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先锋文学研究》，张闳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8月版，402页，98.00元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年表上，应该看到今年正好是“先锋文学”四十周年。

不知道在今天还有多少文学青年在谈论四十年前的那场曾经有声有色、波涛汹涌的文学运动。四十年过去了，当年先锋文学的那张出生纸还值得一再细读吗？曾几何时。有谁知道先锋文学是否在冥冥中已经被后先锋们多次派发了死亡通知书？在文学史的诊断室里，先锋文学的舌苔是否仍然挂在那里？当年的文学青年早已步入老年，但是“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梦是假的。”必须说的是，那个曾经扬起先锋旗帜的文学梦不是假的！

读著名文化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家张闳教授的文学评论专著《新时期先锋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9月），是思考先锋文学四十年来发展历程的很好机缘。该书分为小说评论与诗歌评论两部分，分别对先锋文学的叙事方式与抒情方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既有对先锋文学全貌的描述，又有对代表性作家、诗人的个案分析，并引入文化研究的前沿理论方法，以开阔的视野和切近的视角，帮助读者返回1980年代的文化现场，在时代的语境中感受文学。

全书的结构安排是：上编“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的第一章“先锋小说叙事艺术概观”和第七章“先锋及其之后：虚构与梦想”是对新时期先锋小说的兴衰发展的宏观研究，另外的五章分别论述“马原：叙事的历险”“莫言：感官经验与叙事狂欢”“残雪：梦魇与寓言”“余华：暴力的诗学”“格非：时间炼金术”，这是作者精选出来的五位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以及对其文学创作特征的精练概括。下编“先锋诗歌抒情艺术”论述了三个专题：当代诗歌中的“星星”隐喻、介入的诗歌：先锋诗歌写作诸问题、贫乏时代的抒情诗人，诗人的创作专论则有四章“北岛：一代人的‘成长小说’”“舒婷：世纪末的诗歌‘口香糖’”“小海：像河流一样抒情”和“宋琳：丽娃河畔的纳喀索斯”。

张闳认为：“几十年来的当代中国文学，或可概括为几个关键的句子。这些风行一时的句子构成其历史阶段的概貌。”这几个句子应该就是接下来的四个小节的标题：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二、“匮乏时代，诗人何为？”；三、“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四、“人诗意地栖居……”？（见导论）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这篇导论的题目“先锋文学的‘四个四重奏’”的具体演绎。

作者在“导论先锋文学的‘四个四重奏’”中首先对“新时期先锋文学”下了简明的定义：“通常指的是1985年前后中国大陆兴起的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这一潮流影响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确定了日后文学写作的基本格局。”（1页）然后引领读者重返先锋文学得以产生的历史语境，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现场：“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在政治立场、社会功能、价值论诸方面，与文革的‘样板文艺’分道扬镳，但在话语方式上，二者相去不远。旧的意识形态所沾染的话语方式，依然牢固地支配着主流作家的头脑。至1980年代中期，年轻一代人开始试图创造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文化。从‘样板文艺’的僵硬模式的牢笼中逃脱出来，其‘反叛’姿态是显而易见的。”（同上）这是关于“新时期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入场的很简明和准确的论述：走出“样板文艺”时代的两次精神大逃亡，第一次是价值观的反思，第二次是话语方式的反叛。

作为在1978年春天进入大学校园的“七七级”学生，我可以说是这个文学现场的亲历者，“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与一种精神上的重新生长正好同步。入学之后的校园里四处弥漫着文学阅读的渴求与激情，不管学什么专业，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不关心文学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张贤亮的中短篇小说集《灵与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等文学作品向我们敲响了觉醒的钟声，“醒来吧，弟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1978年）是当时挂在我们嘴边的调侃语。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政治气候中，文学作为精神成长的路径起到了情感与审美批判的重要作用。很多年以后读到意大利文学批评家雷纳托·波吉奥利（Renato Poggioli，1907-1963）说的一句话：“这一代人不仅热爱文学，同时也关心政治”（见福柯等著《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64页），真令人眼热。

