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先生在长乐路书库（合众图书馆旧址）

顾廷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1995年顾廷龙先生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发布的《顾廷龙同志生平》中提到，“顾廷龙同志在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等领域亦硕果累累，他编著的《吴愙斋先生年谱》《古匋文孴录》《尚书文字合编》（和顾颉刚合著）等，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享誉海内外”（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图书馆杂志》，“沉痛悼念顾廷龙同志”，1998年第5期，第1页）。

虽然官方在总结顾廷龙先生一生事业时，提到了他金石学研究者的身份，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顾廷龙先生曾走进金石学的世界，并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如为吴大澂编写年谱、为吴大澂和潘祖荫的藏器编目、写出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古陶文词典等。而这些成果主要产生于他到合众图书馆工作以前。本文着重从顾廷龙先生的成长、学习、交游来展示他这一时期与金石学的交集。从这些史实和研究成果中，不仅能见证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历程，也展现出金石学和金石文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独特的侧影。

复泉山馆与攀古楼：家族氛围与顾廷龙的金石眼缘

顾廷龙1904年出生于苏州市严衙前混堂巷，十一岁那年，他的祖父顾祖庆买下严衙前一座前清布政使朱之榛的旧宅。在清理庭院时，顾祖庆发现了一个形制古朴的井栏，清洗以后发现，原来这是在金石学名著《语石》中留名、为金石家久访不得的苏州城内著名的宋代二井之一——“复泉”。

此井是南宋绍定三年（1230）十二月沈氏为纪念因难产而亡的妻子王氏而凿的一口义井，井圈有七行题记。明崇祯七年（1634）四月，顾宗孟在自家宅院中发现此井，重新疏浚并在井圈的两面分别题刻“顾衙”“复泉”。

得到这样一件于史有征的石刻文物，顾祖庆心中大喜，不仅将此物移到他的书房，还将书房命名为“复泉山馆”。顾廷龙的父亲顾元昌是苏州有名的书法家，平素“笃好石墨，力事网罗”（沈津《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页，下引此书，版本均同）。1929年，顾廷龙对金石学的兴趣正浓，顾元昌命他椎拓了整个井栏，拓片被裱成大册页。顾元昌对此井栏做了一番详细考证。1930年开始，顾氏父子遍征友朋题跋。题跋者中不乏当时的金石学名流，除了顾家长亲王同愈，还有张一麐、容庚、商承祚、闻宥、章钰、唐兰等人。顾廷龙曾印过一种自用笺，此笺正中为王同愈所书“复泉”二字，边款“起潜启事牋，栩缘书”。此上种种足见顾氏三代人对此石刻宝爱之深。

沈津《顾廷龙年谱》

其同族顾之义（顾颉刚祖父）、顾柏年（顾颉刚之父）也好金石碑帖。顾颉刚1961年12月1日在《卖书愿望》中提到，“先祖一生爱好金石学及古文字学，关于这方面的藏书约5000册”（张巍《春华集：2017年度中华书局员工文选》，“顾颉刚先生的一篇佚文（附致姚绍华信）”，中华书局，2018年）。顾颉刚祖孙三代的拓本收藏不可谓不富，顾颉刚去世后其家属捐给首都师范大学的拓片数量超过了一千件。顾颉刚1927年的日记中，就有顾廷龙与其父同到顾颉刚家中观赏金石碑帖的记录。

顾廷龙的家族是有名的苏州望族，其曾祖姑嫁给了吴大澂的外公、金石学家韩履卿。顾廷龙后来撰写吴大澂的年谱得到吴大澂嗣孙吴湖帆的大力支持，得以过眼吴大澂的藏品。而顾廷龙的外叔祖王同愈也是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他不仅与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交好，还是吴大澂非常倚重的门生兼幕僚。

1922年顾廷龙和潘祖同的孙女潘承圭结婚。潘承圭的哥哥潘博山（承厚）和弟弟潘景郑（承弼），与顾延龙往来密切。潘祖同是潘祖荫的堂兄。顾廷龙因为这层关系，得以遍览攀古楼的旧藏。潘博山以藏书闻名近代，也收藏有不少金石拓本。顾廷龙写《古陶文孴录》，潘博山为他提供了不少古陶文拓片。

