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爱尔兰] 奇安·T.麦克马洪著，初庆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版，88.00元

自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几乎拥有爱尔兰全部耕地的英国地主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使大多数爱尔兰人只能依靠在小块土地上种植马铃薯来维持生计。1845年夏天开始传播的一种不为人知的病害使马铃薯作物大面积受灾，引发了越来越惨烈并且持续到1852年的大饥荒，爱尔兰岛八百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饿死，近两百万人被迫移民逃荒。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不仅仅是天灾，同时也是人祸，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英国政府不但对大饥荒的不作为、援救不力，而且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要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因此至今很多爱尔兰人认为政府在知道饿殍遍地的时候而不作为、在并非完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不救援，就是对爱尔兰的种族灭绝，其行径与纳粹屠杀犹太人、奥斯曼帝国灭绝亚美尼亚人一样是犯下反人类罪。

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移民潮由此产生，灾民们或单身或举家漂洋过海，逃离到处是饥馑与死亡的故土。虽然并没有发生过在村镇道路、交通要道上到处堵截、禁止逃荒等更为灭绝人性的人身暴力控制行为，那些逃难移民的道路仍然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辛与危难。爱尔兰历史学家奇安·T.麦克马洪（McMahon Cian T.）《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The Coffin Ship： Life and Death at Sea dur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2021）讲述的就是这个因大饥荒而产生的大移民和海上航行的生死故事：从启程前与海外亲友的联系到如何筹钱购买船票，从如何了解所有相关信息到以何种方法抵达启航港口，从如何才能上船和在航行中发生的一切到抵达目的地之后如何上岸找到立足之处。移民在航行过程中仍然要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人在船上因疾病、暴力等原因死去，最后葬身大海，这些移民船因此也被称作“棺材船”。

看来麦克马洪力图让中国读者和他一样对于大饥荒时期的移民血泪史感同身受，因此在“中文版序”的开头就讲述了一个有关中国人的故事。1852年秋，“格特鲁德”号（Gertrude）从爱尔兰启程前往中国厦门，在厦门征募了三百多名契约华工后驶往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以补充那里的劳动力。华工与船员之间的关系由于食品供应和语言不通等问题从一开始就高度紧张，在这段长达四个月的航行中发生的各种冲突，最后导致了有十七名华工移民被船员开枪打死并有更多人受伤的悲剧。作者认为契约华工的遭遇与《棺材船》一书的核心人物爱尔兰人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重塑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历史上大规模移民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和爱尔兰人在移民海外的航船上死亡率相近，高达百分之十；最重要的是，华人和爱尔兰人与其他经历漫长路程的移民都同样感受到沟通不畅和暴力的影响，也都被齐心协力和大无畏精神所形塑。作者接着还谈到对十九世纪的契约华工而言，“苦力”（coolies）一词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如果可以倾听他们的声音，那么我们对他们经历的历史解释会有什么变化呢？”（第3页）有关中国人生命的悲剧故事和被贬低、被歧视的命运，当然不应被我们忘记。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中国普通民众所经受的所有战乱、大饥荒、迫害的苦难史，必须思考如何“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何重新解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棺材船》就是一面雷蒙·阿隆在《历史意识的维度》（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1961）中所讲的那面鉴古论今的“历史倒后镜”，十九世纪的爱尔兰移民和那些遥远的“棺材船”不再与我们无关。

