次接触其人其文，已经过去二十余年了。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朱启钤年谱长编》座谈会暨朱启钤稀见文献展，北京大学，2025年6月13日

朱启钤“九十岁之回顾”遗憾阙如

朱启钤有过漫长且丰富的一生。早年以捐纳入仕，清末新政之际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复以候选道“观政北洋”，派办天津习艺所工程，1905年调巡警部，历任京师内城、外城巡警厅厅丞、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等职。民国后，多次担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1915年参与袁世凯复辟，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一度遭通缉。1918年当选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总代表，随后退出政界，寓居津、沪租界，兴办山东中兴煤矿、上海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1930年，利用中英庚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著述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紫江朱氏家乘》等。

《紫江朱氏家乘》，中华民国廿四年乙亥（1935）存素堂刊

朱启钤手迹

1922年8月5日，胡适在丁文江发起的宴会上，初见时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的朱启钤，日记中对他作有一个近于定论式的评价：

在君邀我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着朱启钤，此人自是一个有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现在他办中兴公司，每日按时到办公室，从不迟误。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下册，799页）

以胡适的阅历和眼格，而不吝以“能干”与“读书”并许其人，且推崇为“办事的真才”，评价不可谓不高。朱启钤一生经历复杂，交游广阔，具有官僚、实业家、营造学家的多重身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其之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可惜，朱启钤本人仅有零星的传状、忆旧散篇，却无自传或回忆录一类存世，1936年刊行的《蠖园文存》所收录者，固然都属要紧文字，范围终亦有限，据其书成后夫子自道：

启钤壮服官政，老求异书。岁月超忽，姿性瞢钝，志业所存十不逮一。以是零札片言，即有所获，未尝自惜。眷恋景光，感怀畴曩。抚陵谷而屡迁，对友朋而思旧，乃稍思掇辑，以示后人。凡以从政时公牍文字得诸箧笥者，为卷上；复从官书中撮录若干以资互证者，为卷中；而近岁所著，或论学术，或纪家事，则录为卷下。随辑随印，参错其例在所不免。（下册，1011页）

《蠖园文存》，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紫江朱氏刊

我想到胡适生前提倡“传记文学”，并且身体力行，年纪轻轻就写了《四十自述》，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实践，更多为历史学家的“存史”观念使然。他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所举例子包括了梁启超、林长民、梁士诒三位，此外，“还劝告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四十自述》）。结果，这些人无例外地都让胡适失望了。今读《朱启钤年谱长编》，我发现胡适也劝过朱启钤写自传。1934年3月3日胡适日记：

王叔鲁约吃饭，有周作民、朱启钤、汤尔和诸人，我谈自传事，讽朱桂老写自传，叔鲁也似有意。（下册，946页）

此事未见下文。朱启钤晚年著述，多得其表弟瞿宣颖（字兑之，号蜕园，瞿鸿禨第三子）的协助。《〈蠖园文存〉识语》：“晚年纂述，数典辄忘，兑之表弟助我獭祭，他山之功，尤不可没。”瞿宣颖《蠖公长兄八十寿诗三百韵》：“辛酉[1921]公五十，我吟百韵诗。辛未[1931]以文献，细字引鸟丝。辛巳[1941]复奉觞，群贤共陈词。今兹岁辛卯[1951]，又当介寿诗。”（下册，1103页）我发现直到1962年2月3日，也即朱启钤去世前二年，在上海的瞿宣颖来信谈及续补《蠖园年表》，还建议他撰写回忆录。时值朱启钤九十岁大寿，瞿宣颖依例为作寿诗，再次提起这个话头：

当我接到您的信以后，就有一种感想，您以饱经世变寿至期颐的身分，仅仅印一薄本寿诗，还觉美中不足，总该自己说说一生的回忆。而且当年我帮忙编辑《家乘》、《年谱》，忽忽将及三十年，时移势易，也应该加以续补，何况今当不讳之朝，往时不易形之笔墨的也不必再有顾忌。其他不论，但就今天个人的感想来说，也不宜默无一言。我本来就想建议您写一篇九十岁之回顾。固然立言煞费斟酌，但我想如果用活笔来写，还不致有太大的困难。您若有意，我可以抽暇写点提绸，提供您触类旁通的便利。等来京再面商完成。（下册，1178页）

瞿宣颖（1894-1973）

瞿宣颖致朱启钤、叶恭绰书札

胡适劝梁启超写自传未果，认为这是“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四十自述》）。我们知道，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去世后，他的亲属和朋友即商议要办两件事情，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林志钧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由丁文江负责。至1934年，丁文江和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赵丰田合作完成《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盛赞“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序》），他的话也成为有关“年谱长编”的一个著名史料学观点。

另一位没有听劝的民国政坛重要人物是绰号“财神菩萨”的梁士诒，胡适回忆说：

梁士诒先生有一个时期很受社会的毁谤。有一次，他来看我，我就劝他多留一点传记材料，把自己在袁世凯时代所经过的事，宣布出来，作成自传；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做事的立场动机赤裸裸的写出来，给历史添些材料。（《传记文学》）

梁士诒终究没有完成自传，但在他身后，叶恭绰领衔“凤冈及门弟子”根据“他生前所经手做的事情的许多原始材料”编出了《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下两巨册（1939），胡适说：“这虽然不是梁先生的自传，但是内容完备详细，我看了很高兴。这个年谱的刊行，可以说是我宣传传记文学偶然的收获。”

朱启钤长寿，梁启超早逝，但以各自原因，都未写成自传，其 “绝大损失”亦同。朱启钤与梁士诒都是介入民国政治很深，尤其在“袁世凯时代”非常活跃的人物，且都“有一个时期很受社会的毁谤”，他们对于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而极少自我表述。在此意义上，《叶恭绰年谱长编》也仿佛胡适所谓广义的“传记文学”的成果，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弥补了朱启钤“九十岁之回顾”阙如的遗憾。我读本书“后记”中的一段著者自白，颇有感触：