潘景郑从少年时代开始收藏石刻拓片，自谓对金石碑版的喜爱程度不下于宋代的赵明诚。他的收藏“自壬戌（1922年）迄丙子（1936年），十五年中，积书卅万卷，石墨二万通”（潘景郑《著砚楼书跋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页）。顾廷龙在苏州时他们常在一起谈论金石，潘景郑1933年的三条日记正好记录了他们在一起玩赏拓片的经过：

6月29日：“午后，跋起潜所藏《晋辟雍碑》。”（潘景郑《潘景郑日记》，苏州博物馆藏手稿本，下同)

7月15日：“午后，起潜介绍一张天放君来，此人是起潜之师。因出示书、金石等若干种。佩诤同来，即与同往安徽会馆稍游，又至怡园略憩。至集宝斋坐久，拣金石拓片数品。起潜邀陪张君至凯司令晚饭。席散，同至新苏饭店，略坐而还。予赠张君敦拓二、盉拓一。”

7月22日：“早起，往博习医院，又至起潜处稍坐，起潜以真定拓为赠。”

这样的家族氛围和得天独厚的金石缘分，将顾廷龙从古文字学的世界逐步引入更为广阔的金石学的世界。二十四岁那年，他正式跟着王同愈学习金石学。

跟王同愈学习金石学的经历

顾廷龙童年时代从家里看到吴大澂篆书的《论语》《孝经》，“喜而摹之，取以校读本，奇其诘屈，未详为谁氏手笔”（沈津《顾廷龙年谱》，第10页）。他的父亲告诉他，这是吴大澂集古文字写的。顾廷龙对篆书、古文字、金石和吴大澂的兴趣种子，在这个时候种下了。

出于对篆书的兴趣，1923年顾廷龙正式开始学习《说文解字》，教他的人是其父请的一位程先生。1925年顾廷龙考入南洋大学机械系，然后转学到国民大学，由商科转到国文系跟随胡朴安和闻宥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1926年，顾廷龙与顾颉刚就《说文解字》展开过讨论。顾颉刚认为《说文解字》不仅漏收字，还收了不少伪字，研究此“败絮”没有意义。但是地下出土的金文、甲骨文就要可靠得多（顾廷龙的回信，发表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九期上）。1927年，也就是与顾颉刚讨论《说文解字》的次年，顾廷龙开始在王同愈家坐馆，同时跟王同愈学习金石学与目录学（沈津《顾廷龙年谱》，16页）。这段经历令顾廷龙童年时代看吴大澂篆书时种下的那粒种子开始迅速发芽、成长。

王同愈是晚清民国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书画家、金石学家。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曾任湖北学政、江西提学使。他从吴大澂任吉林事务帮办时期（1880-1883年）开始就跟着吴大澂，对吴大澂的为政、治学与金石研究可谓理解至深。他曾和黄牧甫等为吴大澂编辑《十六金符斋印存》，吴大澂去世前后王同愈又校录了《愙斋集古录》。

吴大澂的金石研究涉及金石文字考证，器物的名称、制度、沿革与流变的考索，其中尤其以金石古文字的研究影响最为巨大。他有一本影响至深的古文字学著作——《说文古籀补》。此书以新发现的铜器铭文为编书材料，所编的字全部来自拓本。吴大澂认为《说文解字》所收文字为东汉盛行的“俗书”，他提出在“古文”之前还有“籀文”。更为重要的是“吴大澂从古代实物铭文的字形变化，探求文字演变的源流，是在训诂学之外开拓了一个研究古文字的全新视野”（罗勇来《吴大澂的金石学研究与篆书》，《书画艺术》2007年第5期）。显然，吴大澂的金石古文字学问对顾廷龙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他不久前刚与顾颉刚就《说文解字》所收文字的真伪问题作过辩论，而顾颉刚告诉他研究《说文解字》要注意地下出土的金文、甲骨文。

为了给顾廷龙打开金石世界的大门，王同愈特地找来吴大澂、潘祖荫、翁树培、叶志诜、龚孝拱五家的批本《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令顾廷龙汇校一过。这样的学习，令顾廷龙学会辨识器物，知道器物制作的名义，学习了金文，也掌握了辨伪的方法。

在王同愈的影响下，顾廷龙也被吴大澂的学术魅力所折服。1929年冬，他发愿为吴大澂写年谱。为了写《吴愙斋先生年谱》，顾廷龙从吴大澂嗣孙吴湖帆、亲家费树蔚以及其他亲朋那里过眼了大量吴大澂的藏品与金石学文献，潜心钻研了吴大澂的金石研究的成果。

