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日]鹤见俊辅著，刘峰译，光启书局，2025年1月出版，326页，82.00元

一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竹内好这个名字在过去显得过于寂寞，而如今又显得过于热闹。《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的作者实藤惠秀曾记载过这样一段往事：

竹内好去世的时候（1977年3月），中国的媒体没有做任何报道。然而几天后，因在竹内葬礼上致辞倒地而不省人事的增田涉去世之时，中国各大媒体却竞相报道。因为增田曾师从于鲁迅，鲁迅与增田的往来书信被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在中国的报道中却只字没提增田是在竹内葬礼上致辞时倒下的，甚至连个“竹”字都没有出现。完全不去提及两人之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就不可能完整地报道增田这个人。我个人因此而为中国的媒体抱憾不已。（熊文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

2005年，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出版后，国内学界才开始了解竹内好，继而发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这样一条日本鲁迅研究的富矿脉。在中文学界，关于竹内好的论文与研究、翻译现在已经难以计数。这样“爆火”的原因，除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在“海外中国学”的热潮中寻求新的自我认同以外，还有其所提倡“亚细亚主义”“近代主义批判”也在为冷战后全球新秩序提供某些思想契机。这样的理解方式，姑且不论对错，如后所述，也算是竹内自己提倡的“作为方法的……”方法吧。

竹内好

竹内好逝世后，虽然没有像其友人丸山真男一样在学界维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但他仍然获得了稳定的关注，差不多每隔十年都有新的和他有关的论著出现。冷战结束后，在将“战后”历史化的新背景下，竹内也获得了新的认可（米谷匡史《アジア/日本》、小熊英二《“爱国”与“民主”》）。然而，1995年鹤见俊辅《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并不属于这个学术脉络。因为鹤见既是战后启蒙主义的亲历者、领导者，也是竹内并肩作战的友人。在某种意义上，丸山的“日本”、竹内的“中国”、鹤见的“美国”都给战后启蒙主义这个特定的舞台设置了各自的参照系。三人之间，有分歧也有共鸣，有争执也有妥协。

鹤见俊辅

文库版《竹内好》

鹤见为竹内好作传，一方面强调“想把他（竹内）当作一个与我毫无瓜葛的人”来写，但另一方面，二人之间的友谊在本书中却是无处不在的。例如，在本书中第一章中，鹤见就写道，他专程跑去竹内小时候出生的村庄，与其在世的亲友聊天，拜访其先祖的墓地，显得十分亲切。此外，由于鹤见年事已高，他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反复发生脑卒中，最后不得不依靠口述完成本书。若两人之间没有深厚的友谊，恐怕是难以为继的吧。鹤见引用了丸山真男在竹内葬礼上的悼词，“间接地”表达了这种关系：

我喜欢竹内的一点是，他绝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他过于苛刻严格吧。但是，所谓“苛刻的评论家”通常都是“严于律他、宽以待己”的。他们很自负，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竹内可不是这样的人，他对别人的不同生活方式是非常宽容的。当然，他也曾对人的处世方法提出过苛刻的意见。但那也具有一种作为原理的“宽容”：人不能随波逐流，在别人基于自身立场做下决断后，即便自己觉得不能那么做，起码也应该尊重别人的行为。很遗憾，这在日本知识分子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大家缺少一种将他者作为他者的同时亦从他者内部予以理解的视角。这是在日本这种“大家都是日本人”的社会里很难培养出来的感觉。日本人啊，总是很难认识到人各有志，如其面貌各异。甚至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全场一致的“毫无异议的社会”。……在竹内那里，或许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资质以及和日本完全不同的来自“中国”的锻炼。他那种丰富的“他者感觉”，和身处岛国的日本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1964年，在思想史研究会，前排中间者为丸山真男，后排中间者为竹内好。