余自幼师从刘宗汉先生学习书法，因而得知先生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担任朱启钤先生秘书，日常与先生交往过程中，也常听到先生谈起蠖公轶事。数年前，有缘收得蠖公旧存往来书札手稿，并查阅有关于蠖公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蠖公一生事迹有了全面的了解，其创办营造学社对近代学术的巨大影响尤令我心生崇敬，产生了为蠖公撰写年谱的想法。（下册，1238页）

按刘宗汉先生除了曾经担任朱启钤秘书，为其整理书信旧稿，在其去世后，“一直同朱家有着较密切的往来”，在这些接触中，“从桂老本人或他的家属那里知道了一些他的轶事”，1978年后他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工作，“当时准备给桂老编一个年谱，也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回忆朱桂辛先生》，《蠖园纪事》，63页）。叶楚君女士继承刘宗汉先生遗志，最终编成《朱启钤年谱长编》上下二卷，也称得上“内容完备详细”，嘉惠学林，值得祝贺、敬佩。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意思。

刘宗汉（1936-2023）

《蠖园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朱启钤与晚清史研究

朱启钤生前引人瞩目的事功、业绩，主要集中于民国时期，而论其人脉关系的渊源、仕宦生涯的开端，却在晚清。朱启钤非科举出身，何以步入政途，甚而迅速发迹，本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不易解的问题。《朱启钤年谱长编》用翔实的材料，勾勒了这位政坛“长跑选手”早年的仕途轨迹，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在晚清官场步步为营、升阶而上，实际仰赖于瞿鸿禨、徐世昌的影响。据一般的政治史分析，瞿、徐二人应分属于清末派系政治的不同阵营，但在朱启钤的成长线上，先后扮演了政治靠山的角色，确是不同寻常。

（一）“一生受恩最深处”：瞿鸿禨的提携之力

朱启钤祖籍贵州开阳，出生于河南信阳，幼时丧父，而寄居于湖南长沙外祖父傅寿彤（贵州贵筑人，原河南按察使）家，其姨母傅幼琼适瞿鸿禨（字子玖，谥文慎，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瞿宣颖，故称鸿禨为“姨夫”，宣颖为“表弟”。1891年，瞿鸿禨简放四川学政，朱启钤随同入川历练，侍瞿开考成都省棚，并同行按试各州，主要工作是“在瞿幕中代瞿阅卷”。他长于事务，为瞿倚为左右手。1893年，二十二岁时，“文慎公为纳粟，始就府经历职”（《蠖园年表》），瞿在离任前为他捐了七品“府经历”（知府属官），由此开始宦途生涯。翌年（1894），在泸州得盐务局印签所差，调合州盐务分卡。表叔于德楙（继室于宝珊之父）时署合江知县，在书信中说：

川督[刘秉璋]已简闽浙，谭公[谭钟麟]履任不知何时，此公与玖老是何交谊，便望详细告知。昨谒玖老谈次，诚恐盐局变动，颇以侄事为忧。（上册，29页）

可见当时瞿、朱关系之密。朱启钤晚年自道“一生受恩最深处，在辛卯壬辰随侍文慎轺车入蜀之行”（《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瞿鸿禨（1850-1918）

1897年，瞿鸿禨以内阁学士指派江苏学政。同年底，朱启钤即以知县改指江苏，奉母离蜀东下，次年（1898）春应瞿鸿禨电召，抵江阴，居幕中，襄理苏、松、太三属试事，又赴京引见，分发江苏候补知县。1899年，奉委上海出口捐局，迎母移家于沪，住上海南市施家巷。1900年，瞿鸿禨江苏学政任满，同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朱启钤记其事：

是年（文慎）学政本已报满，不得不遣眷先行。启钤则奉先母居沪，办理出口捐局，不得从也。

庚子之变，全国汹汹，避难者麕聚海上，外舰丛集，沪滨风鹤惊皇，不知祸患之焉届。而乱中交通阻塞，商业凋敝，余所办出口捐局因之征收短绌，不中考成。太夫人忧伤如焚，病乃转剧，竟以是年闰月在沪寓弃养。（上册，36-37页）

1901年，瞿鸿禨抵西安，奉旨入值军机，兼充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禨电召朱启钤前往行在供差，后者以母葬未终，暂未应命。至宫廷回銮后，朱启钤护送姨母傅氏及瞿宣颖一行北上，瞿鸿禨命留京供差矿务总局，由此在北京扎下根基。他自己说，“遭时离乱，归榇长沙营葬才毕，寄家武昌，余则北上从姨丈瞿文慎公于京邸，门下多贤，窃闻政事，一时朝彦，颇采虚声”（《继室于夫人墓志铭》）。1902年，他在北京写信给夫人于宝珊：

到京以来，深蒙姨丈另眼看待，一切大小公私事件均与我商量，并在满服留我在京作一帮手，又由票号拨汇百金寄家用，俟有机会再为设法。如此厚情，非万不得已，如何好，开口说走？况我一身飘泊，负累甚重，不趁此立定脚跟谋一出头地位，此生又将如何结局？（上册，第43-44页）

1903年，“始徙家来北京，寄居大鹄鸽市端午樵中丞[端方]宅”（《蠖园年表》）。同一年，朱启钤奉管学大臣张百熙（湖南长沙人）之派，出任京师译学馆提调，组织编制《译学馆章程》。当时家书论及“留京幸望”者多端，即包括“在京附冀此间人以幕客相待，外则大老属目，内与缙绅会处，便于结纳，于将来外就可多图一二知名”，“张尚书必有总督之望，既蒙见赏，此人多情，不可不结识。且在此候三年，总当有一江苏好督抚出进”（上册，50-52页）。刘宗汉认为“辛丑回銮后，瞿任军机大臣，桂老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在政治上是瞿的左右手”（《回忆朱桂辛先生》）。但也应看到，到北京后，朱启钤的政治交游圈子进一步打开，凡“大佬”“缙绅”皆在其致力“接纳”的范围，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摆脱原先依附于瞿鸿禨的单一路线。