吴大澂是第一个对古陶文进行学术研究的人，著有《三代古陶文字释》四卷（稿本藏山东博物馆）、《簠斋古陶文字考释》和《读古陶文记》一卷（二书稿本藏国家图书馆），他的《说文古籀补》中也收录了不少古陶文。陈介祺评价吴大澂的古陶文研究发古文字未发之藏。

顾廷龙1936年的专著《古匋文孴录》就是在吴大澂古陶文研究的启发和影响下做出来的成绩，“颇采愙斋之说，则皆见之手批于拓片者”（顾廷龙《顾廷龙全集》，“跋谢国桢藏簠斋藏匋拓本”，589页）。

吴大澂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大篆深受其金石研究的影响，他将金文掺入小篆，在邓石如和钱坫以外别开一面，形成了力浑气厚而不失规范的风格。顾廷龙的书法成名甚早，且以大篆成就最为有名。无论从风格还是结构来看，顾廷龙的大篆都受了吴大澂的影响（有关顾廷龙书法的研究，可以参看曲阜师范大学牛程的硕士论文《顾廷龙书法研究》）。前文提到，顾廷龙最早对篆书与吴大澂发生兴趣，缘于童年时代看到并临摹吴大澂金文篆书《论语》《孝经》。吴大澂临摹最多的金文铭文是《毛公鼎》《散氏盘》与《虢季子白盘》，其中《散氏盘》曾临过一百遍。而《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也是顾廷龙临摹用力较多的范本。吴大澂喜欢用金文写信，顾廷龙对此也有过模仿，在他1935年写给叶景葵的一封信中，就通篇使用了金文（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手札精选》，2004年10月）。

关于顾廷龙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顾廷龙全集》收录了顾廷龙在王同愈家学习金石学时做的两册笔记《起潜闻见录》（一）和（二）。这两册手稿是顾廷龙读龚孝拱《器名文录》和《金石识余》和《石刻文字》时做的摘抄，间有按语。摘抄的内容以文字考释为主，其中石刻类记录了出土信息、考据点以及书法价值。由此可见，他这一阶段的学习走的都是传统金石学研究的路径。

顾廷龙在王家的学习显然很令王同愈感到满意。1931年7月12日王同愈在致顾廷龙的信中评价：“内外孙辈中，惟足下与冀东最为老人心折。学业、志趣、品行三者公备，恐千万人中不易一二睹也。”（沈津《顾廷龙年谱》，23页）

转型：顾廷龙在燕大的金石学交际圈

1931年7月，顾廷龙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9月11日抵达燕京大学，从此正式在容庚门下做研究生。

顾廷龙入学燕大这年夏天，在河南省洛阳原太学遗址处（偃师市东大郊村）出土了《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当年12月，他在《燕京大学》第10期上发表了《〈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跋》。顾廷龙是最早对这个碑作出研究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余嘉锡）。这篇《跋》也是顾廷龙发表的第一篇研究金石的文章。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

从内容中可以看到顾廷龙的研究视角有六端：一为考订史实，如《晋书》载孝武帝泰始六年冬行乡饮酒之礼，顾廷龙据此碑考证出六年十一、十二月所行礼实在十月。而三年和六年正月及咸宁四年之行礼，史书均失记。二为考证行礼程序与史书所载不同之处。三为从碑阴之题名中考证古籍散轶情况。四为考证晋初官制。五为考证西晋太学典制。六为考证文字之通假。关于此碑书法，顾廷龙认为“是碑八分书，颇具两京遗意”（顾廷龙《顾廷龙文集》，18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2002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章钰评价顾廷龙的研究“通过对学籍统计表证明‘当时蜀吴尚未统一’的观点，为他人眼光所不到”（70页）。童岭在《晋初礼制与司马氏帝室——〈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胜义蠡测》中评价顾廷龙的研究“余（引者按：余嘉锡）、顾二氏的业绩，七十多年后至今未能有人整体超越”（《学术月刊》， 2013年，149页）。不过从顾廷龙研究此碑的六个方向可见，此时他的金石研究侧重“考经证史”，依然是传统的路径。

1932年6月，顾廷龙硕士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说文解字》中的废字废义。为再图深造，顾廷龙申请了燕京大学奖学金（1932-1933），他当时要做的题目是“宋代金文集释”，还为这个课题写了一个研究纲领——《宋代著录金文集释》（顾廷龙《顾廷龙全集》，544页）：

