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的长江，出青藏高原，穿高山峡谷，过峻岭险滩，经江南水乡，最后从上海而入海，海纳百川，成其宏阔。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文明如潮，江声浩荡。

澎湃新闻联动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沿线共13省（区、市）主要媒体，近日陆续推出“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之《溯江而上》专题报道，从长江下游溯江而上，对长江文化进行报道。

广富林遗址所在的松江自古就有“九峰三泖”，是上海唯一有山有水的胜境之地，也是历史上人文渊薮之地。文献记载广富林“后带九峰、前迤平畴，为西北奥壤”。历史上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蒙师陆润玉也写下亦诗亦史的《富林十景》，描绘的就是广富林的景致。

广富林遗址公园

广富林遗址当年考古旧影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是上海三处以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古遗址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富林遗址最早于1959年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1999年才正式开始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从1999年至2015年，通过持续17年不间断的考古发掘，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包括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周代至宋元等各个时期的文化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并确认了广富林文化。

考古发掘表明，广富林自从距今5500年崧泽文化晚期就开始有人在此居住，此后延续数千年基本没有中断过。“松江被称为上海之根并不是说它的历史最久远，而是从崧泽文化晚期直至近现代，松江始终有人们生产生活的遗存，历史脉络未有中断，广富林遗址就是这一历史脉络的见证。”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翔说。

广富林，跨越五千年的诗意居所

藉着秋高气爽，澎湃新闻近日走访了位于上海松江方松街道广富林村的广富林遗址。

广富林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广富林所在的松江自古就有“九峰三泖”，是上海唯一有山有水的胜境之地，也是历史上人文渊薮之地。较之此前走访的青浦的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这里呈现的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借着广富林古遗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当地将其开发成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成为上海一大旅游热门景点。

广富林遗址位置

据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翔介绍，广富林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配合当地基建需要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边发掘边基建，一直像是与当地的基建项目赛跑。持续17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使其成为上海考古史上发掘面积最大、也是呈现历史面貌最清晰的一处遗址。

广富林遗址南发掘区全景

广富林遗址西发掘区全景

广富林遗址考古探明面积约20万平方米，累计发掘面积约7万平方米。现在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内经过开发，有建筑的地点当年都做过考古发掘。遗址公园中心位置还留了一片广富林遗址核心保护区没有发掘过，现为一片开阔的稻田和绿地。2013年，国务院颁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富林遗址核心保护区中心开阔的绿地

广富林历史悠久，考古探明早在5500年前即有人类居住，且延续5000年历史脉络不曾中断。据文献记载，广富林原名皇甫林，始见于元末杨维桢《干山志》。明正德《松江府志》称“广富林市”，曾隶青浦再归松江。

广富林“后带九峰、前迤平畴，为西北奥壤”，东西为古航道沈泾塘、顾会浦及官塘古道。长街与市河并行，河设桥栅，街设路栅，为“入郡孔道，邮传往来之要冲”。居民蕃庶，“蔚为一方之望云，云间北首第一镇”。

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内一角 

董其昌所作的《燕吴八景图》之《九峰招隐》

明代书画大师、华亭人董其昌所作的《燕吴八景图》，其中三开描绘松江胜境；元末明初诗书大家杨维桢为躲避战乱迁徙至松江，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去世后三人合葬于干山（即天马山，古时候称干山），世称三高士墓。在今日松江天马山景区中，还留有后世重建的墓碑。明代华亭画家姜贞吉《山静日长图》描绘云间九峰中的干山景色……

这些名胜与著名的历史人物陆机、陆云、陶宗仪、杨维桢、董其昌、陈继儒等的联系，为九峰三泖增添了光彩，也增加了当地历史人文底蕴。

广富林遗址周边水网密布

广富林背依九峰，水网密布，平畴沃野，一派湖光山色。地理条件可谓十分优越。历史上还有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的启蒙恩师陆润玉，华亭县广富林人，因眷恋家乡草木，写下亦诗亦史的《富林十景》，细细对照，《富林十景》诗中仍与现今的广富林遗址多有关联。

