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出门散心去》，田嘉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重光relire，2024年11月出版，304页，64.00元

一

我更想把这部表面上是“散文集”的书视为一部完整和连贯的作品，正如塞巴尔德的《土星之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书中的话题显然颇为丰富，但主要线索相当集中。目录包含了拿破仑、卢梭、巴塔耶、康拉德在内的诸多外国人名，然而此书的旨趣，主要不是赏玩文学史、展览名人轶事或推广“高雅”的文艺趣味；对我而言，《今晚出门散心去》的意义，不仅是一位多年浸淫于文学阅读且有长期写作热情的青年作家终获出版的处女作，也不只是在法国生活过的中国人记录海外“离散”经验、兼具文化随笔性质的文集，更重要的是，作者凭借书写与法国有关的诸多文艺人物的人生经验，颇为有机地串联起自我的成长、交游、对生活的切身的感知，掀开了作者个体的乃至我们这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内面——我在书中读到的，是一个试图以文学为业的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究竟怎样“以文学为方法”来理解自我与这个时代。

由于社会状况的改变和留学经历的普遍化，这代人的海外生活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带来的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体验，近几年来正大规模地渗入年轻作者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中，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尚未变成正式出版物或期刊作品，但已经变得非常容易读到。而在他们笔下，这种留学经历或海外生活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有了极为鲜明的区别：当下中国留学生对于西方世界的直观体验和最初印象，早已不再是膜拜、震惊和迷醉，他们也不会急于在写作中简单地将本国与异国相互对照而展开民族、文化层面的批判和反思，其一大原因在于，在日常的物质条件以至社会的许多组织方式上，中国与欧美的差距已经极大缩小，甚至中国还在某些方面（如生活之便利、交通之发达）超越了西方。

中西之间晚期资本主义的“时间差”已经几乎消泯，非同时的同时性不再存在，于是这些中国年轻作者的迁徙，让我们觉得他们更多是在一个平面的不同部分滑移；他们的体验和写作的结构，不再是文化上的惊奇与对比，而是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语境里调整、审视自身与世界的距离，在重组的疏离与亲密中重新认识“我”和“我”的生活。他们不是以集体的方式，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识、评判和交往，而是以个人主义的方式与异国进行交往，并看出异国本身包含的千差万别的经验。

他们所书写的海外生活经验至少包含了三层：首先是自己意识中，借助过去的种种文化产品而构建起来的对异国的认识；第二层是真正来到异国后所观察到的当地的现实生活，以及作者在当地结交的朋友；第三层是作者被这种异国生活和异国友谊改变了的主体状态。这三个层面，在田嘉伟的文章里彼此覆盖、渗透，并最终熔炼为他想象、重述的一系列来自过去时代的人物。

读这些文章，我能在作者身上辨认出一个让我发生强烈共鸣的主体形象，这种共鸣印证了我与他本人见面、交谈留下的感觉。田嘉伟在任何最严格的意义上都是我的“同时代人”，他出生于1989年，恰好比我大两岁。他和我都属于这样一群人：他们血液的流速，同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〇〇年代之间经济较快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总体上看，中国当代史上从没有哪一群人能像他们这样天然、顺滑地认同和进入“西方”生活——他们仍然是“改开”时代的子女，生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城市（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度过幼年和少年时期，父母往往是在体制内工作，或者至少有一方身为医生、教师或职员。

这一代里的这一群人，在具体的成长经验上当然因地域、家庭环境而各有不同，然而他们的精神底色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仍然尊崇那些文化艺术上的“经典”之作；选择专业和职业时主要考虑自己的兴趣而非工作待遇（但也常常因此感到矛盾、受挫）；至少理念上习惯和支持男女平等；虽然也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但骨子里看不起拜金逐利、趋炎附势……

这种人格，一部分来自当时比较容易获得的大量文化产品的形塑，而这些文化产品主要呈现为各类泛人文主义色彩的书报尤其是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市面上十分常见的西方电影和电视剧等等。正如作者所述，中学时他坐大客车从秀山去重庆买到了法国电视剧《拿破仑》的光盘。人格另一部分也潜移默化地来自父母辈的观念血统和家庭教育。这些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大多曾受益于妇女解放，在改革开放时期习惯了对未来保持乐观，当然，父母的另一部分观念也常常引发子女的反叛或不满。

因此，这样一批人能够相对顺畅地接受和贴近西方的文学、文化与思想，并将西方世界的诸多价值视为“常识”、“普世”、理所应当，直到多年后恍然大悟并非如此。这解释了为什么出生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作者即便时而陷入困窘、颓废，也依然能在异国展开颇有强度的精神生活、建立富有深度的人际关系，为什么他能将西南山区的记忆与欧洲的生活经验紧密编织并自如穿梭其间，在平行叙述时造成某种和谐的共振。而这样一幅笔墨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内核上相当自足、活泼、开放的主体，无论它经历了怎样现实中的挫败和嘲讽，又或者流露出怎样轻松的自贬。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近十年来，从我有限的交往经历来看，不知是否因为妥协于现实的考量，这类人格竟然变得愈发罕有、珍贵。