就是这样，对文学的热爱与对“文革”的控诉成为这一代人的思想起点。不过，这样的文学景观当然不是从我们这里才开始的，张闳对此有很好的阐述：“文学作为见证，作为政治抗议，这一当代传统可上溯至1970年代初期，甚至是1960年代初期的‘文革’前。郭世英、张郎郎、郭路生（食指）、朱育琳、陈建华、张烨、黄翔，以及稍晚一些的依群、根子、芒克、多多、赵振开（北岛）、刘自立等人，正是在民族的精神暗夜里，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这些人以自己的生命，通过诗、通过文学，点亮了精神的灯盏。诗人依群早在1971年描述过他们的精神状况：“向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的剑。”（4-5页）这段话写得真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早飞的鸟，是我们的精神史上的引言与前奏曲，其中最根本、最耀眼的就是生命与诗、文学和精神的灯盏紧密连结在一起。接着，张闳补充了一个在他看来也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对于文学来说。这种抗议性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非文学的全部。甚至，从根本上说，它对文学也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伤害。”（5页）我很明白、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政治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而且，政治的确会给文学带来某种伤害。我只是想坚持、在某种时刻甚至要强烈坚持的是，文学中的抗议性是永远不可缺失的——因为作为“人学”的文学本身就无法把政治与抗议性剥离出去。

说起来我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文章就是关于文学的。那是在1979年，大学二年级，当时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陕西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上有一篇关于知青爱情的小说，我是当过知青的，于是写了一篇关于知青文学中爱情题材的评论寄给该杂志。没想到很快就发表出来了，还寄来了五块钱稿费，我们班的同学笑称我的稿费生涯从此开始。

张闳还谈到了当年校园里的文学“亚文化圈”的阅读景观，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和进入了九十年代：在他们的枕头底下和案头摆放的是卡夫卡、 T.S.艾略特、里尔克、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罗布-格里耶和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女生们还要加上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些是他们的“秘籍”和文学沟通的暗号，就这样在这个文学江湖里，汉语写作酝酿着革命性的骚动（2页）。非常形象和生动地勾勒出当年校园文学青年的集体剪影。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学启蒙中，西方古典文学名著的补课与现代派文学的启蒙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978年5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出售一批新版的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九三年》《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们下课后就赶到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由于“拨乱反正”与打开国门的历史进程重叠在一起而造成了文艺阅读思潮的急迫转换和思想“内爆”，我们在极其仓促的阅读中奠定了以人道主义思想和专制主义批判为底色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艺情结。在这过程中，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8月）有很大影响。这本文集从多种角度介绍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潮、作品和重要作家，成为我们了解现代派文学的入门向导。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基本精神的一个方面》，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狄德罗《拉摩的侄子》的论述谈到了对冠冕堂皇的政治与道德的虚伪性的批判，令当时的我们大受震动。在黑格尔看来，拉摩的侄子的自私、卑鄙非但不是堕落，而是对向国家献媚的和虚伪的“高贵意识”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思想放在今天也不失其批判的锋芒。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阅读史上，有些概念成为了我们的流行词。约瑟夫·赫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使我们对专制极权的荒诞和专横有了一个贴切的描述语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使“毕巧林”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也使“英雄”发生了“多余人”的转义；施咸荣译的《等待戈多》（多种版本）使我们对荒诞和希望的言说有了最简捷的表达。

应该看到的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氛围，时代的转型变化带来深刻的精神景观方面的裂变，波吉奥利说的那句话被全面颠覆，严肃文学与政治批判不再是精神成长的引领者。真正的问题是，在极度繁华光鲜的多元文化景观的背后是整个先锋文化的消失，校园里更普遍弥漫的是焦虑、功利与冷漠的氛围。