至1904年冬，朱启钤辞京师大学堂职，据《重刊京师译学馆校友录序》：“不佞承乏校务，仅及期年。”按刘宗汉说法，“经过徐世昌的推荐，桂老辞去了译学馆监督的职务，到天津筹办游民习艺所”（《回忆朱桂辛先生》）。此时，朱启钤仕途上的第二位贵人——徐世昌已经出场了。

（二）“以天津徐公之荐，受相城袁公知”

据《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二十九日，徐世昌初晤朱启钤，翌年四月初二日，至译学馆南邻访朱启钤，六月二十一日再访。朱启钤自记，本年“冬，以天津徐公之荐，受相城袁公知”（《蠖园年表》）。徐世昌时候补阁学署兵部左侍郎，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据徐嘉禾（徐世昌叔父）为朱启钤题其尊人朱庆墉绘《湘江红叶图》，内云“余与别驾[朱庆墉]交最久”，则徐世昌与朱启钤有世交，故《朱启钤年谱长编》认为“（徐）举荐先生自合乎情理”（上册，65页）。

徐世昌（1855-1939）

1905年，清廷设巡警部，徐世昌任巡警部尚书，朱启钤“以候选道观政北洋，派办天津习艺所工程”（《蠖园年表》）。1906年，奉巡警部调京，署内城巡警厅厅丞，旋调任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1907年，丁未政潮作。军机大臣瞿鸿禨因受御史恽毓鼎弹劾，开缺回籍。朱启钤记其事：

甲辰、乙巳之间，京师文字之祸兴。朝贵衔报馆切齿，必欲得而甘心。启钤方长警厅，知其事甚悉，尝屡以去就争。朝贵既无如何，遂以怒报馆者怒文慎。加以朝官钻营奔竞之风素为文慎所深恶，言官举其丑秽，攻弹不已。遂又以怒言官者怒文慎，于是以“私通报馆，授意言官”，屏文慎去国矣。（《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刘宗汉注意到，“这段记录虽然有意略去‘瞿袁政争’不谈，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恽毓鼎的奏折”（《回忆朱桂辛先生》）。据《蠖园年表》，“五月，瞿文慎公罢相归里，启钤亦有开缺之请”。不久，朱启钤离京，回长沙修墓，按其自己的说法：

丁未之冬，启钤鉴于朝局之非，亦欲归从文慎于乡里。因弃官南游，偕妹征莲同省太夫人，且谒先墓，流连旬日，追话半生奔走之迹。（《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实际上，本年阴历八月间，朱启钤一度返京，《徐世昌日记》：“与干臣（钱能训）晚宴朱桂辛暨参赞、司道数人，久谈。”九月初三日离京。三个月后，再次来京。《许宝蘅日记》十一月初六日记：“介白来函，知桂辛自南来。”所谓“欲归从文慎于乡里”云云，恐只是一时托词。本年底，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即奏请将朱启钤调东差委，内称：

兹查有开缺请假修墓民政部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钤，器识宏远，办事勤能，前随臣世昌创办京师巡警，力果心精，不畏劳怨，成效昭著，蒙恩简授斯职。今请假开缺回籍修墓，尚未销假。伏思东省要政需人，如垦务、界务、边务之类，皆关紧要，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厅丞调东差委，以收得人之效。（上册，86页）

清廷签批“著照所请”。1908年后，在徐世昌举荐下，朱启钤先后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邮传部参丞上行走、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等职。以办事得力深获赏识，徐经常夸赞“桂少爷勤恳”。刘宗汉则以为“当时尽管桂老在袁[世凯]手下工作，但政治上仍然是瞿党，与袁貌合神离”（《回忆朱桂辛先生》）。民国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朱启钤为津浦铁路督办，出任交通总长，后改内务总长，实已成为“袁党”重要成员。

袁世凯（1859-1916）

1911年，朱启钤曾乞假返湘，前往看望瞿鸿禨：

三月，乞假回湘。其年启钤督修津浦路，往来山左，见青岛之风土而乐之。谒文慎及太夫人，力陈长沙乱象之深，以出游为得计。八月下旬，武昌举兵之讯到，长沙一时扰乱。启钤滥缘时会，忝窃名禄，不获亲往省视。（《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此即“辛亥最后拜别文慎之日”。刘宗汉引录瞿同祖（瞿宣治子、瞿鸿禨长孙）语：“袁世凯拉拢桂老成功，桂老逐步转为袁党后，据说瞿对他颇为不满。”（《回忆朱桂辛先生·后记》）据叶恭绰对朱家后人之说法，反而认为朱启钤与袁世凯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袁重用他，除了他的才干外，也是为了牵制瞿鸿禨的势力，瓦解其他反袁的势力。袁用他，实际是把他当作瞿的人质。袁确实也重用了他。袁垮台后他不再参加政府内阁，当时有不少人组阁时都找过他，他都拒绝了。这是“不事二主”的意思。这些事，他在世时不愿意谈，也不愿意为自己洗刷。我们当时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有难言之隐。

刘宗汉认为叶恭绰之说“有道理”，并沿这一思路，确认“桂老是袁党，但他不是袁党的嫡系，而是由敌对的瞿党分化过来的非嫡系人物”，“他在和袁的关系中有很大的精神创伤，自袁倒台后，他绝口不谈同袁的关系，更不说袁的好话”。朱、袁关系，横跨清季、民国，需要综而论之，结合《朱启钤年谱长编》汇集、披露的材料，袁世凯是否一面重用他，一面对他或是“监视”，或是“放在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使用”，朱本人又作何表现和反应，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三）朱启钤与“新党”的交往

1962年2月3日，瞿宣颖写信给朱启钤，建议续补《蠖园年表》，专门表示“附带我要说明一点”——

先父于乙未以后、丁酉以前，在京与康、梁诸人是有往还的，因而也被认为京僚中的进步分子，您对于这一点觉得与先父平日言行不符，而不知非也。先父与陈右铭父子[陈宝箴、陈三立]至交，所以受他们的影响颇深。与岑西林[岑春煊]的结合亦始于乙未[1895]、丙申[1896]之际。维新派之中，张菊生[张元济]的关系是一直不断的。陈右帅、谭敬帅[谭继洵]都是先祖同年，刘艮老[刘人熙]是先父同学。作为一个有爱国思想的封建士大夫，热心变法运动，是极自然的事。康、梁主张君主，志同道合本不足为奇。

