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美] 彼得·图尔钦著，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月版，375页

新年伊始，读完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的《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2023；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月）。选择读这本书和写评论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该书的主题“危局”——指当前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局面，虽然我们只是隔岸观火，而且在新年到来之际谈“危局”似乎有点煞风景，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是与我们及未来无关的“危局”；二是该书的核心理论是“历史动力学”，作为一门尚在建构之中的历史学研究分支，有关历史研究中科学预测的可能性探索是有吸引力的。人们在辞旧迎新之际常常会对新的一年怀有期盼，也会有人想作出某种预测；尤其是在连续几年经济下行和充满不稳定性的氛围之中，各种版本的“新年献词”其实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阶层的焦虑与期盼。原书名“End Times”直译是“结束”“终结”或“末日”，译作“危局”也很符合该书的主旨。从“危局”看“破局”的可能，从“动力”看背后的“推手”，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就是这样连接起来。那么，听听历史学家如何谈论现实的危局与对未来的预测吧。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的革命和危机有什么共同规律？每一次政权解体和崩溃是否有迹可循？美国为何会在21世纪20年代突然经历动乱的高峰期，而下一次的政治危机又将在何时降临？ 为了揭开历史周期的面纱，历史动力学开创者彼得·图尔钦基于汇编的史料记录，采用数据科学的方法和建模手段，追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不同“运动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网络，试图找到和平与冲突周期性交替的根源所在。 在书中，图尔钦首先回顾过往，引入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这两大因素，以解释社会动荡局面的形成基础；为避免叙事落入抽象，第二部分结合美国的现实经验勾画个例，呈现冲突各方的处境和诉求，包括面临绝望之死的底层、不满的反精英分子以及建制派精英；最后则着眼危机爆发的后果和未来的出路，在比较众多国家（如乌克兰、英国等）的应对策略和博弈选择时，作者探讨如何采取正确的措施，以度过当下的混乱时期。对于想要了解历史动力学方法的读者，三篇精彩的附录也不可错过。”（推荐语，见该书前勒口）这是关于该书内容的概括性介绍，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版块，一是关于美国动荡现实的“危局”（end times）的形成与解决方法，其中关于美国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社会动荡是普遍受到读者关注的问题；二是历史动力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两者紧密结合在历史叙事、现实观察和理论阐释之中，这对于研究历史学的可预测性和现实政治的“破局”议题更有重要意义。

图尔钦在“前言”中首先论述的是关于“历史科学”的可能性争议。包括著名的卡尔·波普尔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强烈认为历史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太复杂、人类太多变，科学进步无法被预测，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差异太大。而图尔钦则认为“历史科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用的：它能帮助我们预测我们在当下做出的集体选择如何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前言，VII）。这就是历史学家在现实“危局”中思考“破局”的基础和底气。

“历史科学”这个概念是史学史中的老议题。我们知道，早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任教于埃尔朗根大学的神学家约翰·马丁·克拉登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1710-1759）在他的《历史学通论》（Allgemei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752年）中第一次引入了“历史科学”的概念，并阐释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从逻辑上澄清和确立了历史知识的真理性，从而呼吁将历史研究提升为真正的科学。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历史编纂的科学化”在史学界不断被人们讨论，它意味着“把历史编纂同普遍的科学准则和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并使两者相提并论的一种趋势”（Wolfgang Hatdtwig， 1998；转见约尔丹[Jordan，S.]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1页）。另外，在我们的语境中比较熟悉的“历史科学”往往首先指向的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为一个历史系老学生，这是我在翻开图尔钦的这篇“前言”时马上产生的联想。在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中“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被作为历史理论而提出，之后历经了列宁、考茨基、斯大林等人的系统化和原则化过程。另外，在西方还有法兰克福学派、建构主义以及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等论域也曾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参见沃尔夫冈·库特勒，“历史唯物主义”，转见同上，141-143页）。