关于“棺材船”（Coffin Ship）这个带有恐怖色彩的术语，一般认为起源于大饥荒时期。麦克马洪指出实际上这个术语的出现早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且在饥荒时期很少被提及；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反英斗争中才开始流行（第4页）。问题是麦克马洪在“中文版序”和“导论”中一再指出，虽然对移民海上生活的关注是重要的，但是以“棺材船”这一术语作为描述大饥荒时期的移民航船状况的一个准确而且流行的表述，会使爱尔兰移民被束缚在“棺材船”的形象中，忽视了他们的活力、创造性和能动性；“这种表面的刻板印象不经意地剥夺了移民的人性，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历史档案之中”（中文版序，第2页）。“长期以来，这种将饥荒时期的移民船只描述成‘棺材船’的线性叙述模式，使人们对这一航行的真正理解蒙上了阴影。然而，当使用移民的话语去划破它的表面时，我们对移民的实际生活便有了一幅更加复杂却愈发清晰的画面。”（导论，3页）这是一种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揭示了某些流行术语会给历史研究蒙上刻板的、固化的阴影。在这方面我们也遇到过不少相似的例子，仍然有待澄清与研究。因此，麦克马洪之所以将书名定为“棺材船”，就是要从这个流行术语入手，扭转那种固化、刻板的关于爱尔兰移民船的说法和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以获得对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的完整认识以及更广泛意义上人类移民的完整认识。他说：“我在书中的目标是将这一航行过程从晦暗不明的历史中拯救出来，然后重新安置航行的船只，将其与寓所和每周发行的报纸一同作为移民史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第5页）

具体来说，作者通过在世界三大洲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寻找与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相关的各种书信、日记、政府文件及报纸等所有史料，在阅读、分析和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始终聚焦于移民的亲身经历，而且把航行前后的全部过程，把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跨国联系的行为、事件等都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说：“我最初的目标是辨识与理解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跨越大西洋的生存策略。”后来在研究中进一步确认的是：“一个人耗费在船上的数周甚至数月时间，仅仅是航行的一部分。19世纪的海上航行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收集离开所需物品开始，到在当地社区定居结束。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移民都要依赖地方性和国际性的联系网络。因此，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迁移过程绝不仅仅是个体从这里到那里。实际上，通过鼓励金钱、船票、建议与信息的跨国交流，航行本身在爱尔兰人大流散的世界性网络中催生出数不胜数的新线索。”（导论，第5页）这又是与揭示在“棺材船”术语下被遮蔽的移民的人性、鲜活性相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主题：运用跨国史以及正在迅猛发展的海洋社会史（maritime soci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力图展示航行本身就是人类迁徙谜题中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中文版序，第3页）。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麦克马洪的这一研究议题属于移民史、海洋史、航行史、跨国史和微观史的领域，具体来说既是对移民群体与个人的微观研究，同时也是对在跨国网络与特定时空中形成的共同体社会的综合性研究。

作者在“导论”中有一段文字是对全书内容和关键要点的生动而深刻的表述，值得引述：“全书五章内容依次考察大饥荒时期海内外的爱尔兰人在启程、航行、抵达的过程中同心同德、相互支持的复杂面相。从在十字路口的挥泪告别到路遇利物浦的骗子和盗贼，前两章考察了航行的早期阶段。第一章论证了准移民如何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时跨越数千英里以获得启程所需资源。然而，在统舱中获得立足之地只能算是第一步，他必须按时到达船只起航的港口。而要做到这一点，正如第二章表明的那样，常常意味着需依靠同样的跨国和地方交换网络，使航行成为首要之事。第三章探析乘客在统舱的海上生活，有学者曾将之与‘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作过对比。在一个周围都是陌生人的生态系统中，移民的共同体意识突破了朋友和家庭的传统束缚，这些在他们家乡占主导地位。海洋航行在真正意义上是以共有的经历为基础，而不是亲属关系，这为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理基础，也是在新世界建立新共同体的基础。海上生活使爱尔兰人从‘向外移民’（emigrants）变为‘向内移民’（immigrants）。第四章分析船上死亡的情况。经过对可获得的死亡数据的条分缕析，转向分析死亡和临终者对一个给定船只上的微型共同体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船上的死亡率可以将漂浮不定的共同体撕裂，但也可以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第五章涉及移民到达新世界面临的挑战。移民着手重建他们与爱尔兰的联系，这与他们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组建新的联系是同步的。总体而言，依据上述各章的简要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航行不是一条漂泊的线程，反而是移民生命肌理的一个重要接缝。”（14页）正是以上这些内容与论述，使“这种将移民航行作为19世纪全球网络连接链条的思路，为理解现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超越海量的统计数字、官方报道和陈词滥调，去倾听移民自己的诉说，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混乱但更加真实的图景，而且也有力地证明了成百上千次的航行如何帮助我们重织被撕裂的联结纽带。……本书正是以这些消失的声音为向导，带领大家穿越一段隐藏已久的历史的‘无轨深渊’”（15页）。从“消失的声音”想到了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那部名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The Voice of the Past，1978），似乎感觉麦克马洪是在通过书信、日记等资料对那些爱尔兰移民作口述史访谈。通过这些书信，作者“努力去理解爱尔兰移民是如何思考和言说大饥荒时期的航行过程”（270页），力图让那些消失在“棺材船”的航行中的声音重新回响起来。