二

1910年，竹内好出生于长野县臼田町，父亲是税务局的官员，母亲一家是地方神社的神祇人员。后来，父亲退休后创业失败，致使原本富裕的一家陷入困顿。竹内回顾道：“由于父亲生意的失败，在小学时代，我们家是一贫如洗的。有时买不起大米就只能吃面疙瘩汤；有时做不出便当就只好请假不去上学。”但小时候，他对贫穷的理解并非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精神上的痛苦”，“贫穷本身并没有让我感觉那么痛苦……不过我内心仍有着一种惧怕之情，担心别人认为我家贫穷，或是议论我家贫穷。这种感觉让人难受”。由此，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到了小学四年级前后，我的人生智慧开始迅速地丰富了起来，产生出了一种自我意识，并开始非常强烈地希望得到外界好评。尤其比别人更加追求虚荣。这往好的方面说，是一种不服输的思想。……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始终支撑并激励着我的最大动因便是内心的自卑之感”。

这种家道中落的感觉与童年时期的鲁迅类似。那个时候，鲁迅还叫周树人，因其祖父周福清“科举舞弊”被检举而导致家族破败。因而鲁迅也是在冷眼相伴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养成了敏感与隐忍的性格。只不过，竹内一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经营失败，而鲁迅一家则是在帝国官僚制腐败未遂的情景中走向了没落。两种社会境遇截然不同，但它不影响竹内在阅读鲁迅的过程中强行“共鸣”。因为竹内是一个性格很洒脱的人，不会去做无聊的文献考据工作或者社会调查（回教研究所的经历或许是个例外，但那是一份按时打卡上班、有业绩要求的工作），也不太参考同时代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一味地沉浸在文学的“特权”之中。

高中时期的竹内好

竹内成绩优异，小学毕业时考入了东京第一中学，同校仅三人录取。但读高中时，由于家庭原因（与继母相处不来），他选择了大阪高中。在此，他结识了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即后来日本浪漫派领导者保田与重郎。战后，竹内重新提及被人们遗忘的“亚细亚主义”“近代的超克”等等，都是因为保田的关系。这个时期的竹内还未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甚至有点反感：“我实在难以忍受他（托尔斯泰）那种道德家般的伪装。恐怕我最感厌恶的就属托尔斯泰和孔子了。”在鹤见列出的竹内阅读书单中，有罗曼·罗兰、安布罗斯·比尔斯、屠格涅夫、芥川龙之介等等。由于不喜欢孔子，他自然也不会喜欢当时日本的汉学家，而学校里的汉文课也成了他“最反感的课程之一”。

高中时期的保田与重郎

然而，由于竹内想找一个继续问家里要钱又不去工作的理由，而中国学科“可以免试入学”，研究中国文学“也并非什么坏事”，他最后去了东京帝国大学。这一年是1931年，竹内好二十一岁。在大学期间，他的阅读更为广泛。鹤见提醒读者，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竹内思想形成有重要意义。

1931年4月，大学入学时期的竹内好，第二排最左。

明治末期开始，在知识青年中，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就风靡一时，其《善的研究》是日本人第一部成体系的哲学著作，获得学术界与市场两方面的认可：

西田对知识、道德、宗教赋予“纯粹经验”的基础，既不是输入学说的介绍，也不是概述性的论述。所谓“纯粹经验”，是指将主观和客观尚未分离，也未加以思考和区分，即事实原封不动、经验原封不动的状态作为基准。西田摒弃了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的近代西欧的主客二元论，试图从连“我”的意识都没有的主客未分化的意识状态中重新把握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暧昧的心情和感觉的重视，是对人的直觉和经验的反省性的重新审视。（紅野謙介：《物語岩波書店百年史[1]》）

这种哲学化的论述，很快会被竹内应用进文学分析之中。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竹内写道：“我下定决心非读此书不可。且通过阅读极为难得地感到自己实现了一场变革。”“《资本论》时至今日仍有一部分存在于我的血肉之中，相较经济结构本身而言，将其加以分解并实现重构的逻辑构造是更具有意义的，在表达上的推导也更加有趣。”比起《资本论》的结论，即“历史决定论”，竹内更看重方法。由此，他获得了批判近代日本社会结构的灵感。