保荐康梁，确是事实。不过究竟在什么时候，采什么形式，先公从没有对我们透漏过丝毫。只在对客隅坐的时候，微窥谈话的语气，得以体会一些。康的话纵使有些过分，按他晚年与先父往还交谊来判断，绝非无故。而且不是康一人说如此，梁也亲口对我说过，其时先父已经去世，梁与我也并不够深谈的程度，其所以自动提起这句话，足见他的印象甚深。如果深入探讨当时的思想倾向及政治内幕，这些都值得考虑。（下册，1179-1180页）

此处“先父”，指瞿鸿禨而言，“乙未以后、丁酉以前”，即1895至1897年，所欲着力说明者，在于瞿鸿禨与晚清趋新士人的密切关系，乃至有过“保荐康梁”的举动，以证明其为“京僚中的进步分子”。此说未必确当，但对于我们理解戊戌前士人的交游形态、思想倾向及“政治内幕”，实有提示意义。

刘人煕（1844-1919）

瞿鸿禨隶湘籍，其家族与戊戌变法前后的“湖南维新派”也有过很多交集。瞿宣颖信中说：“您还不知道谭复生[谭嗣同]和我们家里关系也不浅呢，所有浏阳的几位急进派——刘艮生[刘人熙]、欧阳节吾[欧阳中鹄]也是从小就很亲密的，唐佛尘[唐才常]到我家正是欧阳的推荐。只是由于后来遭际的变化，有些成为陈迹。”按，对于这一层“关系”，朱启钤未必“不知道”。据《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方启钤居蜀幕时，与唐君才常最相得。唐君，谭壮飞之友也，治经史掌故，恒具创见。启钤得外舅陈松生先生随使英法时之遗书，粗闻以制造致富强之说，时举以相絮聒，故两人扺掌谈天下事，颇骇当时俗论。

“唐君”，即唐才常，湖南浏阳人，长沙岳麓书院肄业。1891年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之聘入幕，“抵成都，入居学署，任阅卷兼教读”（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朱启钤时亦随瞿鸿禨赴川。瞿同祖应刘宗汉之请，补充史实说：“桂老在瞿鸿禨四川学政幕中阅卷时，唐才常正在瞿家教家馆，桂老因此和唐相识定交。”（《回忆朱桂辛先生·后记》）

“陈松生”，岳父陈济远，字松生，湖南茶陵人，曾任清朝驻英、法、比使馆参赞，其女陈光玑为朱启钤原配夫人，1897年病卒于四川泸州。

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甲午后主张变法，领导湖南维新运动，戊戌后在上海组织自立会，策划“勤王”起事，1900夏汉口自立军机关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破获，被捕就义。朱启钤与唐才常有很深的交谊。据其自记，“闻北方义和拳之变，辇毂震惊，亲友遭乱者纷集沓来，儳焉不可终日”（《蠖园年表》）。刘宗汉回忆说：

桂老和庚子时被张之洞杀死的唐才常也有较密切的往来，唐是他在四川时的好友。桂老晚年在看一本讲到唐才常的书时，曾对我说这是我的朋友，被杀死了。我很难过。（《回忆朱桂辛先生》）

唐才常（1867-1900）

辛丑回銮后，朱启钤应瞿鸿禨之召入京。在上海主办《中外沪报》的汪康年为“文慎门下士之夙邀赏拔者”，也是瞿党中坚，1903年致朱启钤与张缉光一函，论及时政，并嘱托上呈瞿鸿禨：

昨见报载，袁[世凯]拟国家官银行，亦以天津官银行为本行，此事实可怪诧。此系户部之事，何得让之疆臣？且如此，则袁于兵权之外，又握大利权，且得邮权，意欲何为？弟谓为国家计，为师座（原按：谓瞿相国）计，此事当再三审察，如欲任其大成，当一切听之；若以为不可，则宜预为阻遏，否则事权尽在一人，一旦祸发，悔将奚及！请两兄即将此函转呈师座，以备葑菲之采。（上册，55页）

刘宗汉已引及此函，而谓“可以看到桂老作为瞿的亲信与袁周旋的政治立场，袁在北洋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对瞿的动向、桂老的反袁政治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回忆朱桂辛先生》）。除“袁拟国家官银行”外，汪康年在“伍秩庸[伍廷芳]星使接议商约”“东三省开为口岸”“处置新党”“改服色”等重要事情上续有献替（上册，56、58、62-63页）。结合朱启钤方面材料来看，他在入京后一度充当汪康年与瞿鸿禨之间的传声者，复函也时常透露京师信息，如“苏子熙[苏元春]调动”“日俄构兵事”“潘侍御庆澜上折劾张[之洞]、袁[世凯]不应奏废科举”“江苏抚臣恩寿进呈《圣谕象解》”“恩寿拿爱国会事”“户部被毁，四恒被挤”等等，不一而足。但不久后，他奉派大学堂译学馆事，即以“筹备一切，触手皆在困难之境，京师办事，固非能由我思想本我面目所可为也”，“故终日为学堂事所缚，不能去湖上，政界消息絶寡闻”为理由，对汪康年的要求多以消极应之——

下走媚骨不全，拙于进取，江南物竞大邦，揆之天演公例，尤不我容，何如老作幕客？转觉言论自由，亦鸠藏不为鸿笑之道，兄谓如何？

兄来函所陈各事，均将原函送至湖上（瞿鸿禨）呈阅，弟既不在左右探讨，即函中所说要义，恐其阅书亦不能得事之原委，如所谓义勇队、教育会及海上诸人之行径等事。非弟不问世务，实怪我朝廷政府均恋山林享受，弃絶世界，我辈絮聒其旁，有何悦耳娱目听受？即使强言慰藉，假意咨嗟，究于国事何补？（上册，54、60页）