图尔钦的学术生涯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他是一名研究甲虫、蝴蝶、老鼠和鹿的种群动态的动物生态学家。在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他很快接受了从生态学到复杂性科学的转变，将计算机建模与大数据分析结合以回答诸如为什么许多动物种群会经历繁荣-萧条周期等问题。到了九十年代末，他和同事开始以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致力于建构一门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命名为“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这个概念源自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的名字Clio以及“动力学”（dynamics），即变化的科学。这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在高新技术时代的最新发展，其理想前景是“它能帮助我们预测我们在当下做出的集体选择如何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我们也要审慎地看到，从“历史编纂的科学化”到对历史发展的“预测”是要冒着更大风险的。德国历史学家阿恩德·霍夫曼（Arnd Hoffmann）就历史研究中的“预言”（voraussage）提出的疑问是：“历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发挥批判预言的作用？或者在关于长期进程和未来场景的预言中，历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一种咨询作用？”（见上引书，280页）本来，康德早在《系科之争》（1798）中就已经区分了“预测性”历史研究与“占卜性”历史研究，虽然他认为自由行动者的历史是不可预见的，但是他仍然在“占卜性的”历史观察意义上证明人类将向更好状态进化。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则把“预感”（Ahnen）的能力确立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要素。“然而，随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化和彼此区分，对于预测能力的怀疑则更为强烈：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 （1919）一文中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书面预测’。在卡尔·波普尔看来，根据规律构建起来的历史陈述不可能成为预言的基础（ Popper， 1957）。在今天，现代化理论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失败预言加强了人们对于预言的怀疑。……因此，人们也许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以便批判性地为构建一个开放的未来做好准备。”（阿恩德·霍夫曼，同上引书，281页）对于历史研究是否具有预测性，这显然是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

从前言开头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到书中关于美、英、俄、中、法等国家的近现代历史叙事的阐释，以及最后三篇关于历史动力学研究的文献，都表明了一种明确的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语境。由于该书的研究焦点还是落在解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动荡局面以及提出相应解决方法的议题上，读者可能会被更多吸引到有关美国政治的精英与反精英、意识形态撕裂与政治解体等论述之中，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化、学历贬值、大众政治话语权的丧失等议题更容易激起读者“无问东西”的联想。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或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高级学位毕业生过剩、公众信任度下降、公共债务激增等看似不同的社会指标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动态关联发展的结果，在美国所有这些因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不祥的转变（前言，IX）。在令人焦虑、痛苦的现实危局面前，理性的、批判性的思考无疑要从历史学的追根溯源开始。

因此，图尔钦在该书中的主要目标是要说明“我们是如何步入当前的不和谐时代的，并聚焦美国展开实证调查。因为这场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新政’时期，当时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非正式、不明确的契约以类似于北欧国家更正式、更明确的三方契约的方式，实现了工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在持续了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隐含的契约为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福祉增长。与此同时，‘大压缩时代’（Great Compression）极大地减少了经济不平等。……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工人利益和企业主利益保持着平衡，因此总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仍然很低。这种社会契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瓦解。结果，以前与整体经济同步增长的普通工人的工资开始落后。更糟糕的是，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有时甚至下降。其结果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在许多方面有所下降。 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平均预期寿命停止增长甚至下降（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开始了）。当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时，经济增长的成果却被精英阶层收割。一种反常的‘财富泵’开始产生，将财富从穷人那里抽走，然后输送给富人。‘大压缩’发生了逆转。在许多方面，美国在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与1870-1900年相似。”（同上，XII-XIII）在这段论述中已经浓缩了在书中展开阐释的主要内容，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精英阶层收割、反常的“财富泵”将财富从穷人那里抽走并输送给富人这些论述，听起来真让人揪心、难受。从现实危局的历史根源到历史发展的相似性，这是历史学与现实社会研究结合的最好案例。

