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倾盆。

49岁的湖南慈利县零阳街道石马村党支部书记杨年勇腰间系着安全绳，一点点沿着峭壁爬下18.8米的梯子。

他的目标是给打儿岩水库开闸泄洪。一开始向下爬，杨年勇有点害怕，腿发抖，但他知道“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事发突然。6月19日上午巡查时，水库水位还好。下起暴雨，山上有洪水下来，到了中午，杨年勇发现水位已逼近警戒线。水量太大，以至于无法按常规方式开闸泄洪。要等县里的专业人士已来不及，情况紧急。

爬到水坝底部，杨年勇两条腿缠在梯子上，用两只手扳、用铁棒敲阀门。阀门打开，水一下子冲出了七八米远。这为水库下游6个村民小组的519位村民解除了危机。

石马村党支部书记杨年勇雨中开闸泄洪

今年6月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一些地方出现洪涝和地质灾害。而在防灾能力较为薄弱的农村等地区，村干部等基层防汛人员承担着防灾救灾“最后一公里”的压力，成为群众安全最后的守护人。

冒雨徒手开闸的杨年勇只是其中一例。6月15日凌晨，广东信宜市贵子镇村干部刘名芳在村中冒雨巡查，发现路边水沟涌出大量黄泥水，她立即上报情况，并逐户敲门组织村民紧急转移，村民转移一小时后发生山体滑坡，57人幸免于难。

与极端天气共存，需要一套应对机制。四川省地震预警与应急研究会会长、应急管理专家顾林生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我国吸取了前些年的暴雨应对经验，提升了基层防汛抗洪能力。不过在人力、资金支持等方面尚有优化空间。

踏遍十八公里泥泞

6月19日，石马村已连续下了两三天的雨，加上澧水上游泄洪，下游发大水，为避免危险，当天夜里，村里紧急转移了下游5户居民25人。

杨年勇说，转移村民有时并不容易，因为村里老人舍不得自己的稻谷、玉米。这一次转移中，有一位老父亲74岁了，觉得洪水淹不上来。杨年勇劝老人和老人家属，“什么东西都没有人的生命重要。”

他跟老人说，如果受损了，上面有相应的政策，只要他能帮老人家争取到的，都会帮他们争取，并请老人的孩子们劝说老人。村支两委的党员和志愿者看到洪水将要到来，守着待命。直到洪水进入了老人家的晒场，老人才默认了撤离的事。

因为及时转移，村民们除了农作物受损，没有人员伤亡。

组织村民转移有时需要反复劝说。6月17日，连日降雨让广东英德连江口镇南坑村党总支书记谢丽英神经紧绷。据南方+报道，她发现村后山土地有下沉迹象，存在滑坡风险，立即和其他村干部组织3户9名村民转移。然而，刚转移不久，两名老人担心家里情况，又返回家中。

谢丽英得知后，赶紧赶到老人家中，握住老人的手，一遍遍安抚，终于将老人安全劝离。

“三断”（断路、断电、断网）是更大的挑战，需要想尽方法向外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5月23日开始，云南怒江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过程。5月30日晚上10点，暴雨一直下着，独龙江水位持续上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村的村干部们冒雨挨家挨户走访沿江地带的住户，安抚村民的情绪，将村民们转移至安置点。两天内，巴坡村共转移了32户113位村民。

转移结束后不久，巴坡村的电力、交通、通讯全数中断，39岁的巴坡村党总支书记木京龙，只能通过卫星电话向乡政府汇报受灾状况。

然而地处偏远的巴坡村斯拉洛小组受灾状况仍未明晰，通往独龙江乡的道路损毁情况也无从知晓。考虑到后续物资清运、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木京龙决定“一边搜集情况，一边排险”，徒步前往18公里外的乡政府汇报灾情。

5月31日上午11时，勘察完斯拉洛小组的木京龙身披红色雨衣，脚踩黑色雨鞋，带着相机，和4名党员突击队员一同沿着出村的公路北行，左侧是泥石流频发的山体，右侧是滚滚奔流的独龙江。

他记得，队伍沿途绕过了7个塌方处，为安全通过危险路段，队员间保持着约一米的前后间距。先行者通行时，后方队员密切观察周围环境，时刻警惕山体可能发生的落石。“因为担心落石砸到人，我们尽量一个一个地过。”木京龙说。

遇到塌方和泥石流路段，队员们有时要从山上绕行。木京龙回忆，下方是悬崖，最深的地方有三四十米。在泥石流堆中穿行，他需要用手摸着边上泥石流带下的树枝，小心翼翼地伸腿寻找稳定的踩脚点。