一为校正文字。据静庵所录六百余器，凡一器数经著录者，则取各本参互校定，依最晰之本，重自手摹。如现在尚存拓片影本者，则据以摹入。如文字模糊，笔画谬讹，则从其他金文结构之例，寻其致误之迹，可以是正则正之，否则阙如。

一为厘定名称。宋人于器上所冠之名多未确，如敦彝之为簋，簋之为盨，匜之为觥，希师重编著录表已酌为厘定矣，今悉本之。倘复有可疑者，就师商正焉。凡经更名者，则于篇末备注各家之原称。

一为汇集众说。各家考释甚多，散载不易检读，今芟取众长，简附己见，冀与达者共明之。以宋代著录之金文，依《集释》所得，汇录成编，其例一如希师之《金文编》，聊备通检云耳。

从这份提纲可见，此时顾廷龙的金石研究已从古文字的研究扩大到古文字与古器物两个方面。也跳出了传统的“证经校史”的范畴。这个观念的转变显然是受了其导师容庚的影响。容庚早在1927年就发表了专门研究青铜器的文章《殷周礼乐器考略》，将对金石的研究扩大到器物本身。

容庚对顾廷龙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容庚北平日记》中，还有顾廷龙的回忆中可知，两人多次一起出入古玩店，甚至在容庚的日记中留下了两人一起购买拓片的记录。容庚还带着顾廷龙拜访马衡、福开森、于省吾、唐兰等金石名家。这些金石学家相较于吴大澂、王同愈而言，都是新派金石学家。

如果在金石圈没有相当的人脉，研究金石就很难出成绩。因为这关乎金石拓本获取渠道的通畅与否、掌握拓本的多寡，以及研究的深浅。考察顾廷龙的金石研究，除了他的家世、在燕大跟随容庚的学习经历，还不能忽视他的另外几位金石师友。

闻宥是中国民族学、语言学、金石学、铜鼓学、考古学家。1926年起，闻宥在顾廷龙当时就读的上海国民大学和持志大学兼职教授，开音韵学课程。1932年秋至1933年夏和1935年秋至1936年冬，闻宥先后两次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除文字学、声韵学以外，还开设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课程。顾廷龙从持志大学毕业后依然与闻宥保持联系。1932年闻宥为顾廷龙手拓的宋绍定井栏册写了题跋。1936年，为《古匋文孴录》作序。闻宥对陶文也有一定的研究，1940年他曾在山东大学的刊物《励学》上发表《齐鲁古匋存》一文。虽然现存的闻宥与顾廷龙的金石往来资料不多见，但是以这两条资料来看，二人平时在金石古文字方面必有相当的交流。

商承祚是我国近现代成就卓著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与鉴藏家。1923年便因《殷虚文字类编》在古文字研究领域成名。商承祚与顾廷龙的交集文献最早见于顾颉刚1929年7月14日的日记。这一天顾颉刚和顾廷龙一起到潘博山宅，看商承祚拓古器。次日顾氏叔侄陪同商承祚一家游拙政园及狮子林，午宴和晚宴分别由顾颉刚和顾廷龙做东。

这两则日记不仅记载了商承祚与顾廷龙的交际，还提到了商承祚的金石活动。可能是商承祚只长顾廷龙两岁，两个人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而且从他们日后的交往中可以看到顾廷龙与商承祚很是投机。有意思的是顾廷龙走上研究金石的路径也和商承祚很像，都是由于喜欢篆书、《说文》而到喜欢金石学。

1931年商承祚和容庚、徐中舒到访苏州，这是顾廷龙和商承祚第二次相会，商承祚在复泉拓本册页留下了题跋。

顾廷龙到燕京大学读书以后，顾颉刚的日记里常常提到，每次商承祚到访顾颉刚家，都有顾廷龙作陪，如果商承祚在顾颉刚家过夜，顾廷龙也会一起留宿。他们在一起写书法，讨论学问，常常畅谈至深夜。他们还在金石拓片上留下了“纸上雅集”的痕迹。