读完全书之后，我比较关注的是全书最后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这是作者对在研究中使用的资料与相关认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补充说明，对于了解作者的学术意图及本书的学术贡献很有参考价值。

首先是在跨国视野的移民研究中把海洋史、航行史研究纳入进来。一方面要拒绝接受根深蒂固的“陆地中心主义”（terracentrism），这种观念无视海上航行的生活空间的真实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虽然已有的海洋航行研究聚焦奴隶贸易和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对奴隶造成的心理影响，麦克马洪的研究也受到这些著述的影响，但他还是提出了重要的新的研究路径：大多数奴隶在他们身后没有留下航行的书面材料，而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的书信、日记和报纸得以存世，这些史料有助于了解移民航行的每一个阶段，可以揭示出移民的声音与动机。“总体而言，这些手稿档案提供了目击证人的叙述，它们是以‘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路径研究移民经历的核心资料。”（271页）

其次，传统的移民史倾向于研究在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的移民，麦克马洪的研究则是力图“对前往东、南、西、北的移民经历予以统合”，也就是要书写“兼顾流散的或跨国的（transnational）与比较的或两国间的（cross-national）移民史”（272页）。这当然是一种颇有风险的学术意图，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如果要概括性地论述前往北美与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与流放犯人的移民经历，容易抹杀或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爱尔兰人内部、在前往澳大利亚的与跨大西洋的移民之间、在自由民与犯人之间都充满了复杂的差异性。作者则是力图“在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同时超越这些差异”，在整个移民过程的研究中，把由通信、跨洋航行对移民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跨越网络作为基本研究视角，把“移民共同体”（emigrant community）的概念渗透在整个研究之中。

另外的挑战来自研究这些移民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的时候产生的困难，“我很快就意识到现存档案无法构成大饥荒时期离开爱尔兰之人的一个完整且有代表性的核心样本”（273页）。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在社会经济、地域、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相互影响的方式，使得要在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有代表性、综合性的定性与定量分析都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对于相关争论和对所使用的资料的优缺点的认识，麦克马洪认为“连贯的、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不适用于本书。尽管我了解一些书中援引的少量书信的背景信息，但绝大多数书信缺少全方位数据。……我从这些资料中爬梳出有用的定性信息，但要以一种系统的、定性研究的方法来比较对照的话，将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最后采用的方法是极为直截了当的。我打算利用移民书信和日记，复原大饥荒时期爱尔兰人在移民过程中所想的和所谈论的内容”（275页）。这里谈到的“连贯的、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和“系统的、定性研究的方法”都是在移民研究中经常使用的，通常人类学家会比较擅长对移民群体、动因、文化现象进行定性的阐释性研究，而人口研究者和社会学家会更关注通过定量分析得出某种移民迁移模型。但是对于在具体史料中存在的难以归纳其性质或无法量化检验的问题，一味固执坚持这两种方法的研究结论很难在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等方面取得认同。