回信中尽管表示“知公盼我复音甚急”，但其间流露者更多是守拙、推却的意态。实际上，如前所述，差不多同时，朱启钤在京与徐世昌开始频繁交往，次年（1904）即辞译学馆职务，而转投北洋，往天津办理习艺所事业了。他与汪康年亦渐行渐远。至丁未政潮发生，瞿鸿禨获咎之由，即以“私通报馆”为大端，而朱启钤论其事，也只是以“文慎柄政，上海舆论于政府措施抨击曾无假借，而文慎访问得失，未尝不虚怀以听焉”含浑言之（《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

1939年，汪康年胞弟汪诒年编成《汪穰卿先生遗文》《汪穰卿先生传记》两种，赠寄朱启钤，后者“展卷摩挲，百感交集”，此时瞿、汪皆已成故人，回首前尘，不能无慨——

回思当日，追随骖靳，抵掌盱衡，其忧国之深，瞻言之远，凡在朋僚，无不钦服。何意日斜庚子之后，遂见群龙海水之灾。我辈白髪余生，丁兹世变。会合无期，祗益山阳邻笛之感；前尘若梦，何限汉南移柳之思。穰翁之闳识孤怀，亦当稍白于后世，此固确然无疑者也。弟以衰迟，久疎世事，惟于故人文字曾未忘情，风雨晦冥，关河契阔，相存之雅，中心藏之。（下册，1028页）

汪康年（1860-1911）

“其于文献之功，可谓至伟”

朱启钤在退出政坛后，除尽心于山东中兴煤矿经营和北戴河海滨开发，在文化事业上，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史研究，叶恭绰《蠖公八十寿诗》有句云“考工好致通经用，将作能钩大匠沉”，自注：“公研求历代建筑营造，钩深导窾，若有神悟。所搜集资料凡数万言，所阐述凡数十万言，承学之士资其膏沫，以为标榜羔雁者颇众，公不校也。公以此驰誉国内外，言吾国古代制作者，咸推为祭酒焉。”（下册，1108页）有学者指出“朱氏的旨趣首先是以整理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关方面的资料为主，因我们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技术资料，比如古建筑和园林营造技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髹漆工艺（《髹饰录》）、丝绣技艺（《存素堂丝绣笔记》《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用具小工艺（《存素堂校对几谱三种》）等，易为一般专讲学术、政治、文章的人多所忽略的，但经过他努力校刊整理和发行，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和发扬祖国历史文献资料的积极作用，是难能可贵的。”（杨祖恺《评价朱启钤整理的几种历史文献》，《冉冉留芳精绝代——朱启钤学术研讨会文集》，248页）可知其对于古建筑营造技艺、传统工艺美术的独特鉴赏眼光，在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也体现“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工作取向，故而多有成就。今读《朱启钤年谱长编》，又有一些新的感触，觉得朱启钤在“黔南文献”和“政协文史资料”两方面的贡献及价值，尤其值得一说。

启功主编：《冉冉留芳精绝代——朱启钤学术研讨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一）黔南文献

朱启钤是贵州开阳人，但因种种客观原因，终其一生，未曾到过贵州，他关心桑梓，一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据刘宗汉言，“先生注意收集、整理、刊印贵州文献，是从1926年开始的”（《朱启钤先生的贵州情节》，《冉冉留芳精绝代》，45页）。当时夫人于宝珊突然中风，且“病势转剧”，朱启钤在天津蠖园一面照料夫人，一面“裒辑遗文，网罗散佚”，致力于外祖父傅寿彤为中心的贵州乡邦文献的整理工作，相继刊印《澹勤室诗》（傅寿彤）、《芋香关诗》（杨文照）。1933年开始纂修《紫江朱氏家乘》，1935年完稿刊行。1943年始，朱启钤计划刊印《黔南丛书别集》，又汇辑明清两代游宦贵州者诗文，共一百五十二家，成《黔南游宦诗文征》一书。同时还有编纂《贵州碑传集》的构想，自1944年“发愿搜辑贵州碑传”，次年秋“已近数百篇（清代尤多）”。至1940年代中，贵州文献收集已蔚为大观，著录为《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黔南文献目录》，分“黔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料”两类，总计约四百种。1948年移居上海，将目录通过叶景葵交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后油印百部，流传于世。1953年秋，经王世襄协助，所藏“贵州文献及普通图籍”捐赠北京图书馆。1957年，又将《黔南丛书别集》等七十八册图书及散页百份捐赠贵州省图书馆（下册，1125页）。

朱启钤辑：《黔南游宦诗文征》全25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

据刘宗汉总结，朱启钤搜集贵州文献，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旧书商人的送货；二是朋友提供；三是通过与贵州地方人士的联系，从贵州获得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如1942年作朱逢甲《间书》稿本识语：

《间书》一卷钞本，自赠太常寺卿贵州候补道于钟岳家得之……近岁余搜求黔南文献，书肆乃捆载其家藏故帋并残蚀不堪触手者归之。余既为一一整比，择其有关其家乘及吾黔地方史料，各从其朔矣。……兹所谓《间书》，虽杂采古今史事，而当时时事亦藉以保存，固亦近代文献所系，非独为存其人焉而已。（下册，1053页）

另据瞿宣颖1945年1月9日记：

昨日蠖翁来，以贵阳陈氏新刊杨龙友《洵美堂集》三册见示，行款大小，全仿明刻。此书久不流传，莫郘亭（莫友芝）憾未之见，今新刊之板已燬，传世亦复无多，亦书林一重要故实也。（《瞿兑之日记》，282页）

唐雪康辑录《瞿兑之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以上可见其多方搜求乡邦文献之一斑。朱启钤自谓“念表章吾黔文献，是余宿昔私愿”，1943年《训真书屋遗稿》整理付梓，是另一好例。据《训真书屋遗稿叙》：