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内的秋景

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内的菜地与水缸

“这里自古就是生活栖息的优良场所，古人选择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是有它原因的。”黄翔说。从地理上看，广富林遗址算得上是上海地区地理环境最好的一处遗址，它的北面环绕的是上海的九峰，古人讲山的南面属阳，是好地方；从小环境来看，广富林遗址是一个北、东、西三面环水的半岛，西面有一条河与陆地相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从聚落防卫角度来说是有先天优势的。

棘刺纹尊 春秋晚期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遗址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具

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广富林有着5000多年人类居住的历史。“300多座良渚时期墓葬的发现从侧面证明了广富林当时的人口数量。不过其人口规模最大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从考古出土的建筑材料、水井、青铜生产工具等都可证明广富林在东周至汉代时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大型聚落。”黄翔说。

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内模拟复原的上海先民房屋

初识“广富林文化”

广富林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无疑是发现并确认了“广富林文化”。广富林文化代表了良渚文化之后、马桥文化之前一个新的文化类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

2008年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场景

黄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广富林文化是一个内涵纷呈的地方性文化，虽然它的持续年代很短，仅两百年左右（从距今4100年到距今3900年），但却非常重要。在空间上，它是连接了长江和黄河早期文明的重要桥梁，在时间上连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和夏商之际的马桥文化，它填补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空白，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1990年代广富林遗址发掘工作场景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上海的考古工作不断有重大发现。崧泽遗址、马桥遗址、福泉山遗址等，确立了上海地区史前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展序列。良渚文化之后一般认为就是马桥文化，这中间其实存在缺环。

当时学界一直困惑于良渚文化衰亡以后的去向问题，当时提出很多种设想，有说良渚被水淹掉，或说良渚被外族统治赶走……而新发现的广富林文化正好处于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最发达的良渚文化之后，属于良渚文化没落以后的一个延续。

1999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为了探明广富林遗址的范围和内涵，开始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广富林遗址。经过一两个月的发掘，出土的一些夹砂陶器及其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注意。这些陶片部分器表刻划有花纹或装饰有绳纹等，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本地传统原始文化的遗物存在明显差异，它来自哪里？

当时主持发掘的考古领队宋建敏锐地感觉到，这或许是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系统的遗物，由此揭开了新发现的一角。2006年，中外考古专家聚集松江，经过学术研讨和实地考察后认为，“广富林文化遗存”是新发现的文化遗存，是一种新见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广富林文化”。

宋建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广富林文化相关遗存其实早在1959年就已经露面，只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未被辨识。“当时浙江、江苏等地也都有过发现，但都被混在良渚文化里。”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广富林文化袋足陶鬶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存在必然。很多迹象可能已经呈现，没有及时辨识可能稍纵即逝；新发现的必然则源自考古工作者自身的敏锐度、学识积淀和经验积累等多种因素。

广富林遗址考古 遗物、土样的提取

广富林文化发现之后，学界对广富林文化的源流问题展开了研讨，也呈现了对良渚文化衰亡后去向问题的思考。

黄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广富林文化的产生，学术界目前已有共识，即广富林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融合产生的，但进一步分析后还存在“外来说”和“本地说”两种观点。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

有考古学者提到，广富林文化先民是上海最早的移民。相比良渚文化而言，广富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原有传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性，在文化面貌上，差别甚大。“距今4000多年前，以王油坊类型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越过长江到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后，最终征服并取代了良渚文化，将自己的文化顽强地移植于原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内。广富林文化遗存发现于良渚文化遗存之上的事实表明这些外来的北方文化具有顽强的征服和生存能力，他们在原来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带立地生根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

广富林遗址留给人们的思考

“上海的遗址有它们不同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看点。崧泽遗址的特点是体现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面貌，有上海最早的文化遗存；福泉山遗址的亮点在于良渚文化阶段，尤其是在良渚文化晚期可谓上海的中心；广富林遗址的精彩在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被完整地保存，并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高峰。”黄翔说。

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

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内陈列的广富林遗址考古出土器物

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内陈列的广富林遗址考古出土器物

黄翔对广富林遗址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从入职上海博物馆之始，就参与广富林遗址的考古工作，伴随着遗址持续十余年的发掘，他也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子，成长为考古部的业务骨干。他笑言，“考古工作最忙碌的时期，一年有300多天在工地，回单位连保安都不认识我。”