1931年容庚在古玩摊上购得半只青铜残杯，上有铭文“丞不败利”，1932年又在琉璃厂购得另外半只，有铭文“厚世”。与上半合在一起显示出一段完整的铭文“丞不败利厚世”。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收藏的此器拓片及题跋可知，容庚1932年曾分别邀请唐兰、顾廷龙、商承祚、魏建功四人作纸上雅集，分别在此拓上题跋。顾廷龙用金文写了一段题跋，他从古文字的角度引经据典，指出铭文中的“厚”通“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金石书画选》中收录有一份金石题跋《钟鼎墨拓题识》，有1932年5月商承祚和顾廷龙共同题跋的一件拓片，拓上是雍棫阳宫共厨鼎的全形拓和铭文。顾廷龙用此鼎铭文风格的篆书写了题跋，跋文中引用史料考证了此鼎的名称，来历与用途。

章钰为顾廷龙同乡，光绪十五年中举，光绪二十九年登二甲进士，是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校雠家。章钰“校刊而外，旁及金石考据之学，聚古今石墨数千种。临池遣兴，每晨必作字数百，得者宝之”（胡海帆《章氏四当斋李氏泰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上]》，《收藏家》 ，2006年第9期）。章钰“藏拓数量不少，只是没有专目传世，人们有所不知。据了解，章氏藏拓国图收蓄最多，主要是两次入藏所得。第一批是解放初收入的拓本，已编目为1381种1713件；第二批是2002年购买周绍良先生出让的四当斋拓本498种518件。章钰旧藏在国家图书馆被列为专藏，其数量之多，冠国家图书馆所有拓本专藏之首”（同上）。

1931年秋，顾廷龙到燕京大学后不久，就以年家后进的身份去拜访章钰。因为二人同是苏州人，又“于金石目录之学有同耆焉”，很快便成为忘年交。章钰向顾廷龙出示了其批注《语石》的稿本，章的批注多有叶昌炽所未见者，是很好的金石研究资料，顾廷龙特将此本借回过录到自家藏书上。章钰又“尚检示所聚金石墨本，属为审定，手临碑版，命加篆题”（顾廷龙《顾廷龙文集》，136页）。“章氏拓本有跋者多达三分之一，这些题跋多题于签之上，‘有的注明石刻所在,有的注明拓本来源，或考订真伪，或评论书法。’”（胡海帆：《章氏四当斋李氏泰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上]》，《收藏家》 ，2006年第9期）可见，顾廷龙不仅在章家过眼了大量的拓本，拓宽了眼界，还从章钰本人，以其批注、题跋中吸收了大量金石知识。

周季木是著名金石学家，精于文物鉴定，富收藏，所蓄三代彝器、汉晋石刻以及印玺封泥极富。仅就古陶而言，周季木是陈介祺以后收藏最宏富者。顾廷龙与周季木的侄子周一良是燕大的同学，通过周一良，他到周家拜访，周季木凡存拓片，尽以见示。顾廷龙在《古匋文孴录自序》中提到，他研究古陶文的拓片文献主要来自于潘博山与周季木两家的收藏。伤世纪四十年代，周季木的女婿孙师白请将周氏所藏古陶拓片整理成《季木藏匋》，还请顾廷龙作了序。

此外，与顾廷龙在金石方面有交集的还有谢国桢，1931年顾廷龙在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办的展览上结识了谢国桢，谢国桢此时正在北平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这一年谢国桢购得吴大澂所题彝器屏数幅，约顾廷龙前往鉴赏。顾廷龙在谢家抄录了吴大澂留在拓片上的题记与跋文。

从传统金石学到“古文字+古器物学”

为了做《宋代著录金文集释》这个课题，1933年元日，顾廷龙终于读完了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盛昱手批本《郁华阁金文》。《郁华阁金文》共四十册，收集金文拓片千百余种，按照器物类型分别装订，在当时收集金文最为丰富。

顾廷龙对《郁华阁金文》的研究产生了三个成果。首先，顾廷龙汇集诸家著录将这四十册拓本校读一过，着重留意了盛昱对铭文的考释，摘录跟铭文和器物名称相关的题记，形成了《读〈郁华阁金文〉记》，发表在《燕京学报》第十四期。其次，顾廷龙根据这些拓片写了一卷《郁华阁金文目》（此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第三，他在撰写《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时直接采用了《郁华阁金文》的资料。郁华阁的拓片上钤盖了原器收藏者的印，顾廷龙经过统计发现这些拓本十分之三来自潘祖荫，十分之一来自吴大澂。他在《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中说：“余近年编吴氏年谱，将以藏目殿附，辑补得若干条。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顾廷龙《顾廷龙文集》，127页）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潘氏这个目录的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郁华阁金文》。而顾廷龙1939年增订潘氏攀古楼藏器目录时，在《潘氏攀古楼所藏彝器辑目自序》中直言“参阅《郁华阁金文》，采获亦多”（顾廷龙《顾廷龙全集》，498页）。