三

竹内真正对中国产生兴趣，始于第一次中国旅行之后。1932年8月，竹内接受外务省资助，开启了所谓的“鲜满之旅”，此后他自费在北平旅游一个月。从他留下了《鲜满旅行记》《游平日记》来看，其目标是学习中文、参观名胜古迹、购买新书。当时的竹内汉语并不好：“我没有汉文修养，感觉这对自己非常不利。当时我的好友包括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他们都是寺庙出身，所以具备一些汉文学方面的素养。寺庙出身就相当于先天的家庭教育，要读经书，而日本的经书都是汉译本，于是自然就学习了汉文。他们在家庭环境影响之下显得更加自如，本身读过相当多的东西。而我，就完全不行了。”他跟着一个中国老师学汉语，读郭沫若的小说《叶罗提之墓》。“读郭沫若时，却全然读不出来。照着老师认真的样子读还是一点儿也不像。老师也不禁失笑”（靳丛林：《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此外，短短一个月内，竹内像“旅游特种兵”一样，在当时公共交通设施并不发达的北平逛遍了“故宫博物院、中山公园、前门、景山、万寿山、长城”等景点。他最感兴趣的可能是在开明戏院看到的梅兰芳京剧，以至于第二次来北平时，还对这些演戏的男男女女念念不忘。

1939年，竹内好在北京。

这个时期的竹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还很陌生，甚至分不清楚“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区别”。虽然竹内在此前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但其日记中也只留下了短短的一行“诙谐幽默，令人倾佩”而已。这次他把握机会，逛遍了北平琉璃厂和西单的书局，如“商务、北新、世界书局、文化学社”，其购买的书中有《胡适文存》、孙文的《三民主义》，以及各种报刊如《创造周报》《新闻研究》《小说月刊》《小说选集》《乐群》《小说选刊》《语丝》，还有古书籍如《四库全书》《十三经》《穆天子传》。此外，他还常去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寻书。如后所述，当时日本的“中国通”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其兴趣往往集中在古典文献之中。因此，竹内收藏那么多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令在北平侨居三年的汉学家池田孝道十分惊讶。这些后来被带回日本的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重要资料（前揭熊文莉、靳丛林）。

在这批约一百册的书目中，其中有一半是张资平的小说，其次是郁达夫、郭沫若。鹤见认为，“如果竹内第一次去中国旅行时不只是待在北京，而是去上海逛逛更好的书店，那么他的收获或许不止于此。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文学的中心已然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在那里，势必能够找到他日后长期重点关注的茅盾、鲁迅、胡适等人的著作”。同年10月，竹内的北京之行结束。

此次实地踏访与观察令他激动不已——“我的中国情缘由此开始”。但同时，竹内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焦灼与不安：“我的目的是要抓住中国人的心，自己去理解，哪怕能深入其内心一步也好。擦肩而过的男男女女，朝夕相处的公寓里的仆人们，对我来说他们充满了魅力，越是如此，我越是对与他们在内心深处所存的隔膜感到不安，感到焦虑。我感觉我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但是我抽不出这种规则。从经验上讲我确信这样一种规则只能通过文学来获得。”（前揭熊文莉）1934年，经好友武田泰淳提议，“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刊行出版《中国文学月报》，竹内任编辑兼出版负责人，将事务所设置在自己家中。

四

“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划时代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竹内一改当时日本社会普遍流行的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而选择“中国”作为该会的会名。尽管他写道，“仅为了避免专有名词在同文的两国之间的翻译麻烦，特此进行说明”，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暗含着从1930年代开始，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知识的一场革命。正如渡边一民指出的一样，“自清朝灭亡（1912年）约二十年间，在日本，以军部为首的实业界都在向中国谋求利益。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时的日本民众对现代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1926年7月，综合性杂《改造》才刊出了第一期关于现代中国的专辑，其“编辑后记”中写到，“日本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有外交礼仪交往，两国的实业家之间也有交往，但本杂志首次计划了文坛和论坛上的交往”。该期杂志随即向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田汉等二十八名中国知识人和木下杢太郎、幸田露伴、长与善郎、佐藤春夫等日本知识人邀稿，对中国从政治到文学，绘画到自然科学，文艺到歌谣做了详细介绍（《戦時下10年の中国と日本[上]》）。现代（同时代）中国开始成为日本知识界关心的对象。