秀山站

二

《今晚出门散心去》内部各篇的联系尽管松弛，但仍有某种结构。全书起始于回望留学法国之前的个人生活史，然后从一个相对疏离的异乡人视角进入对法国经验的描绘；到达三分之一处，作者“我”的视角开始被替代，接下来占据全书一半多篇幅的各篇文章都有关历史上各个作家或艺术家的人生，而叙述者基本上全都是大人物身边的、往往自己也从事创作的好友或旁观者、协助者，这些叙述仿佛把我们引入一个个梦境深处；最后以作者回到上海工作、开启新的生活阶段为结尾。

这些文字闪烁着源于二十世纪初俄苏的诗化散文（ornamental prose）的音调，语言整饬、优雅却并不密集，充满跳跃和留白。田嘉伟笔下没有对于风景、静物、情调的沉溺，关注重点在于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行动、遭遇，无论是历史上的人，还是作者在当地结识的朋友。所有这些人都被文学以及精神上的亲近感联结在一起。如作者在《卢浮宫的私人采购员》中所写，他最喜欢肖像画，他也正是借助肖像画的方式讲述他所体验到的法国和欧洲生活的。作者时不时轻盈写出“迪厄多内像塔西佗的妻子走进罗马皇帝图密善的宫殿般走进了冈斯的办公室”这样的句子，仿佛投来一束来自肖像画中的静谧、古典、富有雕塑感的光线。

在传统西方绘画体系里，肖像画的地位，介于历史题材画作和风景画之间，暗示了资产阶级兴起之后，人类个体介于崇高与卑微、伟大与平凡之间的微妙地位。而在目前这个非人化力量愈发显著、人之主体不断瓦解破碎的当代，热衷肖像画的趣味似乎显得颇为怀旧、复古。从田嘉伟的文章来看，我们隐隐约约感到，他喜欢的不仅是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从肖像画中浮现的感觉，更在意的是个体的人曾拥有的那种改变、塑造时代的辉煌潜能，而这种潜能已经在我们的时代萎缩乃至消亡。

对这种消亡的注视，伴随着他对那些位于历史边缘的人物的兴趣。此书中部的许多篇章，集中书写了一些围绕着知名人物周围的不那么知名的人物。这些视角各不相同、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叙述，总体上形成一种有关田嘉伟本人的另类的“自我虚构”（autofiction），其另类之处在于，其中虚构的部分，却是以另一些人的真实人生经历为基础的。当作者以摄影师布拉塞的视角看贾科梅蒂，以法语教师瓦东的第一人称谈论他的学生巴别尔，以瑞士作家卡尔·泽利希的身份写罗伯特·瓦尔泽，或以皮亚佐拉的视角看他的老师娜迪娅小姐，他实际上也是把自己投射到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人身上。田嘉伟并不仅仅是在复写、引用和致敬，不仅仅是以葱郁的历史想象力重构这些人物的人生，而是在这些人那里——同时包括这些叙事者和他们所讲述的大人物们——找到了他们和他自己的连接点。

因此，尽管文章构筑了一个基于文本间性的世界，但我们能处处见到“情生文”的肌理，而绝非“文生文”的隔膜与生硬。浮现在舞台前景的，不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而恰好是这些“大师”身边，在后人看来居于次要位置的人。正是他们，比那些最耀眼的名字更能见证当时文学艺术的向心力和属于巴黎的时代精神。他们构成了置身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作者试图接近和理解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欧洲文艺场域（当然也涉及十八世纪）的中介，作者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贾科梅蒂、巴塔耶、巴别尔、阿尔托……而这些“他们”扮演的角色，不正好相似、同构于身为文学学生的田嘉伟自己吗？

他们和作者本人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他们都热爱文艺、都与法国发生了交集，更在于他们的性格与命运内部所包含的某种错位或偏移：卡尔·泽利希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但无人问津，却成为了和他仰慕的罗伯特·瓦尔泽一起散步的朋友和瓦尔泽的遗嘱执行人；瓦东先生年轻时也想成为作家，但后来感到把梦想寄托在自己学生身上也不错，于是发掘了可塑之才巴别尔；接受古典音乐作曲训练的皮亚佐拉原本为自己对探戈这一“粗俗”音乐的爱好而羞愧，但最终接受了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将之发挥到极致……

这些起始于遗憾、不得志的故事，曲折地写出了作者自己在追寻理想与志业时始终承担的压力、怀疑与紧张感。当年，作者母亲和大多数同代人的母亲一样，因为流行的观念、因为家境或儿子的身心状况等缘故，强烈反对“我”选择文学专业，而“我”还是坚持地读了文学；“我”研究着自己也觉得本质上不可研究的文学，实际上是想把延长的求学阶段作为一个中间物、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写作和成为作家；而在完成博士阶段本就艰巨的学术任务、参加各类乏味的学术会议同时，“我”不免焦虑地思索自己到底能不能成为，又该如何成为一名作家。这些长期萦绕内心的问题，无形中迫使他与这些历史的边缘人物、边缘记忆发生对话，正如这些人曾和他们的朋友、他们心中的大师对话一样。