麦克马洪从戴维·菲茨帕特里克、克尔比·米勒和戴维·格伯的争论中发现存在的抽离语境、缺乏代表性等方法论问题，因此要寻求解决办法。他说：“当我发现“共同体”（community）对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读者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时，我又回过头去看我的笔记，寻找一种方式可以将移民的声音和谐地融入围绕这一概念的合理解释的合唱中。当我写作这些段落时，我有意大段抄录、直接摘引这些档案，希望增强移民自身早已消失的声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在处理这些书信和日记时能够更进一步：不是干瘪地叙述事实和数字，而是饱含深情地将这些实物视为遥远的亲友用以修复脆弱的社会关系的手段。”（276页）“共同体”这个概念在移民史和当代移民的研究中无疑是很重要和有效的概念，即便我们只是曾经与海外的移民群体有过一些接触，也会感觉到那么自然而又明显地存在着的那种“共同体”的氛围。麦克马洪所表述的“饱含深情地将这些实物视为遥远的亲友用以修复脆弱的社会关系的手段”这句话，本身也有某种情感的感染力，引人深思。

说到底，在今天重新认识和思考大饥荒时期的移民，不仅仅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更是对改变现实有积极意义。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移民潮过去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又有七百万爱尔兰人离开爱尔兰，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乘坐的是蒸汽船、后来是乘飞机，“但大饥荒时期的帆船仍然是移民经历的一个有力象征。它的力量反映在像皮特·圣约翰（Pete St. John）的《阿萨瑞的原野》（1979 年）和伦敦爱尔兰人的朋克乐队波格斯乐队（The Pogues）的《万人航行》（1988 年）这样的民谣和歌曲中”（262-263页）。这种象征力量在于不断唤醒人们对于大饥荒的饥饿、逃亡、移民艰辛和海上生死历程的记忆，从而对当代饥荒中的受难者和难民“报以根深蒂固的同情之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北部遭遇旱灾和饥饿，爱尔兰行动（Actions From Ireland）和爱尔兰明爱（Trocaire）等爱尔兰非政府组织为灾民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二十年后，爱尔兰作家约瑟夫·奥康纳（Joseph O’Connor）的小说《海洋之星》（The Star of the Sea）讲述的是大饥荒时期的一艘移民船的故事，作者认为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尔兰人的经历中得出的主要教训就是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帮助世界上数百万正在遭受饥荒，甚至会饿死的穷人。2019 年10 月，在一位爱尔兰人驾驶的一辆冷链运输车中发现三十九名死去的越南难民，爱尔兰议员马丁·肯尼（Martin Kenny）指出，船运集装箱就是“21 世纪的棺材船”。《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专栏作家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主张出台严苛的法律来保护移民劳工，并提醒他的读者：“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棺材船。”（264页）这句话很令人感到心悸与悲伤，不仅是因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棺材船”，更是因为我们已经太快地忘记了它们。

麦克马洪说，“培养对不幸之人的共情并非易事”（同上）。在过去几年期间，我们在信息媒体中目睹过多少普通人不幸的、悲惨的故事；在今天的俄乌战争、以巴冲突中，更有多少无辜平民每天都在经受着死亡的威胁及各种灾难的煎熬。作者说：“现在就像19 世纪中叶那样，现代性的离心力仍在侵蚀人类同心同德的纽带。经济不安全、大规模移民和过时的无知使很多人向内转，在种族和国家中寻找安全感。……我希望通过了解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的经历，可以穿过这些声音片段和统计数字。这样做时，我们可能要学会同情和支持那些就在今晚带着行李前往港口、驶入黑暗中的人。”（同上）全书最后的这句话特别令我感动，眼前好像就出现了在茫茫夜色中拖着行李、扶老携幼穿过整个城市走向车站、码头的那种情景。这几天在美国哥大、哈佛、耶鲁等大学校园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无论如何，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同情的呼声表达的就是“同情和支持那些就在今晚带着行李前往港口、驶入黑暗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