值得思考的是，从学科和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为什么类似的研究视角、议题和研究方法很少在我们的当代史研究或当代发展研究论著中看到？为什么现实中的“危局”看起来难以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图尔钦说：“归根结底，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社会权力的。社会由谁统治？统治精英如何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谁是现状的挑战者，以及精英生产过剩在这些挑战者的产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为什么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今天的统治阶级，有时都会突然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并被推翻？让我们开始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吧！”（同上，XIII）说得很清楚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的确至关重要，在看作者是如何回答的同时，让我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开始思考和回答它们吧。

首先是缘起问题。从一开始关注政治一体化和解体（特别是国家形成和国家崩溃）周期的时候，图尔钦和他的同事通过定量的历史分析发现，世界各地的复杂社会都会受到反复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的政治不稳定浪潮的影响。然后从历史回到现实，“我突然意识到，假设这种模式成立，那么我们就正在走进另一场风暴”。于是当2010年的科学杂志《自然》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他明确提出从美国历史的模式和目前掌握的数据分析来看，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将面临另一次剧烈的不稳定高峰。结果是不幸而言中，应该说这不可能是碰巧说对了，因为它不仅是建立在历史模型之上，更重要的是经过在多个不同领域的大量数据分析得出的预测。

其次是研究资料与方法问题。一方面，研究自身所处困境、危局所需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其真实性是没有争议的。要关注的就是被广泛认同的关于工资、税收、GDP（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府机构和盖洛普等组织大量推出的社会学调查大数据，也就是说无需担心因资料、数据的保密或虚假而导致无法进行研究，也不会产生某种关于阴谋论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是运用了历史动力学的方法，“它使用数据科学的方法，将几代历史学家汇编的历史记录作为大数据。它采用数学模型来追踪复杂的社会系统，即我们的社会中不同‘运动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网络。重要的是，历史动力学使用科学的方法，其中的替代理论将接受数据的实证检验”（同上，XI）。这里就可以回答开头所讲的“历史科学”争议，从2010年的预测结果和方法论的合理性来看，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不必怀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说得很对：“‘历史极其复杂和不可预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如果他们是对的，我们便会全部陷入困境，在无数迫在眉睫的灾难面前感到无助。然而，彼得·图尔钦开创了一门让历史变得可预测的新科学——通过应用已经在其他复杂领域取得成功的方法。你会想知道他预见了什么，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见该书封底）

另外就是在书中对于使美国深陷“危局”的统治者集团的尖锐揭露和深刻剖析，这是对前述“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社会权力的”的回应。第五章“统治阶级”有专门一节论述“当今的美国财阀政体”。所谓“财阀政体”（plutocracy）的字面意思是“富人统治”，指的是由经济精英统治国家的政体。具体来说就是：“在美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企业界：大型创收资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如公司、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一些企业部门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多年来，它们获得了军工复合体、 FIRE（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名称。” “根据这种‘阶级统治’理论，企业界间接地统治着美国。其‘结构性经济权力’使其能够通过游说、竞选资金、商人竞选政治职位、任命企业领导人担任政府关键职位以及‘旋转门’（个人在政府和行业职位之间来回流动）来主导政治阶层。事实上，经济和行政两个权力网络以非常彻底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但经济网络是主导。……企业界还通过对大众传媒公司的所有权，以及由私人基金会、智库和政策讨论小组组成的政策规划网络来控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140-141页）对于我们来说，通过观看最近这次美国大选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能明白“财阀政体”是怎么回事。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财阀政体的动机是透明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增加而不是减少财富；其形成和运作也是公开的，虽然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经常试图将其行为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是社会学家用来研究统治阶级内部运作的数据是公开记录的：美国OpenSecrets等组织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金钱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政策的数据，社会学家煞费苦心地重建的美国权力精英关系网可以在网络资源上查看（144页）。作者还顺带谈到了为什么会发生阴谋论的问题，当然就是一方面因为“一群人秘密谋划推进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不惜以牺牲其他群体或者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141页），另一方面却不存在任何新闻媒体和社会研究团体的监督可能，吹哨人也根本无法出现，所有的信息交流渠道都是被控制、被过滤的，因此就会出现阴谋论。