有一处塌陷，泥浆和碎石深及膝盖以上，木京龙一脚踩入，整条腿瞬间陷了进去，动弹不得，“使劲拔也拔不出来”。他把脚上的雨鞋脱掉，两只手用力地往上拽，才将腿拽出。

有一处被泥石流彻底掏空的塌陷点——原本坚实的公路地基被汹涌的泥石流硬生生“咬”出一个大洞，露出下方奔腾的江面。

面对仅剩的约十公分宽的路缘，木京龙一行只得侧着身子快速通过。悬空的路面让素来习惯走山路的他不由心里发寒，“很担心路面支撑不住，人直接掉进江里。”

下午1点，浑身沾满泥浆的木京龙终于抵达乡政府，脚上的雨鞋已被泥土覆盖，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他向独龙江乡乡长汇报了灾情和物资储备情况，原路返回巴坡村，参与灾后重建。

极端天气下的防汛

7月4日，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都已进入主汛期。截至4日早上8点，累计已经有3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地方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灾害。

极端天气日趋成为常态。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介绍，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于增多、增强，气候风险指数呈升高趋势。

面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完善预警机制是防灾的重要一步。

据木京龙介绍，云南省近年建立了“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即气象部门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水落区精细到县（市、区），提前6小时和2小时预报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

此次5月底的汛情，木京龙收到了乡里发来的预警，于是牵头成立了以村党总支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牵头的应急抢险小组，统筹协调巴坡村“两委”干部、民辅警、驻村工作人员、党员、地质灾害监测员和河道管理员等人员力量，组建了五个工作组。

每组由15-20人组成，分别负责防汛减灾宣传、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疏散、沿江排查搜救和灾情统计等工作。

独龙江雨季较长，加上当地特殊的高山峡谷地貌，木京龙感慨，近年来防灾培训、巡查、转移工作的频率都在增加。

他说，汛期巡查工作频次已由过去的每月3至5次，大幅提升至如今几乎每天两次，由村“两委”成员分片负责。对于辖区内12个敏感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包括泥石流、滑坡等高风险区域，则由专门的地质灾害监测员或河道管理员负责盯守，每个点配备两人，每天至少巡查两次，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及时响应。

湖南慈利县石马村的杨年勇也提到，对于隐患点，村里都有分工盯守。村里2个水库、4个山塘，有6个巡查员负责巡查。汛期，村支两委也加入巡查队伍。他徒手开闸泄洪的打儿岩水库是个小二型水库，实行县里、镇上、村里三级管理。他是打儿岩水库的巡查责任人。

 “人手少、任务重”，如何破解？

避险之后，是家园重建。

开闸泄洪、转移群众后，杨年勇不能闲着，又开始统计村里的受灾情况，着手防疫、消毒等工作。

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帮村民收拾被水淹的稻谷和玉米，尽量减少损失。清理稻田里从山上冲下来的树枝和垃圾，疏通沟渠、清理淤泥。遭洪水浸泡的猪圈要消毒，给群众发放消毒药品，要向大家做好使用说明。

7月1日，杨年勇说，村里已经进行了三次防疫，特别是进水严重的房屋都进行了消毒杀菌。

一到汛期，一些易受影响地区的基层干部便神经紧绷，他们需要身兼数职。湖南一位年轻村干部告诉澎湃新闻，这两年的汛期，最忙的时候在六月底前后的一周。今年汛期，有一天凌晨1点多，睡梦中的她被电话叫醒，要求通知各村，提示加强防范。

响应期间，除了巡查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地点、准备应急物资，县里每天晚上要召开视频调度会，以便汇总情况、安排工作。她告诉澎湃新闻，村干部们都是随叫随到，“人手少、任务重”。

四川省地震预警与应急研究会会长、应急管理专家顾林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农村的防汛工作值得关注。由于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防汛工作需要的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中年人比较少。村里基本只能靠村干部参与防汛，力量薄弱。

顾林生认为，面对重大汛情，需要考虑如何动员力量。他认为，如果早早有了预警，村干部人手不足时，可以动员民兵、武警、消防，或者短期招募相关人员，确保有人真正参与防汛救灾工作。

若要动用村民的力量，比如请有推土机的村民帮忙加固堤坝或抢险，顾林生觉得，需要建立补偿制度，准备动员资金。相较于灾后修复、重建的大笔拨款投入，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灾前预防。

他向澎湃新闻提到，目前关于防灾防汛的顶层设计都规划得较好，但落实起来遇到了“有法没财”（指公共财政预算）、“有法无人”（缺乏人手）等问题。顾林生认为，我国在防汛抗洪中提供机械设备的基础上，需要配套做好风险排查、监测预警、教育和响应机制，最终目的是提高整个社区的应急能力。

截至7月8日，洪水过后，巴坡村受灾最严重的3户村民仍在投靠亲戚。他们的家园需要重新选址重建，独龙江乡政府正在推进相关工作。其余村民在安置点生活了几日，已陆续返回家中。

木京龙觉得，“独龙江乡的地貌，只有相对安全，没有绝对安全”。但同时，在乡党委统筹和村民的配合下，他觉得预警信息更精准、演练更高效、灾后处置更及时了。

（实习生汪子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