《中国文学月报》第一号，其中“中国文学”四字是郭沫若题字。

北京之行结束后，竹内就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报刊事业之研究”的论文。1933年12月，竹内在东大毕业论文题目也是“郁达夫研究”。在同期东京帝国大学该学科的毕业生中，《郁达夫研究》是唯一一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在《月报》上，竹内旗帜鲜明地对致力于古典研究的“支那学”“汉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二者不是关于“大陆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关于古籍和史籍的内容。东大的汉语教育也只教授文言文，根本不开设现代汉语课程。如孙歌指出的，竹内好赶上了“一个知识蜕变的时期”，他不满于日本“汉学的因循守旧和僵化敝俗”，长期以来这一学问都“以建立自己的‘儒家传统’为指归”，另一方面，他同样不满于十九世纪末诞生的日本“支那学在改造汉学非科学性的同时”，“对于后者因循和僵化性格的无形继承”，其弊端乃“研究者主体的‘缺席’”（《竹内好的悖论》）。竹内认为它们“根本问题源自于其自身的文献考证学的态度”。“清朝考证学”的特点是“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坚定的否定精神”，但这些现在都已消失不见。可以说，“想努力恢复汉学往日的光荣，不论其意图如何，在我看来是一种徒劳”。竹内重申，“为了感到自己的渺小，必须站到能看到中国文学全貌的山峰上”，“就算中国文学这片沃土再广袤，但如果不存在于我的血液中，对我来说又有何意义呢”？（《私の周囲と中国文学》，发表于1937年7月的《月报》）

1935年8月，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周作人访日。

“研究会”一改以前“汉学”“支那学”鄙视现代中国、推崇古典中国的研究态度，开始与现代中国作家建立起友好的联系。竹内秉承“不以翻译为基础的外国文学的研究，终究只是没有根的浮萍而已”之宗旨，在篇幅仅十二页的《月报》上翻译了大量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个名单包括鲁迅、林语堂、周作人、老舍、郁达夫、海戈、严济宽、刘半农、梁宗岱等等。此外，“研究会”还集资邀请郭沫若、郁达夫、谢冰莹、周作人演讲。有人记载了答谢宴的盛况：

和创造社的大人物郭沫若、郁达夫面对面，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当时真是兴高采烈。在拍摄纪念照时，调皮的朋友们非要让我坐在两个大人物的中间。

1936年11月，中国文学研究会欢迎郁达夫。

五

1937年，竹内再次申请到外务省资助，打算前往中国留学。但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他10月才出发。第二次北京之旅，由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竹内感到有些失望：“结果我的期待彻底落空了。……我在一瞬之间就被卷入了洪流。两年的北京生活，竟以饮酒玩乐而告终。”当时的北京城内已经没有了战斗，不过却“有一帮日本随军人员每天都跟在后面。那时候的北京……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带，只要拿到随军人员的身份，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我在当地亲眼所见。在那儿是根本不可能安心学习的，也没有那样的氛围，更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竹内后来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想忘却的一段时光”。对竹内而言，唯一的安慰可能是他与他的中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中国史学者的杨联陞的友谊。1950年，他还撰文《致中国的一位旧友》来回忆这段友谊。无疑，两国交战的事实给他们的交往留下了严重的阴影，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二人都只能尴尬地对时局保持沉默。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对致力于中国研究的青年学者竹内而言，只能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竹内心情复杂地写道：

我们对于中国事变，暗自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疑惑不解在折磨着我们。我们热爱中国，因热爱中国支撑起我们自身的生命。中国在走向成熟，我们也不断地成熟起来。这种成熟可以说是确信无疑的。及至在中国事变的发生之初，这一确信开始崩溃了。它被残酷地撕裂了。残酷的现实无视我们的存在，这使得我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现实越是迫使我们去承认，我们就越是后退、走向枯萎。如失去了船舵的舟筏随风飘荡。我们没有了目标方向。