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场景，左一为工作中的黄翔

广富林遗址的考古发掘持续了将近20年，作为上海考古史上发掘面积最大的遗址，光考古报告可能就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整理。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钱三漾阶段鱼鳍足陶鼎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陶鼎

黄翔说，广富林遗址考古出土的文物多数属于“普罗大众”级别，等级特别高的文物不多。比如广富林遗址发掘了良渚时期墓葬300多座，跟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发现来说，广富林遗址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高等级墓葬一座都没有。像象牙权杖、人头骨盖碗、玉琮等出土器物等级高的全在福泉山遗址。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钱山漾阶段 细高颈袋足陶鬶

“但也有一些发现很有意思，”黄翔提到，“比如发现了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完整的墓葬布局，这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人是如何埋葬先民的。”他们会有一个事先的规划，比如发现有为孩童专设的墓区。一些墓地沿用时间较长，墓葬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晚期墓葬打破早期墓葬时，常常将早期墓葬的骨骼收拢、移位，表现出对往生者的尊重及一定的氏族意识。

2014年，广富林遗址的考古又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发现了良渚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建于一处洼地之上，由人工堆筑草裹泥而成。土台外围采用草铺泥的结构进行加护。土台上部因受到破坏，没有发现功能明确的遗迹。

广富林遗址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台全貌

土台的剖面堆积

由于良渚人有堆筑土台的习惯，而这个土台的堆筑形式非常之考究，在上海地区尚未发现类似的土筑高台。环太湖地区其他遗址虽然曾发现过类似的遗迹，但大都没有完整的揭露，因此该土台的功用、性质很难不引人遐想。

土台草裹泥

土台外围草铺泥

由于该土台是用草裹泥、草铺泥工艺堆筑，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采用类似堆筑工艺的浙江良渚遗址的良渚水坝和莫角山遗址台地，这也意味着它作为墓地功用的可能性不大。

黄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就其个人观点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处专门宗教或者礼仪性质的场所。

良渚文化石圈

联系之前走访的上海福泉山遗址，就目前考古发现可知，福泉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出土了高等级器物，广富林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高等级建筑遗迹（良渚土台），福泉山与广富林有何紧密的联系，背后的历史真相如何？这些是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留给我们的谜团，有待新的考古发现。

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内水网密布

深秋时节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一景

行走到公园中心，可见广富林遗址核心保护区内开阔的稻田和绿地，边上还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作为遗址公园内的遗址核心保护区，这里还保留着遗址发掘前的样子。望着眼前一望无垠的稻田和绿地，仿佛几千年就是苍茫一瞬间，浮现出上海先民们在这里劳作生息的场景。

广富林遗址核心保护区北有几个半埋地下、酷似陶罐的建筑，是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

在遗址核心保护区北，隔着一条八曲河，对岸有几个半埋地下、酷似陶罐的建筑，是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馆内陈列展示着广富林遗址考古出土的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并非一般的可移动文物，而是在考古中发现的广富林文化时期先民居住的房屋基址。广富林遗址发现过三处广富林文化的房屋遗迹，当年建设方将其整体切割、保护、移位送到了展示馆里展示。

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展示的整体切割、保护、移位的广富林文化房屋基址

考古发现的广富林文化的地面式双间排房

“在发现这些房屋遗迹之前，我们对于广富林文化的认识基本还是片面的。”黄翔说。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大口缸

展示馆内还展出了一件广富林文化的玉琮，玉琮是良渚文化的重要器物，这件广富林文化玉琮虽然在造型上还是外方里圆，但它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着明显的区别：良渚文化时期标志性的神人兽面纹在广富林时期的器物上已经荡然不存。

广富林文化玉琮

秋日时节，行走在广富林遗址公园内，尤可见水网密布，河网纵横，一如历史上广富林优越的栖居环境。松江何以被称为“上海之根”，正如黄翔所言，“源”代表着最早，而“根”则代表着不间断。广富林的人们从五六千年前在此定居生活，这人间的烟火气便延绵不绝。只有把“源”和“根”的问题讲清楚，上海才能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