在先后经历了思想与语言的反抗之后，先锋文学最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场语言，并且与美术、电影、音乐一起以新的表达方式打出了鲜明的“先锋主义”印记。张闳对横空出世的先锋一代的集体身份作出了精准说明：“先锋文学不得不在旧文学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城池。其他各种艺术门类（美术、摄影、舞蹈、电影、音乐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任务，也都打上了鲜明的‘先锋主义’印记。它们共同形成了一场全新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新一代人身处一个巨大的文化断裂带上，他们的文化身份被历史地判定为‘断裂的一代’。这一‘断裂’的征候，首先被‘今天派’诗人表达出来。接下来在1980年代中期的所谓‘寻根文学’、‘八五新潮美术’、‘第五代电影’、‘现代派音乐’、摇滚乐以及‘新建筑’等文化潮流中得到进一步的呼应。‘先锋文学’则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最恰当的精神代言者。”（2页）把“断裂”作为先锋文学出场的重要印记，这是很重要的“出生证”和身份标签。在多少年之后面对先锋文学退潮的那一片狼狈的滩涂，“断裂”又成为贴切而令人不无悲怆之感的判断，“断裂的一代”仿佛成了某种历史对一代人的咒语。

在第七章“先锋及其之后：虚构与梦想”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扎西达娃、西藏与文学地理学”，这是很有见地的议题构思，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有其独特的意义。论述从1985年扎西达娃的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的开头关于秘鲁民歌的描述切入，然后敏锐地发现作者所描述的秘鲁民歌和西藏南部帕布乃冈山区的联系“无意中泄漏了1980年代中期新小说产生的灵感来源和叙事秘密。事实上，这篇小说像一根点燃的引信，在短暂的时间里，引爆了当代文学的先锋主义大爆炸。……一位身居拉萨的藏族人，为什么要通过秘鲁民歌来想象自己的故乡？为什么要通过秘鲁和安第斯山脉来比附自己正栖身其中的土地呢？这种地理学和空间形象上的相似性，使得描写西藏的故事，与其拉美原本相比，来得更为相像，更为逼真。”（172页）当这个切入口打开之后，张闳的阐述就进入一个重大的场域之中：“既有的文学观念和话语模式，支配着作家们的头脑。观念和叙事的惯性，使得作家们在处理现实经验的过程中，陷于麻木和陈腐的陷阱，而对西方文学的简单模仿，也难以改变这种局面。在此背景下，西藏因其地理上的特殊性和文化上的神秘性，拉开了与当时主流汉语文化圈之间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流汉语文学的书写惯性和观念约束，因此，它很自然地成为作家们挽救艺术想象力于枯竭的神奇空间，成为新的文化想象力的灵感来源。地理学上的偏移，成为当代文学偏移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迂回。”（172-173页）这是关于先锋文学的语言模式之变的重要阐释，虽然对于接下来所讲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乃至整个西藏文化，是‘文革’后新文艺的发源地”这句话我有所保留，但是我很同意思考这个议题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西藏形象进入小说，则应归功于小说家马原、扎西达娃和马建。他们差不多同时以西藏为叙事空间。西藏在地理上的边缘位置和在文化上的陌异性，以及其在环境中所产生的特殊的时空经验和心理经验，都是他们构建新小说的基本材料”（173页）。在这里提到了作家马建，是新时期文学编年史上不应遗忘的。2015年11月著名藏学家沈卫荣教授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从‘演揲儿法’中拯救历史：元朝藏传佛教传播历史的重构与解读”的学术报告，其中也谈到马建的小说（详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11-23）。

另外，在谈到新时期文学与西藏文化的关联的时候，相对于汉语文学如何从藏地文化中吸取灵感和养分的问题，还可以联系到藏语文学在此期的革新性变化。突出的例子就是1983年在青海西宁出版的藏语文学杂志《章恰尔》（意为“雨露”）上刊登了藏族作家、中央民族学院青年教师端智嘉（1953-1985）的自由体长诗《青春的瀑布》。在当代藏语文学史上这首诗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分水岭式的意义，也有评论者认为诗人的灵感主要受到汉族同行作品的启发（参见劳伦·哈特利《藏语现代自由诗的到来》，收入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因此，在新时期的诗歌史叙事中，《青春的瀑布》也是不应忽视的作品。