1950年代的杨联陞

战后，鹤见俊辅曾指出，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其实对战争的规模和程度并没有充分的计划，因此也没有将1931年至1945年为止的对外战争视为一个整体。他回忆道，“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报纸上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北支事变’‘大东亚战争’是零零散散传过来的”，“之所为会让我们这么认识，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们刻意为之”，“这种对战争进行分别的认识，将战争责任暧昧化了”，应该“将昭和6年（1931年）到昭和20年（1945年）的一系列战争进行统一的命名”。故，他提出了“十五年战争”的说法（《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然而，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并不知道后来战争的扩大化。出于知识人的良知，卢沟桥事变后的竹内倍感压抑，因为日本军部不论怎么宣传“圣战”的意义，总也摆脱不掉一种以强凛弱的印象。这段时期内，竹内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为了工作辗转各地，生活上也是入不敷出。然而，就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颓废的竹内好释放了积压已久的情绪，热情地支持了对美开战：

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

有谁曾预想到事态会进展为这样的局面呢？我们在战争爆发前夜仍然相信战争是应该尽量避免的。我们只想到战争悲惨的一面。其实，这种想法本身才是悲惨的。那是卑微、固陋、被禁锢着的想法。战争突然降临，在那个刹那，我们了解了一切。一切变得明白无误。天空高远，清光四射，我们陈年的积郁被驱散了。我们这才刚刚觉悟到，原来道路就在这里，回头顾盼，昨日的郁结之情早就不见了踪影。

中国文学研究会例会

正如子安宣邦指出的一样，这是一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为日本知识人所共有的情绪，连向来被视为是自由派知识人代表、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法学教授，后来劝说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南原繁在此时也忍不住写起了和歌赞美对美开战。其原因“与其说是向英美开战这种鲁莽行为的事实，不如说是战争理念或目的强有力地征服、打动了国民”（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换言之，在他看来，日本的对外侵略终于从“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变为了“对帝国主义”（对欧美）的战争，由此获得了道德的力量。竹内好也欢呼道：

我们日本不是惧怕强者的懦夫！当战刀向强敌扬起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作为一个国民，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吗？正是在现在，一切都昭然于天下。我们的疑惑云消雾散。……如我们曾经历过的那样，……沉湎于女里女气的感伤，从而忽略了前途大计，真是可怜的思想贫困者。

正如鹤见指出的一样，竹内看待开战的方式非常“浪漫化”。这可以说是从思想史介入政治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如果思想史脱离了具体的时空环境（共同体），它可能沦为一场纯粹的文字游戏。索绪尔就曾在逻辑上给予证明语言的“任意性”原则，一个概念可以指代完全相反的意涵（《普通语言学教程》）。战后，在关于战争责任的争论中，小熊英二也发现，反对与赞美天皇制的论者都借用“爱国”的名义，而“一亿总玉碎”以及包围国会大厦的安保运动的论者都在宣扬“民主”（前揭书《“爱国”与“民主”》）。

六

1943年11月，竹内将《鲁迅》交给出版社后收到了入伍通知书，随即被编入华中派遣旅，在湖北省参与了战斗。竹内并不是优秀的士兵，随即被改编进宣扶班，负责语言教育工作。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是热情支持太平洋战争的他了。在奔赴战场之前，他就以“不能去帮政府抬轿子”为由，拒绝了带有赞翼性质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且还自豪地感到“这种不参与的行为反倒是最能为百年之后的日本文学做出的贡献”。考虑到当时日本社会“告密”“转向”盛行，这种拒绝冒了很大的风险。此外，他还解散了不再具有批判性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一味地沉浸在《鲁迅》的创作之中：

若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还能做什么？绝望于绝望之人，只能做文学家。不依靠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支柱，因此，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变成我的。……鲁迅是文学家，他首先是个文学家。他是启蒙者、学者、政治家，但因为他是文学家，也就是放弃了那些身份，因此外化出来的就是那些身份。