黄再同侍讲丈[黄国瑾]殁于光绪辛卯，及今五十三年矣。先是遗孤尝辑刊《训真书屋诗存》二卷于长沙，刊成未及印行，而遭多难，世无知者。访求历岁，始于燕市购得一本，验其校改笔迹，知出其女夫苏厚龛[苏舆]邮部手。又末叶有增补一首，则其孤本甫[黄厚成]孝廉所录也，意即本甫箧衍流落市上者，裔绪凋零，不堪重问。

去年上海叶君揆初[叶景葵]书来，忽以收得《训真书屋杂稿》四册见告，为之狂喜，急属其录副见示。见眉端有识语，似出缪艺风[缪荃孙]手，询其踪迹所自，则常熟瞿君[瞿启甲]所藏也。揣其初必从手稿辑录而成，或本未成篇，或几经窜改，展转迻录，深费爬梳。乃属表弟瞿君兑之任校勘之役，稍去其枝蔓，而疑者阙焉，与《诗存》合为一编，署曰“训真书屋遗稿”。经始于壬午之冬，越半岁而葳事，排印舛缪仍所不免，然厘然可读矣。（下册，1055-1056页）

按黄国瑾（1849-1891），字再同，贵州贵筑人，黄彭年次子，光绪二年（1876）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国史馆纂修、会典馆总纂，主讲天津问津书院，娶傅寿彤二女傅宝琼，为朱启钤二姨丈。其人工诗文，精考证，丰于著述。逝后，子黄厚成（字本甫）、婿苏舆（号厚龛）整理遗稿，得《训真书屋杂存》若干卷，其家藏书于光绪末年散出，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日条云：“黄本甫来谈，再同遗书以二千八百金归之厂肆。”至1940年代，朱启钤收得黄氏《诗存》《杂稿》多种，合而为一，汇编为《训真书屋遗稿》，并请表弟瞿宣颖任“校勘之役”。1943年5月，《训真书屋遗稿》收入《黔南丛书别集》，由“紫江朱氏存素堂”刊印。瞿宣颖跋语：

承蠖公之命，谋与《诗存》并付印行，以广流传。蠖公既毅然任之，使濒亡之书复行于世，其于文献之功，可谓至伟，岂止为乡邦戚党之私而已？

贵筑黄国瑾再同：《训真书屋遗稿》，紫江朱氏存素堂民国三十二年（1943）刊

朱启钤与贵筑黄氏遗稿的故事的还有下文。1959年，黄国瑾之父黄彭年的《陶楼诗钞》作为《黔南丛书别集》之一刊印，续写了“表章吾黔文献”的佳话，而这一次合作“审订”该稿者，还是瞿宣颖。朱启钤作《陶楼诗钞识语》：

甲午仲春，中央文史馆濮绍勘君过访，告余曰：“最近发现贵州黄子寿先生手写日记四十余册，为其文孙襄成字君伟[黄襄成]所保藏秘本。君伟现已卧病在床，家属将以此捐献政府，希望畀以文史馆位置。素知我公搜罗贵州乡邦文献，敢以奉闻。公若有意于此，愿为致力说合。”余答曰：“黄寿老，吾先君之师，又为至戚也。君伟为吾姨丈再同先生胞侄，其先人秦生[黄国瑄]为畿辅循吏，民国三年出任四川巡按使，渊源至深，非止桑梓之谊。”昔年余校勘再同丈《训真书屋遗稿》，杀青既竟，遍赠乡人，曾向君伟询问其先世遗著可否汇人《黔南丛书别集》，彼仅以章式之[章钰]集资刊行之《陶楼文钞》相示，并谓尽在是矣，其他著作均在长沙堂兄黄厚成手中。

兹就钞存《陶楼诗钞》四卷《外集》三卷，倩吾表弟瞿蜕园为之审订。再同丈遗稿，廿年前本出自蜕园订正，方付刊行，此编关于国故乡献尤巨且长，倘或观成，何幸如之。（下册，1143-1144页）

黄彭年（1823-1891），字子寿，号陶楼，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翰林院编修，掌教西安关中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佐骆秉章、刘蓉幕，官至陕西、江苏、湖北布政使，主纂光绪《畿辅通志》。其人致力兴学，“陶成士类”，以经世思想影响一批学人，《清儒学案》将他与弟子王仁俊、许克勤、吴寿萱列作“陶楼学案”，更有学者直接定名为“陶楼学派”，认为“此派为学，无门户之见，折衷经术，体用兼赅，倡导实学”（黄益整理《陶楼诗文辑校》，齐鲁书社2015年，“整理说明”）。黄彭年去世后，章钰等人应其子黄国瑄之请，编辑《陶楼文钞》十四卷，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刊行。

黄襄成，字君纬，黄国瑄之子，黄彭年之孙，为黄氏家藏文献的主要保藏人。19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从其处购入一批黄氏藏书，“大约千余部，精华部分为黄氏及其亲友的著述稿本、抄本及批校、题跋本，共三十余种，其中十余种为黄氏手稿，弥足珍贵”（《贵筑黄氏手稿辑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前言”）。另外尚有零星散出者，如国家图书馆藏《黄陶楼日记》手稿四十七册，据黄襄成题识：“是本旧藏长沙寓次，中遘辛壬之变，湘城乱亟，书画多见毁损，伯母傅太夫人乃挈劫余避之海上……壬申冬，奉调旧京，此残帙敝簏亦遂携与俱北。治事之余，渐得启视，则此数十册委积诸箧中，鼠螙所伤，几有不复可辨者。先人手泽，零落至此，可愧也已。”（《黄陶楼先生日记·题记》）可知1932年黄襄成始对家藏遗存整理重装，他非常珍视这批黄氏先人的手泽，不愿轻易示人。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贵筑黄氏手稿辑存》全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黄彭年著，樊长远等整理《黄陶楼先生日记》，凤凰出版社，2020年