也许投身于这些文本与历史的过程并没有完全消除作者的疑惑，但这些对话本身就照亮了某种借助写作而存在于世的可能。在这些散步一般缓慢、安静、彼此陪伴的对话中，作者和这些人物分享着某种挽歌式的历史感觉。从某种角度来看，作者所居住的法国，展现了西方文明终末期的一隅。这一文明的终结始于现代主义文化的巅峰期，以“二战”期间德军占领巴黎为标志性事件，绵延至后现代主义的今天。

作者坦诚地写出了自己在法国生活时特别是来到异国初期的不快乐：“阅读救不了此时此刻的我”；“想不出一个论文题目，找不到说话的人，我想我完蛋了”……“我”的颓废，映射着普遍的困境：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充满新鲜、充满流动，却仍然难以改变人的孤立感。

在作者周围的世界，虽然没有革命、战争和杀戮等巨大事件带来的精神上的震荡，但人们仍在悄悄死去，生活的线索仍在悄然断开。作者认识的一位写诗的中国女生于2018年在法国自尽，仿佛跌入某种既有模式和循环，让塞纳河多收藏了一份“失意人最后的呼吸”（借用徐志摩的话）；曾经频繁见面、十分亲密的忘年交薇薇安已经失去父母和丈夫多年，尽管作者和她达成某种有距离也有默契的彼此陪伴的友谊，二人却终有一天从此失联；老戏剧演员阿兰的画家朋友自戕离世，从此他不愿再去早年与这位画家一起住过的克勒兹山区……所有这些散落在罕有人知的记忆深处的悲哀，让我联想起爱伦堡等诸多俄苏作家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连贯、安稳的生命之流是奇迹，而自杀、发疯、消失、被捕才是常态。在田嘉伟的散文中，他用克制、冷静的笔触呈现这些事件和情节，甚至只是一笔带过，但仍让读者感觉到笼罩全书之上的、挥之不去的苍凉，而这些命运的碎片，或许多少也映射着十九至二十世纪曾经以巴黎为“首都”的欧洲文化的薄暮之感。

巴黎北站主候车大厅

三

借用卞之琳著名的诗题，我们也在田嘉伟的写作中看到了变幻于小大之间的“距离的组织”：幼年时期的重庆要坐车二十四小时才能抵达，而二十多岁时的巴黎则显得如此之近；母亲晕车，几乎不出远门，但作者自己则游荡了半个欧洲；作者既时而体验到作为“预备”作家宅居异国“窄而霉”屋子的困境，又时而漫游于被阅读打开的丰饶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空间。

我们不仅发现田嘉伟身上走动着何其芳、沈从文（都算是他半个同乡）的身影，也发现了他对卞之琳的兴趣。其实他多次在自己身边找到卞之琳诗意的应和。他曾仿写过《距离的组织》的首句，写下“想望断天涯/看一遍《追忆似水年华》”，“小玛德莱娜”点心这类小物件释放的“非自主记忆”成为普鲁斯特的写作动力，而小物件同样令卞之琳着迷；不久前田嘉伟在新闻里读到秀山发现了灭绝四亿多年的“双叉苗家鱼”化石之后，再次引用了卞之琳的《鱼化石》一诗，而这些古老时间的雪泥鸿爪恰好印证着一个偏僻小城可能蕴含的阔大。

有趣的是，尽管作者对秀山的描写只占了全书很少一部分，但他并没有以巴黎的眼光看秀山，而是始终带着秀山的眼光看巴黎。作者作为文学者的边缘感，一部分来自他主动的选择。带来边缘感的主要不是种族、语言的隔阂，而是他无法摆脱这些问题：究竟如何把有关普鲁斯特、巴塔耶的知识带回第三世界和自己生活的具体语境，如何为文学志业提供合法性证明并最终摆脱这种自我证明的逻辑？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从事文艺创作还是研究、评论，留在历史上并且被人记住的名字永远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只是作为灵感、杰作和天才的小仆役，居于幽暗地燃烧耗尽，然而作者相信他们的命运和功绩是值得被书写和记住的。

根据我这代人的生活经验，我觉得对于文学青年而言，生长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秀山反而比生长在大城市更为幸运，因为那个世界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缓慢、悠闲、不功利，让这个文学青年不会被中学的课业负担、被中产阶级同学的“同侪压力”、被消费主义的浪潮拖垮，让他能有更多时间吸满众多文学书籍带来的养分，从容成长。

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是秀山赋予了田嘉伟看待异域的眼光。他在巴黎和欧洲看到的不是繁华与奢靡，而是追逐作家梦的人们的挫败、忍耐和献身。因为他心中住着一个实际上辽阔的秀山，因此即使在那些最失望、暗淡的异国日子里，他也能凭借文学安住于世界的“小”——不同于追寻世界之大的作者们，这是田嘉伟最独特的地方。