游离于政治的不是文学。从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破坏这个影子，换言之，即自觉到无力，由此，文学方成其为文学。……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要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了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只会死亡。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

事实上，这样的言论方式，与其说是鲁迅式的，不如说是同时代日本浪漫派式的思考（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何谓“现代的超克”》）。正如桥川文三指出的一样，“浪漫派”喜欢“反讽”（Ironie）的论证方式，“那是在一种在颓废和紧张的中间无限保留自我决定的心情与态度。一般而言，处于某种政治无力感的中间阶层知识人，虽然或多或少掌握了某些资源，但在现实中，他们总是倾向于逃避道德和政治责任”（《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不过，竹内本人并不会在乎这种指责，因为他明确表示，“我想写的，是在我想象之中的那个名为鲁迅的人”。

1942年，右一竹内好，在上海拜访鲁迅墓。

1945年8月，在洞庭湖边的岳阳市，竹内以和“开战”同样浪漫化的态度，迎来了“战败”：

我当时猜想，天皇的广播究竟是要宣布投降，还是要鼓励大家继续战斗。最终，还是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显然高估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我虽然曾预想过战败投降，但没想到日本的投降竟是如此上下一致。那时设想的桥段是，美军实施登陆，引发了日本主战派、主和派之间的权力分裂，然后便是一场剧烈的革命运动席卷全国。由此导致全国人口减少一半。而失去了最高统帅之后，派驻各地的部队便成了孤立的单位。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在沦为游击队的军队里会被分派怎样的任务，打算要认真地思考一番。那真是一种浪漫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浪漫派”对政治和道德的无力感支配着竹内好：

8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个屈辱的事件。既是民族的屈辱，也是我本人的屈辱，是一场痛苦的回忆。回望波茨坦革命那艰苦的发展动向，我总是会痛切地思考，8月15日当时，日本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走向共和制的可能。明明存在可能性，却没有付出努力将其转化为现实。在此点上，我们这一代给子孙留下了重担，是必须承担起连带责任的。从记载来看，我们在8月15日之后甚至未曾积极主动地提出过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无论从民族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们当时都可谓像傻子一样窝窝囊囊地迎来了8月15日。……社会科学者们曾对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有过分析。但是，顶着痛苦将已经融入我们骨血的天皇制完全清除出去的工作却还做得不够认真。如果能够把那些“奴隶之血”一滴滴地挤出来，那么某一天早上，我们会猛然意识到，自己已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七

战后，竹内重新拾起了被视为是禁忌的“浪漫派”“大亚细亚主义”“近代的超克”等议题，参与了“近代主义”“民族主义”“国民文学”的争论之中。他写道：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们，避开鲜血淋漓的民族主义而前行。把自己判定为受害者，将民族主义的极端化看作自己责任之外的事情。抹杀“日本浪漫派”被认为是正确的。对日本浪漫派白眼相向是没错的，但真正打倒日本浪漫派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外力。没必要将其粉饰得像是自己做的一样，也不应该对自己的力量盲目自信。否则，噩梦或许可以忘却，但血污永远洗刷不掉。

按照小熊英二的分析，在急于摆脱战争责任，抢夺道德制高点的舆论战中，竹内提出了一条“血色民族主义”的批判方式。“战后的知识人仿佛忘记了自己也是‘沾满鲜血的民族’中的一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化及现代化等‘观念和词语的权威’，‘其目的也只是自己一人能够摆脱战争责任’。”他坚持“要与民族主义进行斗争”，“要亲手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垢”。“一切说过的话要像血肉一样伴随人一生”，“无论别人如何给我定罪，我都只能带着这种思想下地狱”。他提醒日本人注意，区分左右的意识形态没有意义，“昭和时期的左翼运动”最终产生了“新型的大陆浪人”，（日本）“过去的共产主义者中，在战争期间发生转向并比非共产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协助战争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爱国”与“民主”》）。