至1950年代，黄襄成有意将黄彭年日记“捐献政府”，借此谋取文史馆位置。朱启钤当时表示：“文史馆绝不能收容笃疾之人，且彼昔曾依附权门，犹为众所属目，行老亦爱莫能助。遂以原书返还其家，我只属濮君逐日至彼处细审日记，编一年谱，或将其记中古近体诗录出，以备继再同丈遗稿印入《黔南丛书别集》。”（下册，1144页）按“行老”，章士钊，时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此事未果，但促成了《陶楼诗钞》的编印。此稿源头混杂，编排零乱，“君伟手钞《陶楼诗集》四册，据其自记，全从日记中录出；其别集则从秦生丈所存卷册钞附若干首，并未分卷，且日记本虫蚀部分断简残字无从辨证之诗，只以失题纪之，以待旁证”。朱启钤再次想到了表弟瞿宣颖，请其来京“审订”书稿。据瞿宣颖《陶楼诗钞序》：

余既久住江南，顷复北游，重寓蠖公京邸，出是编属为勘定。行踪倏忽，齿髪渐衰，已无能为役。然蠖公年将九十，犹勤勤若此，其敢诿谢而不缀一言乎？当世宏达，或有取焉。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瞿蜕园。（下册，1147页）

1959年7月13日黄炎培致书范文澜、刘大年，也论及此事：“前曾谈及我朋友读地方志最多、著有《方志考》者，瞿宣颖——原号兑之，现号蜕园——来京了，住在他的表兄朱桂莘（启钤）家，东四八条五十四号，电话42879。他来京为的是朱桂老（八十九岁）招来，帮桂老审阅关于油漆的著作（《漆书》），不久仍将回沪。”（《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7页）1960年1月，经瞿宣颖手订，《陶楼诗钞》四卷定稿，交付油印。

赵庆云、马忠文编：《刘大年往来书札墨迹选》，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二）政协文史资料

1951年7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院成立，符定一受聘任第一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为副馆长。1959年10月，章士钊继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下册，1102、1148页）。在当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会后的茶话会上，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发表了倡导文史资料工作的讲话，提出“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之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迅速成立，由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五人任副主任委员，王伯祥、章士钊、吕振羽等四十人为委员，无一不是社会各界名流或史学界名家。资料征集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至1960年1月，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

朱启钤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在《朱启钤年谱长编》中，未见他与“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直接联系的记载，但通过章士钊的渠道，他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解释进入了很多收在《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章中。据刘宗汉言，章、朱启钤交谊“不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而是从清代戊戌变法时代开始的”，后来彼此政见不同，二人有时甚至分隶南、北两个政府，“但60年来交谊往来，却持续不断”。他并忆及章士钊晚年请朱启钤审阅“回忆性文章”的细节：

章士钊先生当时经常写一些回忆性文章，发表前，也要送朱启钤先生提意见，并将朱先生的意见吸收到自己文章中来。记得章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沈荩的文章，其中提到的一种秘密处死方法“打加官”，就是朱先生在签注中告诉他的。（《有关朱启钤先生史料的几点补正》，《北京文史资料》65辑，127-129页）

按，此文应即《疏黄帝魂》第四十一篇《祭沈荩文》（1961年10月），文中录有朱启钤关于“或传荩被箠死于刑部慎刑司”的解说，附言：“朱君笃老康强，善记往事，辄为濡笔录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299页）复按章士钊《同兑之寿蠖公开秩百岁》，有云：“忆昔论交岁辛丑，北徵半道奇耕耦。二十世纪第一年，过从周甲古稀有。中间事变牵人往，我象南箕公北斗。暮年合辙非偶然，十载联床镇相守。”（下册，1168页）则章、朱订交当在辛丑年（1901）。其时朱启钤奉姨丈瞿鸿禨令，送瞿眷自湘北上，旅次武昌，章士钊任朱家西席，教授朱启钤长子朱沛，瞿宣颖也于此时“始习泰西文字，与同学俊豪章君行严辈朝夕切磋，见闻益富”（上册，41页）。同祝寿诗还有“蟠胸掌故渺无涯，万应不辞大小扣”之句，也就是说，朱启钤胸中有无数历史掌故，对章士钊大小各色问题都能给以满意答复，今见章文多有引“蠖称”“蠖语”等言，此亦即二人“暮年合辙”之一幕。

章士钊（1881-1973）

1961年11月，章士钊、周叔廉往访朱启钤，章以《书赵智庵》一文请正，后者阅后为补史实。章士钊记其事：

蠖公九十生日，贺客一百零一人，余与遐庵[叶恭绰]、叔廉咸在。余挟文与俱，客多，无法展示。越日而往，客惟叔廉相陪，蠖急促阅文毕，慨然言：……蠖语至此，叔廉有事他去，余亦浩然有归志，遂杂录其语而退。”（《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5年）

按，“赵智庵”，赵秉钧（1859-1914），与朱启钤在清末巡警部时期即为同事。朱谓：“新官制行，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以肃王善耆为尚书，左右侍郎仍旧。我与智庵指臂相联，依然如故。”关于赵秉钧之死，“人只知为项城所贼，其详情莫得而闻”，章士钊为此专门往询朱启钤，而将所得录入文中——

以朱启钤蠖公与智庵同僚稔熟，当能深知内蕴，因发缄询之，蠖公书示如下：……蠖公言词质实，了不为项城讳。此公暮年坦率，不肯以私害公，语堪垂后，吾甚倾服。

蠖公叙述甚详，足见智庵一生轮廓。夫智庵者，项城之智囊也，缘参预秘密过多，致以猜忌殒身，可为一叹。外间甚至传说：光绪帝先西后一日而殁，亦与智庵之毒辣手段有关，此蠖公指为无稽，吾乃存疑不问。

关于此一大历史关节，章士钊以为朱启钤“暮年坦率”“叙述甚详”，此外还听说不少趣闻掌故，文中多记“蠖公复告余一趣事”“蠖公此说甚有趣”等语，可见二人往还，大有“大叩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之默契与谐乐。

赵秉钧（1859-1914）

1906年，保皇党人梁铁君（别名梁尔煦）受康有为指派入京谋刺慈禧，为人告密被捕，化名“吴道明”受审，坚称仅探听光绪近况，最终遭袁世凯下令毒杀，为晚清一大要案。梁铁君之子梁元（字蕴侯）与章士钊为连襟（梁妻吴亚男，为章妻吴弱男之妹），1961年章氏在香港见梁元时，得一记梁铁君案文稿及若干遗札手卷，遂成《吴道明案始末》一文，据其记述：