与西藏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视角相类似的是关于新时期当代诗歌的“外省精神”的研究视角，只是前者那种文化地理学、人类学的色彩更多被转化为文化中心与边缘的创造性与影响力之间的身份张力和认同心态。问题来源于“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派’乃至整个‘朦胧诗派’在艺术上最成熟的……他们得益于其阶层特有文化特权，较一般公民更早和更充分地获得了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启蒙。在他们能够进行现代主义艺术探索的时候，外省的写作者基本上还处于19世纪甚至更遥远的幻梦中。可见，当代中国的独立写作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畸形的发育状态。而这种发育畸形的后遗症比其本身还要严重。”（399页）这是敏锐的发现，在整个新时期的思想史、文艺史等精神生产与传播研究中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阶层叙事——即便不说是阶级叙事——研究。即便外省写作风起云涌、原创与活力的指标飙升、话语博弈趋于激烈，中心区域的地位因平台资源、权力加持等因素永远是难以撼动的。因此外省诗人永远无法摆脱源自文化上的“外省”标签的焦虑感。于是“其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养成了外省对于中心城市的文化依赖心理，另一方面是供养了一批寄生在诗歌上的大都市学院诗评家，靠了他们的‘钦点’，把诗歌送进文学史的坟墓”（399-400页）。后面这句话说得够狠，应该印发在地、县一级的作协通信的头条，至少表明了一种智性上的尊严。值得高兴的是，新的发展趋向不会那么悲观，外省诗歌写作的独立形象及其日渐扩大的影响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了。而且，作者的敏锐与尖刻把事情的真相讲得更清楚：中心区域的主流写作依然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显然已不具备支配性，虽然他们仍然愿意陶醉在支配性幻觉之中；他们热衷于将私人性的恩怨放大为影响整个诗歌史的大事变，并且很有快感；他们还日益陷于利益和话语权力的争夺之中，其写作只能走向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狂躁和越来越枯竭的迷途。因此张闳说：“外省写作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外省写作在与主流写作的距离和差别（而不是趋同）中，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品质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充分地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本质精神：独立的和自由的写作。”（401页）

潮涨潮退，既是大海的规律，也是文学的命运。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步走过来的文学青年，对于后来发生的变化很多人都会有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记忆。想起来最令人难受的是，当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在1983年纷纷扬扬地唱起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当唱到“多么熟悉的声音 /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 从来不需要想起 / 永远也不会忘记”，会是那样的泪流满面。张闳这样写道：“1990年代初以来，一场作为文学潮流的先锋文学已经成为过去。先锋派群体也旋即作鸟兽散。文学永远需要先锋主义，但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永远是先锋。在所有的人尚在匍匐前进的时候，捷足善跑的文学兔子成了先锋。这样的好机会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实际上自身的速度和潜能也有限，但他们却顶着‘先锋’的桂冠呼呼大睡。先锋派的作品也终于登堂入室，成为学院讲堂上的催眠曲。……先锋主义的沉寂，使整个文学写作陷于市侩和平庸。一些欺世盗名之徒乘虚而入，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学的怪诞景观。”（8页）这是从先锋文学的内部视角作出的深刻剖析，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多么熟悉的声音”之所以沉寂下去，是与“风和雨”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先锋的退潮首先是时代的海啸狂涛所决定的，它必须成为过去，哪怕有很多人有决心也有能力不愿就此散去。