他所要批判的，是整个“日本”。在此，他将中日两国的文化加以类型化来审视，前者是“回心”，而后者则是“转向”。“表面上看来，回心与转向相似，然而其方向是相反的。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转向”的文化没有出路，“因为在这里没有发生抵抗，即没有想保存自己的欲望（自己本身并不存在）。没有抵抗，说明日本并不具有东洋的性格，同时，它没有自我保存的欲望（没有自我）这一点，又说明日本并不具有欧洲性格。就是说，日本什么都不是”。

竹内好晚年

1944年出版的《鲁迅》

由此，竹内从反欧化的亚细亚主义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在他看来，“亚细亚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一种对抗轴”，“通过文明的否定进行的文明重建，此乃亚洲的原理，把握该原理者乃亚洲。……日本是西欧还是亚洲，不应当仅仅依据工业化水平来判定。应当看到，那涉及是否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发现更具包容性的价值体系，是否有能力完成文明的虚伪化。如果能够完成那种发现，即与亚洲的原理发生关联，否则，则只有与伪文明相伴而行”。

竹内并非鼓励与西洋对抗，“自由、平等之类的文化价值观，在从西欧渗透过来的过程中，不言而喻……由于它是通过殖民侵略而获得支撑的，因此该价值本身弱化了”，能够重新将此种已经弱化的价值提高到固有程度的，就是亚洲。这不是一种作为实体的亚洲，按照他的话来说，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亚细亚主义”（子安宣邦：《“现代的超克”》）。竹内表示：

为了更大规模地实现西欧式优秀文化价值，再一次由东洋反过来将西洋包含，在相反的方面，西洋本身从自己一方开始变革，为了通过文化性的反攻或者价值层面的反攻，东洋之力将西洋创造的普遍性价值进行更高的提升，而改革西洋。这成为今天“东对西”的问题点。……在进行那种反攻之际，自身必须拥有独特之物。若问那为何物，我大概不认为那独特之物是作为实体存在的。但是，作为方法不是能够存在的吗？

鹤见指出，“作为方法的……”这种句式“并不属于社会科学中常见的用语，从修辞角度而言，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但对此，他还是表示理解。这也是为何日文传记的原标题是“竹内好：一种方法的传记”的原因，“尽管竹内会利用一些假说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上，其最大的特征却在于……在自我未得满足的情况下反复提问，一个接一个地抛出问题”。“从鲁迅那里得到问题并在挑战问题时获得启发，在这一点上，竹内的做法和明治以来历代优秀人物的做法是极为相似的，即是从外部获得问题并在外部寻找答案。但是，他们却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其重点在于能够通过自己对鲁迅的解读，让一个又一个的读者领会到读书的新方法。他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为明治以后的日本精神史提供了新视角。”鹤见继而写道：

为了活在当下，竹内曾尝试去构建一种独特的日本形象与中国形象。……和他一样构建中国形象并尝试将其与自身成长联系起来的中江丑吉、尾崎秀实，以及构建亚洲形象的大川周明、冈仓天心，也会引起竹内的共鸣。在这一点上，构建日本形象的保田与重郎本应是与他们一脉相通的。只不过，保田的日本浪漫派选择把自己关在自己所构建的形象之中，和竹内拉开了距离。晚年的竹内曾留下过一句自勉的话，“偏见有趣，无知无趣”。这句话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日本浪漫派的看法，同时也展现出了想要与之分道扬镳的决心。

鹤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良好训练。没有材料显示他与浪漫派产生过的共鸣。不过，作为时代的经历者，他也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将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发生的转向现象，一律都以“背叛”的恶名统称的话，我们就会丧失从谬误中发掘真理的机会。我认为研究“转向”的价值在于，错误中包含的真实部分，比真实中包含的真实对我们更为重要；当然，前提是真实中真的存有真实的话。如果我们能对错误中包含的真实，更用心地加以深入定义，我们就能具备通过错误探寻真理的方向感。（前揭书《精神史》）

或许，这是鹤见与竹内所共有的一种思想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