这年9月，容庚、徐中舒、董作宾、商承祚、顾廷龙等发起金石学社，顾廷龙为会员，可见他此时的金石研究已经获得了当时金石学人的认可。

1935年3月，历时六年的《吴愙斋先生年谱》正式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为《燕京学报》专号之十。此谱从政绩、慈善、学术三个方面展示了吴大澂的事业，至今影响不衰，已是研究吴大澂的一本名著。值得注意的是，在顾廷龙为《吴愙斋先生年谱》写的《叙例》中，总结吴大澂“金石学”的成就时，他以“古文字”与“古器物”取代了“金石学”——“先生于古文字、古器物，开近代研究之先河，在一生学术中最为重要。”（顾廷龙《顾廷龙文集》，525页）

1936年，顾廷龙研究古陶文的专著《古匋文孴录》正式出版。如前文所说，顾廷龙的陶文研究受吴大澂的影响最深，这项工作从他来燕大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此书收古陶文字三百九十多个，以《说文》部次排列。其体例是单字以外，两个及以上字出现的全句录注，方便读者考察字义。张政烺评价《古匋文孴录》：“搜罗最备，考释最精，是过去陶文研究成绩的汇总，也是第一部成功的陶文字典。”（沈津《顾廷龙年谱》，60页）陈邦怀评价此书可与容庚的《金文编》媲美（陈邦怀《一得集》，齐鲁书社，1989 年， 262 页）。顾廷龙也对他的古陶文研究颇为重视，他有个“匋誃”的号直到晚年还在用。

《古匋文孴录》发表的次年顾廷龙写了一篇《读汉金文小记》。虽名“小记”，文章篇幅却不小。全文涉及七十三件汉代金器，先释铭文，后加考证，考证的角度主要是古文字和历史地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做考证大概跟他1935年开始参与编辑《禹贡》半月刊有关系。

未能继续的金石研究

顾廷龙的金石学兴趣由学习吴大澂的篆书萌发，借助其古文字学功底登堂入室，最终在古文字学、金石学、篆书书法等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令人惋惜的是他的金石研究未能继续下去。写完《读汉金文小记》，除了几篇跟金石学有关的序跋，顾廷龙再没有其他与金石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而他那个“宋代金文集释”的课题始终没能完成。究其原因跟他当时被燕大图书馆的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以及帮助顾颉刚做《尚书文字合编》占去几乎全部精力，有很大的关系。

除此以外也许跟金石学在当时尴尬的处境也不无关系。1933年9月1日，容庚、商承作、徐中舒、董作宾、容肇祖、顾廷龙、邵子风、王辰、周一良、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12人共同发起设立金石学会。很快，这个团体又改名为考古学社。这个社团的改名的背后正是当时“金石学”尴尬的处境。

晚清民国以来，传统学术面临西方学术体系中分科治学的时代诉求。面对这一现实问题，金石学人不遗余力地对金石学进行阐释以及学术化构建，但作为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金石学很难在西方学术体系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故而又牵扯出金石学与考古学等的复杂关系（可参查晓英《“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下的重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现代考古学背景下的考古学社》，《考古》2022年第9期等）。同时，一些学人亦尝试将金石学进行大众化普及，但此举又收效甚微（参见崔宗旭：《学术化构建、大众化普及与边缘化处境——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历史境遇探赜》，《西泠艺丛》2024年第2期）。这一时期顾廷龙与金石学的交集，亦可成为金石学和金石文化在这段历史中的一个侧影。

顾廷龙先生到合众图书馆工作后依然有与金石研究相关的业务，不过这些业务以整理为主，且已被统摄在他的图书馆事业中了。在他的晚年，他曾多次表露出要修订《吴愙斋先生年谱》和《古陶文孴录》的想法，但是他的时间与精力已经不允许他将这两件事继续下去。顾诵芬在给《顾廷龙先生年谱》写的《后记》中提到：“他七十年如一日地信守和实践自己的诺言，全身心地耕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园地上，无怨无悔地将自己挚爱的且有所造诣的金石古文字学置于从属地位上。”这两桩未尽的心愿也恰如其分地阐释了顾廷龙先生的那句名言——“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也可谓不负其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