潮退之后的景观真的是悲怆。“作家要么坚持、挺住，要么随波逐流，融入那个此前被他们视作平庸、市侩的时代潮流当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然而，那些选择坚守的作家们，又能靠什么来安抚自己孤寂的心、支撑自己脆弱的信念呢？一些作家则依靠对文学的古老信念，顽强地支撑。在没有胜利的许诺和美好的前景的情况下，顾影自怜。以致有人不得不以殉道的方式，献上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完美的作品，来祭拜文学，挽回文学的神圣荣誉。文学一方面被神圣化，但却是极为脆弱易碎的物品。另一方面，文学则被污卑化，成为市场上最为卑贱的、最廉价的物品。”（8-9页）文学的变质、贬值当然根源于人的变质，作者以形象、犀利的笔锋描绘了这样一幅众生相：“在混乱的文化市场里，先锋派群体抛开他们引以为傲的‘纯文学’可疑的贞操，奔向各自利益的包房。这些曾经捷足善跑的先锋兔子们，如今躺在市场的婚床上呼呼大睡。罗曼蒂克和诗意，降级为偶尔的精神需要，与之前作为生活的全部的状况，大相径庭。”（10页）还有，“网络时代的消费性的文学，是一锅文学稀粥，专供那些精神消化功能障碍的人士上班途中，在地铁上享用的。诗人们安享光鲜亮丽的居所，他们的语言已成为被诗意装修一新的、带卫生间的歌厅。‘诗意栖居’乃是他们聊以自慰的谎言。纵然有豪气冲天的时刻，也只是在饭饱酒醉之余的干号和呕吐。”张闳愤怒地追问：“——那些青春开放的话语角斗士，那些一无所有、无家可归、那些‘腰间挂满诗歌的豪猪’，如今都到哪里去了？！”（11页）其实，如果只是在市场中钻营、下功夫，那还算是好的。更不堪的是为了上升而自甘跌落到污泥中去，转身就为曾经力图砸烂——哪怕当年也是半真半假——的笼子高唱赞歌。不过，在前面张闳有过的一段描述中，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形象仍然是光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文学顽劣慢慢熬炼成了著名作家、著名学者，逐步赢得了话语权。他们的作品是出版商所青睐的，也是文化媒体所热衷讨论的对象，并进入到大学乃至中学的课堂，被他们昔日的同僚和好友所分析和讲授。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成为一种新的写作范式，被许多后继者所仿效。”（3页）这是非常真实的、平和的叙述，也是他们可以怡然接受的。在我看来，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人的变质当然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但只要是从一个大的模范里翻出来的，总有一些根本印记是相同的。

重返先锋文学的现场，然后目击潮退后的滩涂，张闳这部著作给我带来很多触动。滩涂是海岸带平均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潮浸地带，处于海洋与陆地的动态交界处，受潮汐作用影响显著。滩涂既属于土地，又是海域，在现代经济中更是海陆之间的经济产区。这当然不仅仅是先锋文学退潮后独有的景观，而是整个当代精神生产领域的全景，是精神生产者无法逃离的天空、海洋与陆地。但是，既然有潮汐就总有潮涨的时刻，那些曾经在二十世纪产生过的欲望、勇气和才华的先锋文学不会永远消失在二十一世纪。

事情总在发展，世界总要变化，每一次的断裂都同时隐含着新的起点。无论事情糟糕到哪种地步，海德格尔曾经在《存在与时间》中阐述的“向死存在”（Being-towardsdeath）告诉我们，人活着、生存着的方式就是“向死存在”的方式，即“向死而生”——人只有积极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才能获得生之存在的意义，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1902-1968）以海德格尔解释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向死而生”必须在抛弃了基督教的永生幻想之后才能实现，“人的理想只有通过终有一死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实现”（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227页）。

因此，先锋之后的先锋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还有人在写作，只要还残存着半真半假的先锋姿态，只要在写作中还涌动着无耻与良知的交锋，“向死而生”就不是一句空话。先锋、后先锋、后后先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写作在生长、阅读在生长、评论也在生长。即便是再省略的句子、再隐晦的叙事、再曲折的评论、再稀少的阅读，请相信这片滩涂总会有迎来涨潮的时候：先锋文学在那里断裂了，总会在别处重新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