还有就是与财阀和经济精英的敛财与控制权力相反的另一端最广大的人群，相对贫困化的状况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虽然整体经济继续增长，但是流向普通劳工阶层的经济增长份额却开始萎缩，贫富分化的极端化不断发展。非常严重的情况是，“大部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新冠大流行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2000-2016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因自杀、酗酒和吸毒过量而经历‘绝望之死’的人数激增，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则保持水平不变，相应的死亡人数远低于未受过大学教育者。这就是民众贫困化的样子”（14页）。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在关于底层社会的贫困化问题中，生命的健康与死亡状况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更不用说在经历过重大疫情灾害的时期之后，普遍贫困化、生命健康水平严重降低以及因绝望而自杀的“危局”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必须严肃研究的课题。可以看得出，图尔钦对于美国普通民众的身高等健康水平的变化以及自杀现象的研究渗透着历史学家的职业伦理精神，这也是对于真假“历史科学”的重大考验。

“民众贫困化滋生了不满，并最终会演变成愤怒。不满的民众加上一大批精英追逐者，构成了一个一点即爆的结合体，正如美国自2016年以来所经历的那样。”（14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危局”的重要表现就是“民众贫困、精英生产过剩及其引发的精英内部冲突裹挟在一起，逐渐削弱了我们的公民凝聚力，即全民合作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国家很快就会从内部腐败。社会日益脆弱，表现为对国家机构信任度的断崖式下跌，以及管理公共话语和民主制度运作的社会规范的瓦解。”（前言，XIII）总之，“我们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不稳定的四个结构性驱动因素：民众贫困化带来了大规模调动群众的可能性；精英生产过剩导致了精英内部的冲突；财政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政府合法性的削弱；地缘政治因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精英内部的竞争和冲突，这是危机爆发最可靠的预测因素”（32页）。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结构性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方法，这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动力学的基本方法，也是证成预测因素的基础。

作者也谈到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情况：“疫情暴发了，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西班牙流感还要多；他执政的2020年可谓地狱之年，政治动荡导致25人死亡和超1万人受伤，造成超20亿美元的损失。一场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的国会大厦骚乱结束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不和谐时代该如何走向终结。未来的历史还没有被书写。我们所知道的是，推动美国陷入内战的两股力量——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直到2022年仍未减弱。”（30页）这是作者在2023年出版该书之前所写的，面对今天美国大选之后出现的情况，作者想必会对特朗普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总统任期有更为犀利的思考和预测。

最后，在全书的结尾，作者还是对于走出危局的未来抱有信心，这种信心来自对历史和人类文化的认识，是在现实的“危局”面前从历史研究中积极地思考“破局”的可能性：“人类在过去的一万年里经历了特别迅速的演变。压迫普通民众的专制精英一再崛起，又一再被推翻。我们现在再次处于这个周期的瓦解阶段，但当我们身处于不和谐的时代，值得记住的是，人类已经从以前的这种崩溃中吸取了教训。累积的文化进化为我们提供了非凡的技术，包括社会技术——制度一一使我们的社会能够提供水平前所未有之高以及为民众所广泛享有的生活质量。”（264页）因此，“我们‘99%的人’有责任要求我们的统治者以促进我们共同利益的方式行事。复杂的人类社会需要精英——统治者、管理者、思想领袖——才能有效运转。我们不是要除掉他们；关键是要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其为所有人谋利。”（265页）看来还不到“鱼死网破”的地步——在当代世界中，正如作者所讲的人类文化进步的累积已经使这种最悲惨的结局不大会出现，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统治者的制度和民众的觉悟是走出危局的唯一途径。作者在“前言”中这样鼓舞自己：“我要说的是，我们都应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信心，即社会也曾走到同样的十字路口，尽管有时（甚至在大多数时候）这条路通向了巨大的牺牲和社会崩溃，但有时也给大多数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了幸福得多的解决方案。”（IX）虽然讲的是美国的故事，但是那样的一种解决方案无疑是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在积极寻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