今阅梁文，追怀往事，事阅五十余年，亦在若茫若昧之间。又知梁文所指外城京厅，当时厅丞为吾友朱君启钤，或者朱知此事綦详，拟往就询一切。不谓朱见梁作，恰有同感，寒暄甫接，滔滔为余缕述办案经过，而却不知吴道明究为何人。（《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1961年）

章士钊由梁文激发兴趣，走访当年在外城巡警总厅经办此案的朱启钤，并有函请回忆吴案始末：“弟此次至港，得了一些吴道明的材料，拟草成一文，而公所写办案经过存在我处的纸片，一时竟找不着。因公所知实为第一手材料，势不可少，拟请抽暇重述一通，即零星记在纸片上亦得。”（下册，1176-1177页）

章士钊从朱启钤处取得不少口述材料，无疑是研究此案的珍贵史料。不过，此类所谓“第一手材料”仍需先审其性，而后用之。当代学者综合新旧史料，再考“梁铁君案”，即指出“章士钊对康有为有许多成见，所见到的材料又有限，因而他的论述不但有失偏颇而且错误较多”，且当事人回忆亦有不可凭信之处，如“朱启钤认为至迟到1906年8月20日梁铁君一案‘当无不勾当竣事’，即梁至迟于8月20日之前就会被处死，朱的说法纯为主观臆测不可信”，结合康有为函札和当时《中华报》报道，梁死于1906年9月1日应较可信。再如梁铁君赴死情节，康有为说“袁世凯亲鞫之，君面数其背上卖友之罪，袁世凯令四将陪饮而杀之”，朱启钤认为袁不可能亲讯梁铁君，并且梁到津未受审讯迅即处死，“然而朱的说法都非亲见，而是推断，并不可信”（参看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叶恭绰（1881-1968）

“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1919年）

朱启钤是1919年南北和平会议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年谱长编》中“中华民国八年”条也是全书中体量最巨的一年，几占上册篇幅之半，而内容多数关于“南北议和文献”（上册，477-758页）。1960年代初，叶恭绰撰有长文《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也得到朱启钤“参稽资证”，文末附录其《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内云：

关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一事，距今已四十余载，更以年老健忘，回溯旧影，十不及一，寒舍所幸存之残档，亦属零篇断简，不能首尾衔接。今承遐翁[叶恭绰]以超然之态度，本传信之方针，记述成篇，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并承参稽资证，仅就我所能回忆者，说明于后（偏重在吴鼎昌庚电一事），聊作补充，容或尚有出入之处，尚希有关方面谅恕为幸。（《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1963年）

朱函表彰叶恭绰是以“超然的态度”“传信之方针”来写回忆文章，但也承认自己“年老健忘”，所述史事“容或尚有出入之处”，很能反映“文史资料”工作的两面性质。约略同时，瞿宣颖写信怂恿朱启钤撰著个人回忆录，也谈到了如何来写“文史资料”的问题：

《文史资料》，我在此间政协也是参加工作的一员，自己也写了一点。就我所体会的，我们笔底下，固然不可强为粉饰，致涉阿私。但，尤其重要的是：也不能按今天的要求来要求以往的人，更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条件，反致失实。如果专就我们所亲闻目睹的事，据实而书，不必预存隐讳避嫌之意，自然于心安，于理得，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如此。（下册，1178页）

关于“传记文学”的虚构本质和阐释策略，钱锺书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我又想到胡适当年劝梁士诒写自传，也清楚了解此类“箭垛式人物”自述文字的多义性，但他自信“有训练的史家”能够用合适的“方法”处理史料——

我有一次见着先生，我很诚恳的劝他写一部自叙，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政治史与财政史上都曾扮演过很重要的脚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恶；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四十自述·自序》）

就文本性质而言，“文史资料”明显包含自述、回忆的属性，同时又是具有统一战线特点的近现代史料，具体表现在所谓“三性”（统战性、史料性、可读性）、“三亲”（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虽然学术出身与胡适迥异，瞿宣颖也是一位深具“史家意识”的学人，他在早年论及“掌故学”，便要求“运用科学方法来治史”，他说：“所谓掌故学者，每被人看作只是胸中装有无数故事的人，则掌故之学，便失去真价值。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一士类稿·瞿序》）所谓“政协文史资料”，约略为新时期的“掌故学”，则这些从旧时代过来的老人们在历史书写中如何“记忆”与“遗忘”，也便成为了一个需要思量的问题。

徐一士著《一士类稿》，瞿兑之题签

1961年11月2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为百位七十以上的老人举行宴会，以朱启钤为首，时年九十岁。周恩来作为主席倡议赋诗纪盛，叶恭绰有诗云“称觞同祝八千春，寿域分明集寿人”“四朝闻见成书早，九老篇章韵事新”（下册，1165页）。按，政协诸耆老年龄平均八十，百人则八千岁，故号“八千春”；“四朝闻见”，指南宋文人叶绍翁所撰笔记《四朝闻见录》；“九老”则出典自演义小说《兴唐传》中的“开隋九老”，即隋朝开国的九位重臣。像朱启钤这样的世纪老人，亲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共和国，用以前的标准衡量，相当于跨越了“四朝”。新中国时期的文史馆制度、文史馆员的生存状态（如瞿宣颖早先“薄文史馆员而不为”，后又“急时抱佛脚”，下册，1176页）、政协文史资料的形成机制、写作者的心态与策略，在在值得注意。朱启钤是典型的寿命长，经事多、知识富、心思密之人，类似历史人物，我还能想到章士钊、叶恭绰、周叔廉等等，他们留下数量可观的文字著述，并深具价值，但需要“有训练的史家”运用方法，有所鉴别，然后利用，从而真正推进其人及其时代的研究。

（本文据在《朱启钤年谱长编》座谈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2025年6月13日）上的发言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